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低压开关厂岁月（一）
【注：本文篇头的相片是二车间工人张西安1973年夏天从开关厂西面拍摄的开关厂全景。】
初进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
2026年2月3日
开关厂的领导安排我和新来的一个年轻司机古清林住一间小房间里。厂里的锅炉房上有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上有三间小房间。我们住的那间就是三间中中间的那一间。大家称古清林小古，他大概刚从部队复员，略比我早些日子进厂。他不是非常合群，对我说不上有什么好和不好。我们相处没什么问题，但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友谊。他对这个厂和他的工作显然都不满意，不久就调到别的单位去了【见文末注一】。
站在大平台上向北远眺，是广袤的关中平原，人称“白菜心”。一眼望去，完全没有了城市的踪影。茁壮的庄稼地中偶尔可见几个土包包，那些就是一千两百多年前盛唐时大明宫宫殿的残骸了。厂子向北开的大门外，西北方向不几步路的地方，是围墙圈起来的一片空地，里面有块石碑，说是当年麟德殿的遗址。正北面不远处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包包，有人叫它“四方山”，有人叫它“点将台”【见文末注二】。再往北偏西一点点，就是人们传说的当年的“太液池”了，不过早已干涸没有水了，连“池”子的形状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茁壮的庄稼。
每天工人下班后，喧嚣的厂房安静了下来，我独自一人站在大平台上，放眼四周，心境好极了。我算是找对了地方：我爱这个地方，爱这片土地，爱这个小厂，爱我在厂里接触到的很多人。这个地方和我出生和生活了十九年的江南迥异，和我熟悉的大都市毫无相同之处。我生在金陵大学校园，成长在它演变出的南京大学校园，然后就进了西安交大。这个小厂和我一辈子生活所在的大学校园有天壤之别。这里我接触到的人也和我以往接触过的人完全不同，大多数说河南话，一部分人说陕西话，自然也都具有河南人和陕西人的性格。
特别使我眼睛一亮的是这些69届初中毕业70年进厂的小青工们。倒不是那些女青工红红绿绿的的确良衬衫，而是我进厂后遇到的第一件事。让我慢慢道来，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1972年那个年头，副统帅、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了，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文革虽然气数将尽，但全国人的生活还是以政治运动为主。厂里的干部们每周星期四是脱产政治学习，大多时间是厂党支部书记吴彦武【见文末注三】给大家读有关政治文件，然后每个人发言表态表示每个文件都是无比的光荣伟大正确。没有文件要宣读讨论的话，就给大家读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不是报纸上不多的国内外新闻，而是那些宣传光荣伟大正确的东西，然后大家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支持等等。下午下班后经常有全厂大会，平均每星期到十天有一次的样子。内容和吴彦武书记主持干部学习的内容基本一样。偶尔也插进负责生产的刘振怀【见文末注四】厂长有关生产的讲话。
文革中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各个单位都要结合本单位搞相应的政治运动。说白一点，就是要找出几个斗争对象来，批斗一下，大家表态。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和这个小厂其实很难联系上。副统帅实在离西安北关外这个大集体的300来人太遥远了。好在发动运动的人早有预料在先，所以将副统帅和两千年前的孔老二联系起来。这样，全国上下，统统都有革命的事情去做了。
具体落实到到我们开关厂，就是70年进厂的小青工们特别是女青工们不准谈恋爱，孔老二不是鼓吹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但凡是他说过的话，必然是错误的。
厂里主持这个运动的好像是副书记樊志乾【见文末注五】，至少他是对此最感兴趣的。樊书记家住陕西大荔，有个四五岁的儿子和十二三岁的女儿和老婆仍住在老家，偶尔来厂探亲。根据他儿女的年龄和他的长相，他应该是40岁上下。有次他兴致所至，对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谈起过他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他说，解放军于1949进入西安时【见文末注六】，他是一家饭馆里的小跑堂。饭店被分派了要给部队送馍，可是店里的成年人都害怕当兵的，就让年纪最小的他去给部队送。他从此就算参加革命啦。以1972年他40岁推算，1949年他大概只有16岁、17岁的样子，估计也没有机会上过小学。1970年，69届初中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开关厂时，他要求所有女青工把户口迁到厂里，住在厂里的女生宿舍。对为数不多的男生则网开一面，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厂里也从来没有过男青工宿舍。
