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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 良师益友 “哭着乐”系列之十八

(2022-06-01 12:16:17) 下一个

1976年虽然天灾人祸不断,下半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也趁着那一波潮流,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凶狠的上司

当时的我,在晋东南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身兼播音员/打字员/电话总机接线员。本来应该是三个人的工作,因为原来在岗的三位“美女”,都有“硬后台”,互相不服,憋着气明争暗斗,常常耽误公事。为了平衡起见,领导就把她们三人统统调走,派我一个人去做三个人的工作,隶属于厂办公室和宣传科。

其实工作也真没有多忙,所以每年“支农”,要求每个科室必须排一个人下乡的时候,两个科室只要派我一人去,就同时满足了两个科室的名额。通常我也下去没几天,就会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回来。

  我工厂的上级领导是四机部。有一次部里派了一个人来视察工作,我还兼任了招待工作。记得他非常惊讶我们厂的“精兵简政”。他再到别的厂子视察时,常常表扬我“一个顶三个”。害得另外几个厂的播音、打字、接线员都生我的气。

虽然部里对我印象好,我却和自己的顶头上司— 办公室主任“相冲相克”。他在厂里是“第一狠人”,整人从不留后路的。因此他常被人咒“断子绝孙”,他们夫妻没有生养,一儿一女都是领养的。他也算是老革命,只不过在打仗时,他蛰伏在山沟里,等大局已定,就兴冲冲地跑出来杀反革命,对杀人还上了瘾。他常吹嘘他如何挥舞大刀或者按动扳机,说“那河滩上满满地躺着死人,河水血红血红的……”。

见我对他的“英雄事迹”没有反应,甚至露出厌倦的表情,他就很生气,开始挑我的毛病,比如嫌我穿得不体面,对领导的话反应不积极等。  粉碎“四人帮”也没能令他有所改变,依然又“凶”又“左”,还常常偷我办公室的设备零件,比如趁我不在时,拔下电子管什么的,用去改装他家的收音机。

当他听说我想考大学,立刻安排了两位亲信来接替我,只不过那两人都反应比较慢。办公室李秘书一直和我关系不错,重要的事还是找我,说懒得“招呼”那两位。

抓住唯一机会

1977年秋天,中央台发布大学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我受的教育只到初中一年级,而且我已经老了(24岁)。这一年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25岁以下可以自由报考,25岁以上必须要工作单位同意和推荐(办公室主任是绝不会推荐我的)。这次机会,是改变我命运的“及时雨”,但也是“末班车”。

山西人多偏向保守,不愿意当“出头鸟”。厂里的人们都认为我考大学没戏,是瞎折腾。比我多上了几年中学的人,专门来考我一些数理化方面的问题,都说我的回答太不靠谱,劝我不要“自讨苦吃”。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不过我已经把话放出去,上司也对我不满,借机在驱逐我,让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穷乡僻壤,找不到复习考试的正规资料,我就“漫天撒网”,只要发现别人有考题,不管青红皂白抄下来再说,短时间内竟然也搜集了几百上千道题,然后生吞活剥地死记硬背。当时记忆力奇好,也不过一、两个星期,把这些题背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来考完试上大学之后,才发现那些题目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答案是错误的。

至于有哪些学校到这山沟里面招生,也无处得知。只是有一次去县城办事,看见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大学的招生广告。我就大概记下了大约十来所学校的名字,至于哪个学校是什么系,招几个名额,我统统不知道。

优秀的补习老师

我在县城培训期间,听说政治考试中,会考到马列主义哲学,而且占比重会比较大。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加上老眯时不时在我耳边唠叨几句“哲学”,就以为“哲学”是和中国道教类似的、一些五迷三道的东西。

我父亲为此专门托人,找到了原来他大学里面的学生,他当时在县城党校教马列主义哲学。这位名牌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貌不惊人,却有大智慧。我请他帮助我恶补哲学,我是“病急乱投医”,却碰上一位极其优秀的老师。他不但有扎实的学问,也有应对“实战”的策略。跟我聊了三、五句,发现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不可能在几小时之内补好课。

他直接对我说:“你现在从头学是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有三个小时,我用一个小时给你启蒙和讲概述,另外两个小时给你押题,妳只要记住这四道大题,懂不懂没有关系,把今天我说的话统统背下来,包你考试过关。而且,我也敢保证,一定会考到这四题中的一或两道,会占总分数的35-40%”。

我认真听讲,三个小时之内大有斩获。那时候记忆力超强,没有笔记,回去之后就背下了那四道题和答案,什么其它资料也没看,反正也不知道该看什么。后来果然让他说中,我背的题用上了,而且那道题占了政治考试40%的比重,后来我的政治考分比其他几门都高。多亏这位名校哲学系的高材生。

令我汗颜的是,那时候去一次县城太不容易,考上大学后,我离开的匆忙,竟然没有去向他当面道谢,真是太失礼了。

我尊敬的右派老师

我那时候还认识了一位县中学的语文课李老师,他为人善良诚恳,可惜的是上大学期间赶上“反右运动”,说了两句实话,就成了右派。不过他被发配到基层之后,因他学问好、人品好,和大家的关系也很好。

我去找他,本是想请他给我补课,没想到变成了闲聊。他很有民国风范。他夫人身体不好,需吃中药调养,他每天都在一个中药铁桕子上碾中药,两手握住一块像举重的杠铃片一样的东西,在桕子里面咯噔咯噔地来回滚。我就坐在旁边,听他闲聊,一次课也没上过。到考试前一天,他说,咱们忘了要复习功课啊,不过也真没什么好复习的。考完试告诉他考题时,才知道有些复习题的答案本身就是错的。

就这样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拨乱反正之后,我离开山西去大连上大学。他得到平反,被调回太原,还是山西省的政协委员。他是大连人,他父亲从满洲国时期就在海关工作,经历了三个朝代(满洲国、国民党、共产党)。

他回家看老父母的时候,还到学校来看过我。记得当时我带着他参观校园,他听见有几个同学在小花园里面背英语句型“what is this?”“who are you?”就非常困惑地问:“大学不是很高雅的殿堂吗?他们背的是……”。我知道他在伪满洲国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些句型,就赶快解释说,有些人像我一样,原来是学俄语的,到大学从头开始学英语。我到美国之后,也给他写过一封信,后来因生孩子、上学、搬家,常在忙乱中,和他断了联系。

考完试之后,托人辗转打听到了考试分数,虽然绝对值不高,却比平均值高出不少。可见当时有不少人,和我同样,都是本身知识水平虽然不够,却勇于抓住机会闯关。当时好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了岸边很多人不敢上,敢上的虽然大部分都掉下去了,不过还是有人能过到对岸。以后造了新桥,却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的了。

我是冬天在北京探亲期间,收到厂里宣传科的李干事打来电报,说我被录取了,让我回去办手续。从此我离开山沟,走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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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京工人 回复 悄悄话 握手77级同道!
shine21 回复 悄悄话 nice
李亚 回复 悄悄话 似曾相識,老初一,77年從山西省考上大學。 紀念恢復高攷40周年時寫過一篇“難忘的77年高攷” 發表在文學城上。
林向田 回复 悄悄话 三个小时补习就能得30/40 分,是当年全国效率最高的补习老师了。
雲河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寒墨' 的评论 : 我的工厂在沁源的一个镇上,边上就是沁河。离长治要坐半天长途汽车
寒墨 回复 悄悄话 冒昧地问一句,你工作的单位是541厂吗?是在翼城吗?可能猜错了,翼城是临汾地区,属于晋南了。晋东南好像是长治附近吧?我也是老初一的在山西生活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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