雲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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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告别蛮荒(下):不再回头 --纪念小南兄 “哭着乐”系列之三十一

(2022-09-28 12:04:35) 下一个

前记:远去的小南兄(3)— 稳健人

     

在知青当中,小南外貌平庸,相比于不高的身材,头显得太大,皮肤又粗糙,不像“文人”而像“粗人”。小南若不开口,看起来老而糙,难以显出他的“内秀”来。只要开口,在众多颜值高的知青中,他就立刻“一枝独秀”。

与他聊天是一件极其享受的事情,他见识广,观念独到,又能够容纳不同看法,彬彬有礼地讲述他的意见,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上了他的“贼船”。

后来他在当地农场教中小学,77年开放高考后,他的学生中,有好几位上了重点院校,他自己则因为是超龄考生,只被红河州的师范院校录取。

毕业后他辗转回北京,娶了一位山东老家的女人,他妻子不和我们这些老友交往。小南从不讳言他“惧内”。大约十年前我在北京一个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医院离他家很近,他和几位同学来医院见我,本来约好一起吃午饭。突然他妻子打来电话,说做好了午饭,他二话不说,立刻扔下朋友、打道回府。

他在北京一所大学教数学、统计学。据说他常被邀请外出授课,收入颇丰,花钱很省。他的钱财由夫人掌控,就像他当年在火车上告诉我的“我家的传统是男人挣钱,女人管钱”。

 

告别蛮荒(下):不再回头

我和小南在昆明他表弟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从从昆明上了去河口的小火车。

自私的军人

  在小火车上,又遇到一件令我生气的事情。小火车本来就很挤,好多人没有座位。我和小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两个人轮流坐。

可是旁边的座位上,有位军人带着新婚妻子,竟然让她妻子躺下,他在对面又占了一个座位。有人刚在椅子边上蹭坐,就被他大骂。百姓都怕军人,被骂的人,赶紧站起来。于是他的胖媳妇可以继续呼呼大睡。

我一时间火气上涌,斥责那军人:“好多老百姓都站着,你倒好意思让你老婆躺下。要是让她躺下,你自己在边上站着凉快去,别再占一个座位”。那位军人竟然破口大骂,说坐哪里是他的自由,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身旁的老人硬给挤出座位,摔在地上。没过一会儿,这夫妻二人就鼾声大作睡死过去。那么多妇女孩子和老人却都站着,他们却睡得心安理得。更可气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许多双鞋,堆满了行李架,还占了座位。

天气很热,车窗大开。他们酣睡不醒。我几次跟小南说“趁现在他们睡觉,我把这些鞋盒子从窗口扔出去,不让他再白占地方”。小南几次劝阻,后来大概看我总想伺机而动,怕我真会一冲动,做出什么“得罪”军人的事,说:“别理他们了,我给妳讲我在监狱里的故事”。

铁窗与“凄凉”

  坐监狱是人生的污点,一般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别人也不敢问,他却主动提出,我当然很想听了。

小南说他在文革初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坐过监狱。原因是他和一群中学生反对当时的左派掌权者,公然去“冲击”公安部,这在当年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些人都被江青和中央文革严惩,抓了关进监狱。他讲了很多监狱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那时候每天都盯着窗口,最羡慕的是苍蝇,可以自由地飞进飞出。坐了监狱之后,把其它事都看得淡了,觉得能自由地活着真好。”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忘记了要扔鞋的事。

随着火车一路南下,很多人下车,城镇渐渐稀疏,我也可以侧躺下休息。小火车的两人座其实很短,但是我非常瘦,蜷缩在椅子上一点不难受。身上被风吹得有些冷,就把一条洗脸毛巾盖在身上挡风。小南坚持“君子之风”,绝不横躺下去。我躺了一阵,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坐了起来。窗外是荒野丘陵,车窗外偶然闪过一些小土堆,像是坟墓。

他念了两句苏轼悼念亡妻的词“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又点了一根烟,说:“我刚才看着你,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做凄凉”。在乡下混日子,我一直以“泼妇”自居,绝没想到会有人用“凄凉”来形容我,而且我还没死呢。

恐惧与软弱

我给幺嫂子和老王写过信,我先去他们在大山上的龙堡农场;然后老王送我回连队。火车要进入农场地界的时候,我突然心虚害怕,不知自己会受什么惩罚。

想起1970年初,我探亲超假三个星期,回来被停发工资、饭票,关到开荒的野山上,白天开荒,晚上点着煤油灯做检查、接受批判。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天天晚上站在众人面前做检查,接受批判,黑暗中很多人发出污言秽语,感觉群魔乱舞,精神几乎崩溃。直到有复员军人替我说话,说他们的批判变得很下流。