我刚刚进厂，就碰上了樊书记领导青工们批判一车间69届女青工赵素琴【见文末注七】。原因是她违反厂规，公然与厂里开三轮机动车的王金玲谈恋爱，明明白白是受孔老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必须批判，予以制止，以防效尤。全厂大会点名批评之后，各车间小组讨论；会上，69届的青工们需要人人表态，不学赵素琴，要做革命青年，不谈恋爱。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会司空见惯了；大家人云亦云，说些符合时令的话、领导想听到的话，走一个过场。那时我参加二车间的小组讨论，使我吃惊的是，二车间的同龄女青工中很有几个人竟敢大逆不道，或者哼哈两句草草应付一下，说点不疼不痒的话，或者死活坚决不吭气。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女青工王新花。樊书记指着她要她表态，她憋着，涨红了脸，就是不表态，使我对她肃然起敬。后来我得知，她暗地里和我同屋的古清林正在谈恋爱。当然了，当时这些学徒工，他们每月的工资大概在18元人民币左右，他们能惧怕什么呢？
再说赵素琴本人，她更是满不在乎，非但继续和王金玲谈恋爱，而且两人干脆在厂里的配电室里同居了起来。那时我所住的小房间外的大平台的北面，往下看，西面左手边，就是配电房，白天电工刘来顺在那里上班。配电室里面有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上铺堆放杂物，下铺就是晚上王金玲和赵素琴挤在一起睡觉的地方。那年头，很多老百姓都没有窗帘的概念，我站在平台上透过配电室的窗户就能看到他们两上床关灯。到了1974年，她就干脆生了个娃娃给大家看看。她和王金玲结了婚，两人幸福地生活了一辈子。她当年的行为真是够超前的了 —— 中国的社会，还要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无数天翻地覆的变迁，才能接受她1972年时的行为。
对比我一辈子在知识分子圈中遇到的那些伪君子，特别是西交大同班的那些猥琐的同学，赵素琴和王新花在我的心目中实在是太伟大了。厂里的工人们也让我刮目相看，不像学校里那些胆小怕事的势利小人，但凡一个人被点了名，就人人如避瘟疫，唯恐避之不及，然后是墙倒众人推一下。我把我当时的这个感想私下和厂里的几个人说了，他们告诉我：一身好手艺的电工刘来顺【见文末注八】一直是单身，曾经被打成过右派。前几年文革最疯狂时，他还被隔离关起来过。那时，厂里的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们对他可好了，还给他送饭吃。
后来，在开关厂的六年里，赵素琴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离开开关厂后也断断续续地和她保持着联系，我手头有1974给她和她儿子的相片，还保存有她2006年2月28日写给我的一个邮件。到2008年5月13日，我在西安时还专门和她见了面，给她拍了两张相片，在西安饭庄请她吃了一顿饭。最近听说，她2024年6月左右因肺出了什么问题不幸去世了，我心里总惦记着应该专门写一篇文章纪念她。赵素琴是我心目中的法国自由女神玛丽安娜（Marianne） —— 毫无疑问是咱们开关厂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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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底进厂后，从7月开始，我首先被安排在二车间劳动三个月。这是当时的常套。想来三车间做好冲床模具，一车间把钢板冲剪成型，焊接车间把成型的钢板焊接成配电柜，喷漆车间给配电柜喷上漆。然后就送到二车间，把仪表和千安以上的刀开关装到配电柜上，接好线，下一步就是包装出厂了。所以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我了解这个厂的产品，而且这个装配车间，技术含量较小，对我这个只会读书没做过实事的人来讲也相对容易些。
现在能记起来的二车间的人有：阚家昌，张西安，王大琦，刘经建，陈友琴，胖大娘（正名叫王秀珍），康喜珍（她给我一个很福泰的印象），吴新巧，翟爱英，夏宝娣，曹英华，王新花，李冬萍，王秀琴（小胖子）。其他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人一说出来的话，我可能就能想起来。很多年纪稍大一点的可能当时就没把姓名弄清楚。
车间主任阚家昌是江苏（或安徽）人，算是同乡。我进三间后不久，他请我去他家吃过饭。那天，樊志乾和陈友琴（安徽人？）可能也在场。
