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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衣”风波--破解疑案 《哭着乐》系列之五

(2022-03-30 18:09:09) 下一个

公安干警上门调查

应该是在1972年吧,当时我还在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好在我父母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在原来的大学家属楼里面分到一个单元的住房。

本来岁月静好,有一日却出事了。那天,家属委员会的干部带着两名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敲响了我家的门。被公安局找上门,真够吓人的。我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把他们让进门。

那两名干警还算比较客气,把他们来访的起因说得很清楚(今天他们的后辈同行似乎素质不如他们,他们两位没有云山雾罩地吓唬人)。他们也没有贸然上门,而是与居委会先有些沟通,事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到我家的人员状况,是完全清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

那么,公安局调查的起因是什么事呢?是由一件斑斑血迹的白色衬衣而起。当时北京最好的洗染店,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普兰德洗染店,收到了一件被血色污染的女性白色衬衫,顾客要求把这件衬衫染成深蓝色,遮盖住那些血锈色的污迹。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一件脏不拉几的衣服,扔到垃圾箱不就完了,还用得着花钱去染色?那时候,人们都很穷,一个月工资才二、三十元,买这件府绸布的白衬衫,就花了不止十元,而且还花了至少六尺布票。而且这衣服并没穿多久,一点也没有破,怎么可能舍得扔呢?染成了更耐脏的颜色,还能穿好些年呢。

说起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普兰德洗染店的职工,觉得这件白衬衫上布满陈年“血迹”,说不定和哪件血案有关。正好北京刚刚发生了一宗杀人血案,据说凶手十分狡猾,警方一直没有破案,或许这就是一个重要线索和物证......

于是,普兰德店的职工,就把这件血衣送到公安局,公安人员就顺藤摸瓜,按照洗染单上填写的地址,就查到我家来了。说白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云南回京探亲期间,送到普兰德洗染店去染色的。因为我在北京探亲停留的时间很短,等不到去取染好的衣服。我就把取货单放到家里,等时间到了,让我家人去帮我把衣服取回来。

“血衣”从何而来

那么我为什么会送去一件“血衣”呢?容我细细道来:

我们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每天出工干活,常常一身汗一身泥。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干活时候穿的,另一套是不干活时候穿的。

道理很简单,我们去野山砍草或者干农活的时候,衣服上永远沾满泥土或者草浆。我们割胶时,一旦橡胶乳沾到衣服上,是洗不掉刮不脱的,干了之后就黑黑硬硬的永远成了衣服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并不不指望每天穿的工作服,能够保持清洁美观。通常大家下工回来,洗干净身上之后,就换上一套干净衣服。

女生比较要面子,割胶服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次,多少保持衣服的柔软度和没有怪味。很多男生却从来不洗割胶服,里面一层一层的汗水,外面一层又一层的橡胶水,干了之后,那衣服变得又黑又硬,如同兽皮一样,也成了天然的雨衣。

我们连有四个昆明男生住在同一间宿舍,土墙上钉了四个大钉子,专门挂他们那又脏又臭的割胶服。这四位男生高低胖瘦各不同,常常看见矮胖那位,穿的衣服拖到膝盖,高的那位裤子吊到半腰,胖的那位系不上扣子,瘦的那位从后面看好像是个衣架。

一问他们才知道,凌晨3、4点听到割胶的哨声,他们只是随机摘一套衣服穿上,黑灯瞎火的,抓住什么算什么,而且谁也看不见谁。反正住在一起,谁也不会嫌弃谁。

我刚到云南时,还不懂衣服要分出两类:出工的和在家的。我的新旧衣服混着穿,所以很快就没有了一套体面的衣服。

第一年我在林管班,常常会去砍山。我那时只有四十多公斤,而且臂力甚弱,拿着砍刀去砍树,像给树梳头一样,是从来砍不动大枝子的,我那砍刀只能砍草。有一次终于遇到好机会了,见到了一大片野芭蕉林,我的砍刀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芭蕉树的树干虽然很粗,但都是水分纤维,好像超级粗的大葱,大砍刀挥过去,只听见“咔嚓嚓”的声音,芭蕉就齐齐地被砍断倒下,那个感觉实在很爽。

