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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密工厂（上）— 那些人和事 “哭着乐”系列之二十二

(2022-06-20 17:06:07) 下一个

在国内生活、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能记事的人，一定记得“保密部门”、“保密项目”这类词汇。到美国之后，知道在美国的沙漠和偏远地带，也有些国防“保密项目”，不过没有像六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那时，大批沿海工厂从东向西迁移。而且，能够被分配到西部保密单位工作，是一份荣誉。我的一位叔叔，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因没能分到保密单位，一直都觉得很“窝囊”。

后来他本人和他的工厂在电子通讯方面表现出色，他做为工程师被特别邀请到西北核建设基地参与部分工作，他一直感觉“与有荣焉”。当时的核工业基地，没有采取人身保护措施，却很注重成品的质量，为了保持核设施内部的绝对洁净，工作人员要先沐浴，然后穿一件干净工作服，光脚进入作业区（怕鞋子太脏）。

我的叔叔，才人到中年就得了癌症（我们家族中唯一的癌症患者），后来医治无效过世。我高度怀疑，这是那次去西北核工业基地工作造成的后果。

山沟底部的“保密工厂”

言归正传，今天先说一说当时的“保密工厂”。1970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偏远小镇的三线工厂工作。当地虽然交通不便，但是只要不下大雪，每天都会有一班长途汽车，早上从太原开出、经平遥，傍晚到达镇上。所以从北京如果坐夜班火车，赶上早班长途汽车，一天一夜就可以到厂（比从云南回京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路上要走一个星期和遇到变数，就好太多了）。

这些山西的工厂属于“小三线”，不如西部的“大三线”那么偏远。当年Mao指示“要准备打仗”，重要的工厂都必须迁入偏远而且交通不便的地方。我们那附近大约有十多个内迁工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厂，原来是北京东郊某保密厂，他们的厂址也最偏僻。离我们的小镇还有一个多钟头的车程。那里没有公共交通系统，要走一条沿着沁河修的土路，路况很差，坑坑洼洼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河，雨季或者下大雪就无法出行。

这个保密厂建在沁河源头的峡谷中。那里峡谷的宽度不过十来米。谷中布满石头和青苔。在石头下面，有些很细碎很清澈的水流。这些小水流渐渐沿着峡谷聚焦，就形成了沁河之源。谷中两侧的山上都是松树，归太岳山森林局所有。松树通常长在背阴的山坡上，那里峡谷间距很窄，下午两、三点就看不见太阳了，所以两侧的山坡上都长满黑森森的松树。

在这个山旮旯峡谷中，即缺阳光，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地种庄稼。根本当地的农民就不稀罕这地，除非是专门去采木耳、蘑菇，连老乡都懒得去那“沟沟里”。

说到这个内迁厂的选址，据说是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他突发灵感，想起了自己当年打游击藏匿的山沟，难免激情澎湃。他说那时候只要进了这个峡谷，日本鬼子绝对就找不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就好像那首《游击队之歌》中唱的：“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到了和平年代，他听到Mao的“最高指示”，于是原来的战略思想有了新一波的扩展：既然那时候日本人找不到游击队，现在苏修一定也找不到保密工厂，于是拍板选下这个“绝佳地点”，上千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了。

“保密工厂”的洪流

把场景转到1967年的北京，这时老人家还没有说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当时我年纪还小，高三的有些同学却已经在二十岁上下了。听说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要把一批出身好、个人表现优异的66、67届的高中生，“保送”到一个国家重点保密工厂。还有人神秘兮兮地说，工厂名字用代号，地点和产品都保密。后来又听说四机部很多干部的子女、包括副部长自己的女儿，都去了那保密厂。

若干年后，我突然发现，离我一个小时车程的那个山沟厂，就是当年在学校听说过的那个保密厂，只是当年被选中入厂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经转走。原有的“高大上”和神秘，一下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还真令人哭笑不得。

我也听说了这些人中的不少故事，虽然大多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一件事印象深刻。说是某年山沟里面突然发洪水，因峡谷太陡太窄，一下子厂区全部被淹。厂里用高音喇叭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全厂职工，先不要救自己的家庭，而去抢救宝贵的进口器材和昂贵的产品。

工人们、包括那些高干子弟，都奋勇冲进了洪水中。只是器材没有抢救出来，人却被洪水冲走了。有位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中很有口才的头领，也加入了这次抢险。他高呼口号冲入洪流，刚一下水就被冲得不见人影。

还好洪水来的急，去到也快。人们在下游河滩上找到昏迷的他，是被一棵树挡住了。据说他被抢救醒过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Mao大人的语录“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不过有些人却没有他那么幸运，被洪水吞噬，失去了年轻的性命。

“保密工厂”的浪漫与现实

后来，我好友的二哥也从某技校毕业，分到了这个厂，还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厂中那位副部长的女儿。那女孩瘦瘦高高的，不太爱说话，也不太摆架子，感觉是个好女孩。每次这位“二哥”来找我，都要说半天他和那女孩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候很有进展，有时候原地踏步，有时候又说那女孩面对家里的压力，家里又给她介绍了别人等等。

后来那女孩被调离了工厂，好像是回到了北京。我很怀疑是她父亲不放心女儿，怕她和不可靠的人交上朋友。看起来能“成大事”的人，在对待整体“事业”的时候，不但胸怀宽广、也不计得失；不过，在对待自己“私事”的时候，就变得现实小气而计较得失了。

这位二哥还喜欢呼朋引伴，有时候带上五、六个人一起来找我。从此，我的办公室和宿舍，就差不多成了他们厂的中转站。这些人从沟里出来时，都像饿狼一样，我得拿脸盆打饭招待他们，看他们风卷残云吃完饭，再呼啸着回沟里去。我始终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好像也没有逐个介绍过自己。他们每次出山都目的明确，而且时间紧急，大概在饥饿的催促下，没功夫多啰嗦其它事了。

我上大学之后，他们中某一位还给我写过信，每封信都有七、八页之长，他似乎在谈政治、形势，又似乎不太像。总之，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对那些云山雾罩的大议题，也根本没有兴趣。既然“话不投机”，也就渐渐不回信了。

后来回到北京，有一次在潭柘寺偶遇他们中的一位，他和我聊开之后，问我一些问题，还批评我对人“傲慢”。我一开始不明白，就反问他：你们这伙人“来如影去如风”，白吃我那么多饭，怎么还能说我“傲慢”呢？后来总算听明白了，原来那位给我写信的人（忘记叫什么），是有心“追我”，说我一直在“装傻”回避。他们用这种曲折迂回的方式去“追女孩子”，可能是传承了“保密工厂”的习惯，用了太多的密电码和“隐晦”用语，偏偏遇上我这个直来直去、听不懂“旁敲侧击”的人。希望他后来能遇到一位与他彼此“理解”和沟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