那时我26岁，一生从来没有单独和女性结交过，更不用说交女朋友了。二车间首先进入眼帘的女青工是：吴新巧、翟爱英、夏宝娣和李冬萍。吴新巧比较矜持，和我不搭腔。翟爱英（外号叫小毛贼或毛贼，可能是因为河南话中翟和贼发音雷同）应该是第一个接近我的。她当时和夏宝娣是好朋友，住在女生宿舍同一个房间，朝夕相处。所以不久夏宝娣也成了接近我的一个女青工。李冬萍给我的印象不错，她很安静，不为人所注意，我和她大概没有说过话更没有来往过。男青工中，王大琦因为是个大个子，大家就叫他大琦，他的正名大概是王新琦，和我来往不多；刘经建看上去十分自信，和我来往更少些（2026年3月脑梗去世）；张西安很快成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应该算是二车间交到的最要好的男青工了。张西安是厂里无可争议的最多才多艺的才子能人。
到了10月份，我约小毛贼周末单独出去玩，被拒绝；她和我在一起时，一般都要拉上宝娣。但我约宝娣单独出去玩却被答应了。我们坐火车在灞桥站下车，在灞河边玩了玩，但没有留下任何相片。我给小毛贼照过几张相片，是在陈永先的电火花房间和厂医务室之间的一间房间里她干活时拍的，拍得不好，底片和照片现在找不到了。
来厂不久后，遇到厂女子篮球队和另外一个厂的女子篮球队比赛。我抓紧拍了两张135的彩色相片。那时我手头并没有135相机，更没有135彩色胶卷。这两张相片是哪儿来的呢？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西交大劳改时结交的另一个留校劳改的反动学生王平洋的相机拍的。但我记忆中，我给女子篮球队拍照是到厂后没有几天的事情，而王平洋到厂里来玩是在其稍后的一段时间里。记得王平洋来时，我们坐在大平台上的我住的那间小房间里聊天，翟爱英还进来坐了一会儿，和我们聊了几句。那好像是她第一次和我接触，感觉她挺大方开放的。
上面左手边的相片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陈二小（大名是陈爱云，因为球打得好，不久就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上面右边的相片是她在争球），吴玉琴（电镀的？），党玉美（生产组的），仓静慧（车床？），张玉娥（技术组描图），吴新巧（二车间工人），韩翠荣（喷漆车间工人？），宋红梅（政工组的），蒋素芬（篮球队队长？技术组的？）。王连奎是教练（相片中没有他，他是厂里哪个组的？是技术组的吗？我好像从来就不清楚他是作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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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一天三顿饭都在厂里的食堂吃。受益于樊书记让所有的女青工把户口转到厂里来，厂里的食堂一天做三顿饭。而且，在那个食品严重短缺样样都有限额、凭证凭票供应的年代，食堂因而每星期能有一两次做出带肉的菜来。比起西交大的食堂的伙食要差，但也还说的过去。本人虽然生来嘴馋好吃，但从不挑食。更何况，我是在“无产阶级铁拳”下的监狱里蹲过两年牢的人。
慢慢的，我也找到了解决嘴馋好吃问题的办法。每次从南京探亲回来，就带上大量的大米、香肠、腊肉、咸肉等。记得南京的二姐送我上火车时说：“你带这么多肉，像一捆柴了！”回到西安，每天在一个铝饭盒里放上米和肉交给厨房蒸熟，吃饭时再买一份食堂的蔬菜，这样也就基本上满足了。唯一的缺点是和厂里人太不相容了，后来李富贵就给我起了个“戴大少”的外号。
食堂的厨师叫王磨子。他做的最好吃的是蒸小酥肉或蒸粉蒸肉，每份要收两毛五分钱的菜票。厂里的女青工们为了省钱买漂亮衣服，都舍不得吃，经常从午饭卖到晚饭还卖不完【见文末注九】。那时王磨子就对他的帮手说：“去，把戴宁生叫来！”他知道，我一定会把所有剩下的都买了第二天再慢慢吃的。
那年头同样短缺的是供电。解决的办法是各家工厂轮流休息过周末。当时的周末只有一天，我们厂休日定在星期二。到了星期二，我从厂里步行到自强路，乘上2路公共汽车，坐三四站就到市中心钟楼、东大街、大差市、解放路一带，找个饭馆吃一顿，然后去钟楼的新华书店或南院门粉巷一带的旧书店转一圈，再回厂来。
在西交大最后一年在“校办劳改场”劳改时，我们这些大都是南方来的学生，只知道和平门里的“和平餐厅”、东大街的“西安饭庄”、钟楼东南面的“东亚饭店”、西大街边巷子里的“野味香”等几家。到了开关厂后，才听说了“老孙家”“老童家”的羊肉泡馍、碳市街骡马市口的“永丰岐山面馆”做的油泼辣子面；还有那些陕西人和河南人爱吃的诸如凉皮、甑糕、胡辣汤、葫芦头、临潼火晶柿子做的黄桂柿子饼，等等，等等。慢慢去想的话，还能列举出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和有好吃东西的地方。