在开荒山地,男女住在同一间临时的茅草棚内,妇女住在上面,每天爬梯子上去睡。虽然躺下时,底下看不见上面。可是天天晚上都听见下面的男人说猥亵的话。有一次有个男人想爬上来,被我一脚踢翻了梯子摔了下去。我们故意大声放话说,枕边就有割胶刀,谁耍流氓就放谁的血……。文革让我学会:不管处境多惨,或者抗争或者无语,都绝不流泪。因为女孩子的眼泪,往往不能带来施暴者的同情,只能更激发他们的“兽性”。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子不太温柔,大概就是来自这种粗暴生活的磨砺。

当年有其他同学为伴,还有些底气,这次却只有自己。火车驶过我的连队时,我吓得拼命往后缩,怕有人透过车窗看见我。 

小南安慰说“你要实在害怕就先去我们队那边吧。”我想:回来就是要面对这些,关键时刻如果退缩,怎么能办成转插手续?怕归怕,却是躲不过的。

还好,傍晚到了南溪车站,看见老王孤单单地在站台上接我,心有点落在实处,就赶快下车了。老王拿着我的行李,我们摆渡过了南溪河。往龙堡农场去的拖拉机上午就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爬山,开始还有一位苗族歌手与我们同行,带着一把芦笙,后来嫌我走得太慢,他像猴子一样灵敏,几下子就把我们远远抛下。

天黑了,山更黑,路好像没有头,周围只听见虫子的叫声,偶尔有夜鸟的梦呓;时光停滞,似乎无始无终。

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见灯光,到了幺嫂和老王的家。那么晚了还有上海知青来看我,但他们都说一口云南话。

我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几天,我带的一条火腿,很快被吃的只剩骨头了。幺嫂说她家的厨房来去自由,谁有东西可以送来,谁需要都可以拿走,或者当场吃掉。上海知青长期不知肉味,当然不会放过这条“火腿”的。

事成与不舍

怕归怕,却总要面对现实的。老王送我回十一营,说他认识朱大炮营长,会替我说几句好话。我不知道他和营长说了什么,只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比离开北京时更恐惧,更无助。

老王见我可怜巴巴的样子,说“算了,还是跟我回山上吧,我们养妳。”我给自己打气说:必须要闯一闯,不能前功尽弃。

当我在房屋转角处,蓦然与大炮营长面对面的时候,我吓得腿软、几乎发抖。还好他一脸皱纹地挂着笑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瘦得只剩下三十几公斤,睡在竹床上,后背的皮都磨破了。再后来,就如同我在“大炮营长(下)”所写的,转插调动办成了,这中间老王和幺嫂也疏通、出力不少。

我再次上龙堡山,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几天。离开他们时本可以坐拖拉机到南溪车站。可是下山后,看见南溪河正在发大水,黄水倒灌。原来路上的一片洼地,已成一片汪洋。我当然不能走回头路,就卷起裤腿,硬着头皮游向对岸。水中漩涡很多,衣裤都束手束脚。水性好的重庆知青,头顶着我的行李,踩着水在两旁保护,怕我被激流冲入黄浪滔滔的南溪河。

到对岸之后,我钻入草丛换衣服,隔水与老王招手道别。身上淌水、眼中淌泪,心痛而不舍。     

我能离开,除了“天时(中央政策)地利(北京调查组来到)”。更重要的是“人和”:靠那些爱护、帮助我的人,包括火爆脾气的“大炮营长”!

别了,河口!

我坐小火车到了河口,再到槟榔寨一营,那里是小南和小学同学的连队。

当年的大学招生也正好尘埃落定。他们连队的一位知青(后来是我的先生),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招生老师看中录取,成了“工农兵学员”。

大家聚集为给我们送行,买了许多白酒(包谷酒),印象里好像还杀了一条狗。我当时酒量还行(四两60度酒的量),但是不喜欢多喝。每次有人离开,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家心情复杂,很多人喝醉,有人开始喋喋不休、有人胡说八道,还有人吐得一塌糊涂。

有一位男生躺在泥地里,连吐带哭,有人劝他说:“都吐成什么样了,别喝了”。他说:“别管我,我又没浪费粮食,我吐的是血”。

   还有一位男生一本正经地和我聊天,告诫我说,明天去邮局转户口。我说“转户口不是去邮局”,他就和我“较真”,有人说“他醉了”。我不信,他只是脸色苍白,说话却有条有理。等他又去找别人“较真”,我才明白他是真醉了。

 还有两位男生原来是好友,喝酒之后,突然其中一位就指责另外一位“虚伪”;另外一位不善言辞,就喝闷酒,最后都大醉不醒。在人们都放浪形骸时,小南似乎是最冷静的,也许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黑沉沉的,连里派出了马车,送我们到河口火车站。

别了,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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