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秘密档案五日游
2026年7月28日
接着讲戴宁生秘密档案的故事。话说到了1972年春末，26岁的戴宁生离开西交大时，他的那个“大黑锅” —— 秘密档案里已知的材料应该包括：19岁离开南京十中时班主任吕爱芳老师的给他的“政治表现不好，骄傲自大，自由散漫”的评语，西交大文革中前前后后各专案组在1967年底至1969年初收集的各种证据和内查外调的材料，1968年夏在广西凭祥收容所和公安局的档案，北大化学系教师丁有骏不知何时写的揭发信，1971年4月底陕西省第一看守所的释放证，1972年元月份西交大革委会的决定，以及其后西交大“校办劳改场”的评语。
戴宁生的档案里还有哪些污七糟八的东西？那也许只有天知道了。记得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的父亲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过：“你的档案，就不知道有几寸厚了！”
1979年8月底，戴宁生终于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就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在他心灵的深处，他愿永远离那块他出生、成长和有无数亲朋好友的土地。当他飞越浩瀚的太平洋时，他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下那个不知道有几寸厚的档案。“我算是把那里面的东西都扔进了太平洋了！”
当然了，那只是他的想象。事实是，那些档案仍然在圣人的党的档案柜子里存着哩。
戴宁生终于彻底摆脱了圣人的党建立的政权下的中国公民的身份。1995年12月8日他宣誓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虽然他在美国职场上和个人生活上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困难，但他无比地热爱美国，他不能想象有人会比他更加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国家，他特别热爱美国尊重个人，尊重个人的选择和给予个人的自由。谢天谢地，在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美国。美国有很多问题，也有诸多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它不文过饰非，敢于正视，不断地在进步。他爱美国，他属于美国，美国是他的家。
他在中国的档案就他个人而言是成为永远的过去了。它的存在表明着一个民族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哀，是圣人的党控制和迫害无辜青年和一般百姓的历史铁证。
当戴宁生成为了一名安全的自由世界的公民后，他离开西交大时背着的那口大黑锅、那些臭名昭彰的圣人的党控制和迫害普通老百姓的万恶的档案就意想不到地成了一个娱乐的玩物。戴宁生扳着指头数一数，西安交大有他的主要档案外，广西凭祥公安局也应该有，陕西省红庙坡监狱也应该有，后来他工作过的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以及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都应该有。他决定手持美国护照四处去走访一番。
借用当下旅游业商业操作的贯用词汇，此行可美其名曰：“秘密档案五日游”。
一游是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携带着他的美国护照和监狱的释放证明，与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的同事和朋友白芙玲一起访问了红庙坡监狱。他们见到了当时监狱的夏所长，夏所长非常友好地告诉他，他的档案就在他办公桌后面的文件柜中。可惜的是，戴宁生没有当场请求查看他的档案，错失了那个绝佳机会。
【注一：此行的详细记录因太长且离题较远，在此省略了。详情见《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的第十二章。】
二游是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戴宁生在他西安交大同班同学高玉书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那个红庙坡监狱企图能看到当年他的档案时，不幸的是，友好的夏所长已经退休了。时过境迁，遇到的都是些不友好的人。死皮赖脸地一番交涉之后，总算被带到了政治处处长杜虎的办公室。戴宁生拿出美国护照、2005年和当时夏所长的合影以及1971年的释放证，杜处长勉强友好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倒了茶。然后杜处长对他说：
“我们这里的老档案一份也没有了。没用的档案已经销毁了，有用的都转移到秦岭山里去了。”没说上几句话，他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开会了，一溜烟就跑掉了。
【注二：记录此行的详细记录因太长且离题较远，在此省略了。详情见2017年10月编写的“丁酉年西安之行（2017年7月1日至29日）”一文和《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的第十八章。】