至于书店，那时的书店里空空如也，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吃饭馆加逛书店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一辈子也改不了。记得有一次我在钟楼的新华书店逛完了一层楼，往二楼走时，正碰上了一对中年夫妻从二楼往一楼走。我一眼就认出来那位男士是我在红庙坡陕西省第一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多的同一牢房里的狱友。那时牢房里不允许使用名字，只允许使用号码。我们一个房间四个人，我是3号，他是2号。我的印象中，他是陕西省委的干部，好像叫“李达”。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次邂逅，我们擦肩而过，也没有打招呼。【见文末注十】
钟楼的东北面有个“西安电报大楼”，里面一楼的最南端有个柜台，专门出售外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杂志，如日本共产党出版的日文《赤旗报》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英文报纸《Vanguard （先锋报）》，还有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杂志如英文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刊）》，等等。这些稀罕之物得以合法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分裂后，日本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成了友好的“兄弟党”。那里是我经常光顾并有所收获的地方。
总而言之，从五年多前的1967年算起，我被审查、抄家、批斗、游街、隔离、坐牢、劳改，一路走来，到1972年6月底进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回想起来，那些初进开关厂的日子，过得真是幸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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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当时厂里，开大卡车发货的是司机田德义。还有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司机叫高南方，大家叫他小高，印象中长得挺英俊的，人也很精神，大家都挺喜欢他的。张春凤说他是采购，花名册上说是司机，司机采购似乎也并不算矛盾。但他开的是什么车呢？是不是和田司机合开那辆大卡车？王金玲开的是个机动三轮车，外号“小放屁虫”。当时给古清林分配的是开什么车呢？
【注二】其实，它是唐大明宫玄武门遗址及周围的附属夯土台基，大明宫北门，也是当年皇家禁军驻守的重地（不是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太极宫的北门）。“四方山”是民间根据风化后的残核形状而产生的称呼，“点将台”则是民间传说赋予它的浪漫色彩，认为这么高的台子，一定是古代将军站在上面检阅军队的地方。70年代可随意爬上去玩。后面还会提到这个地方和在这个地方所拍的照片。
【注三】男，陕西渭南人，时年54岁，贫农出身，本人成分是工人，文化程度为初中，1957年参加工作，行政20级干部，见附录二。“出身”“成分”这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并非我杜撰的，我将另有文章专论之。他于1978年2月被调离开关厂。
【注四】男，河南沁阳人，时年35岁，贫农出身，本人成分是学生，文化程度为高中，1959年参加工作，行政24级干部，见附录二。“出身”“成分”这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并非我杜撰的，我将另有文章专论之。
【注五】据说1978年10月我离开开关厂前后，他就回到原系统小寨饭店当经理去了，然后很早就去世了。
【注六】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从三原县出发，次日凌晨，部队强渡渭河，拿下了西安市。
【注七】一封2006年2月28日赵素琴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她的落款是赵淑琴。想来是她把赵素琴改成了赵淑琴？
【注八】据说，刘来顺因家庭父辈历史问题迟迟才结婚，育有一子。他2025年去世了，享年85岁。
【注九】张春凤告诉我，她们70年进厂是学徏工每月18元，71年是20元，72年是22元。三年学徒期满每月32元，一直延迟了很多很多年。
【注十】关于我在红庙坡监狱中的生活，包括有关该人的人和事，我写的《在中国的一场噩梦 ---- 一名反动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该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均在亚马逊网站上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