可是过了一、两个星期,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当时穿了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去砍草,和其他人相比,我算是干活清爽、不沾泥带水的人。常常在爬山越岭、钻山过河之后,衣服仍然保持干净。在痛砍芭蕉时,虽然溅了些汁水,但当时那汁水是透明的,与雨水没有区别。不过,到衣服洗过之后,才开始看见了点点片片暗红色的污渍,这令我十分恼火。一问老职工才知道,芭蕉水溅到衣服上的时候虽然透明无色,沉淀之后却变为暗红色。这样我唯一的一件体面衬衣就报废了。

母亲训斥来访干警

后来想到这件衬衣还是半新的,没有什么磨损,就带回北京,想送到一家洗染店,把它染成深蓝色。当时我把衬衣送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最有名的普兰德洗染店。店里的职员告诉我需要等一个多月才能取,我在北京的探亲假期有限,就把取货单子留给母亲,母亲会在到期时帮我取回,等有其他同学探亲回农场时,再把这件衣服带给我。

这种不干不净的衣服,在农场已经司空见惯,大家天天穿的出工衣服,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没有露肉就算很体面了。不过,在八、九千里之外的北京,没有热带那种芭蕉树,即便有几棵,也当宝贝似的护着,哪有可能大刀阔斧痛下杀手呢。在地大物博、南北风物迥异的中国,人们没见过的稀罕事多了去了,北京没人知道芭蕉树的汁水会变色。

加上当时全国人民头脑里都紧蹦着阶级斗争这个弦,于是,这件衣服就被送去公安局了。只是我不懂,公安机关怎么连鉴别血液的工具也没有呢?或者,依靠群众比依靠科学鉴定更重要?

全民破案当然也有成功的前例,就也让基层的群众也很有积极性和参与感,这应该也是好现象。而且公安人员很掌握政策,他们接到报案,先透过家属委员会,了解我家的状况,然后才上门求证。碰巧北京当时正有一宗杀人血案,一直没有破案,他们急于立功,我这件衣服就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我妈妈一开始还沉住气,想听他们说出来访的原委。她很担心我在路上或者在边疆出了意外。等一听明白公安局干员的陈述,立刻“气就不打一处来”,激动地数落起来二位警察同志:

“你们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吃香的喝辣的(就差说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我女儿才十几岁,就被送到蛮荒的边疆砍山涉水,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天天四十多度高温,要吃没得吃,要喝没的喝,病了没人管,死了往山上一埋就完事。荒山野岭原始密林中,到处都是毒蛇、毒蜂、毒蚊子、山蚂蟥,孩子天天被咬得体无完肤。那种穷山恶水,缺医少药的、找不到医生来处理伤口,衣服上当然会血迹斑斑的。

孩子拿件衣服染个色,你们就怀疑上了,有这个警惕性,怎么不向上级好好反映情况,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生活问题。”

据说家属委员会的人,一听我母亲发起牢骚,想起她的孩子也在乡下,立刻跟着我母亲一起数落公安局的干员,说他们正经事不干,群众的实际困难他们不反应、不解决,就会一惊一乍地吓唬老百姓。

干警道歉,关心同情

公安局的两位干员非常尴尬,不敢再多问一句,乖乖的听我母亲和家属委员会大妈一起大发怨言。他们显然也多少知道一些下乡知青的苦难,马上见风转舵,连连道歉,说他们调查研究工作没做好,让群众受委屈了,还表示对我和我母亲十分同情。后来干脆也转变了立场,说出了和报纸上的革命口径完全相反的话,跟着两位母亲的话题说:“这上山下乡的事,真应该多听听群众意见,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总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后来,听说我妈妈去普兰德洗染店取衣服时,店里连染衣的钱也没收,店员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对不起,让您受惊了。

在那个年代,虽然上边“左”得没边,口号喊得离谱,可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不管是商家还是警察,都很有人情味。妈妈给我讲这段的时候,我听得心里暖暖的,可还是埋怨了几句:“您也太夸张了,不过是芭蕉水,哪有那么恐怖”。

妈妈回答说:“你自己倒是没诉苦,可是回来时,都能看见你胳膊和腿上到处是伤疤,衣服常常和伤口粘连在一起,我哪里知道还有芭蕉水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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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 回复 悄悄话 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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