三游是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他来到凭祥市公安局。那时戴宁生已经退休，他一个人沿着1968年逃跑的老路，从2月1日离开北京开始，一路辗转又玩到了广西凭祥。一大番周折之后，他终于在凭祥市公安局一间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办公室里见有一位女干警，黄主任。戴宁生呈上美国护照，黄主任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给管档案的人打电话询问了一番，用粤语（白话）说了很长时间。她挂了电话，抱歉地对耐心地等着的戴宁生说：
“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当年没有立案的，绝对没有留下来的档案。”
【注三：此行的详细记录因太长且离题较远，在此省略了。详情见《“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录》一书的附录三十二，题为“重返凭祥日记”一文。】
四游是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2017年7月20日，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的老朋友白芙玲请几位当年厂里的老朋友吃炝锅巴沙鱼。在场的有她姐姐白香玲，还有贾韶平、陈冬梅、熊少华等。席间熊少华谈到西安新城区档案馆可以查询到很多资料，戴宁生于是决定第二天即去。第二天，7月21日，戴宁生在新城区政府大楼一楼的档案馆接待室里顺利得到16/3（无年份，想来是3月16日的意思）他当年填写的“结婚申请书”打印件并当场盖了两个印章。其它档案，如他在西交大的户籍，在开关厂的户籍等，他们一概没有。并说，户籍档案可去“人社处”查询。戴宁生来到三楼人社办公室，该处说他们没有，要去原派出所查。“原派出所”应该是当时的大明宫公社的自强路派出所。如今，公社早已被废除了，那里还有它的派出所？以后和他人谈起，听说老的户籍档案已都集中到新府路那边的市政府大楼里了。总之，这些东西没那么吸引他，不值得在炎夏去追逐了。
【注四：记录此行的详细记录因太长且离题较远，在此省略了。详情见2017年10月编写的“丁酉年西安之行（2017年7月1日至29日）”一文。】
五游是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2017年7月22日，戴宁生看望他另外一个认识的人时得知，他曾经工作过的光明低压开关厂依然存在，并有200多人在册，头头是戴宁生认识的刘健书记和刘建民厂长，还有一个会计。该厂因建大明宫遗址公园时获得几千万元赔偿后，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挂了牌子，设制了几个办公室。其任务是照料和处理原职工的各种问题，诸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送终安葬之类。7月23日，戴宁生在光明低压开关厂的老同事老朋友贾韶平家与王素梅，陈冬梅，熊少华，白芙玲等相聚时。王素梅给了他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准确地址和电话号码。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去一趟。
24日早上，戴宁生按王素梅所给的光明开关厂的号码打了电话。厂长刘建民热情地接了电话，并确认地址是：煤机花园，新高层B座，24层5号，就在他下榻不远处，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刘建民原来是厂里一车间的工人，时过境迁，他后来入了党，早几年就当上了厂长。刘建民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戴宁生。戴宁生提出索要在厂档案，刘建明经请示他的领导，由戴宁生写了一张条子，就拿到了戴宁生和他已故的第一任妻子在开关厂的个人档案。
回到旅馆里，戴宁生把这两份档案粗略地看了一下。戴宁生的档案袋子基本上是空的。这印证了当时的说法：他是吃“皇粮”的“全民”的干部。大集体的开关厂的领导级别不够高，没有资格看到他的真正的档案。他的开关厂的档案袋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按规定试用一年后转正时的评语和批文。一个是他的退团申请及其批文。
戴宁生第一任妻子的档案却是厚厚地装满了一个档案口袋。随手翻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她那么普通的一个工人、底层的老百姓，这个档案袋不但有她各个阶段的评语、填写的表格和各类批文，而且还有她父母过去的各种材料、揭发信件、历史问题的审查、外调结果、有关部门的结论，等等。可以说，什么污七糟八的东西都有，很多内容都是戴宁生前所未知的。以此类推，戴宁生不能想象那个装满他自己的材料的真正档案袋子里都会有些什么东西。
【注五：记录此行的详细记录因太长且离题较远，在此省略了。详情见2017年10月编写的“丁酉年西安之行（2017年7月1日至29日）”一文。】
万恶的档案制度啊！几亿同胞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没有这种最黑暗的档案的日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