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1972年分配工作和告别西交大
2026年7月30日
戴宁生1972年春在东二楼无线电办公室取得毕业证后，又领到了补发的“工资”，下一步就是去校行政楼毕业分配办公室去办理工作分配手续，然后离校。
戴宁生的同班同学1970年毕业分配时，国家在就业安排上有困难，因而提出了“四个面向”的方针政策：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和面向厂矿。在那个方针下，能被分配在大城市就是件稀罕的事情了。
戴宁生也许是因祸得福。1970年“四个面向”时，他在红庙坡监狱里坐牢。到了1972年春，他面临分配工作时，情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亲密的战友”已因谋杀圣人失败而葬身外蒙古了，“牢不可破”的共产主义兄弟已经兵戎相见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万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又来访问了。然而这一切变化一时对戴宁生的工作分配还不能直接联系起来。
或许，直接影响戴宁生工作分配的是他父亲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71年11月15日他父亲离开了500食堂，不再在食堂里当火夫或物资保管员了。第二天，即1971年11月16日，他回到了他做了八年系主任的数学系。他虽然一时尚还不是系里的领导，但明眼人都知道，那只是迟早的事了。很快，他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了，又开始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了。1971年底，戴宁生的母亲也从溧阳调回了南京。
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平白无辜地被迫害了四、五年，抄家、批斗、隔离、关押、坐牢、劳改。西交大的毕业生办公室里是否也有人对戴宁生心存怜悯恻隐之情？比如说那位名叫毕镐均的经办人，戴宁生无从知晓。他只是从毕镐均那里得到了一纸盖了红印的通知单或称介绍信，要求他1972年6月底之前去西安市分配办公室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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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的西安，已经是夏天了。一个炎热的上午，戴宁生来到了地处西安市南院门的西安市市委大楼。门口站着一名持枪站岗的战士，戴宁生想，这就是现代的衙门了。他这一辈子至今只进出过学校的门，进衙门还是第一次。他走进传达室，递上西交大分配办公室的介绍信，传达室的人扫了一眼，指着大院内对着正门的一栋四层楼房说：“到大楼的二楼去找分配办去！”
戴宁生找到了“分配办”，推开房门，里面坐着几个人，有在看报的，有在吸烟的，有在喝茶的。“我的命运就在这些人手里了。”戴宁生心里想着，一边把西交大的介绍信交给了一名办公桌离办公室门最近的那个人，一边说：
“我是交大分配到西安市来的。”
那人并没有接过介绍信，而是向另一个办公桌努了努嘴说：“找他去！”
戴宁生顺从地走到那个办公桌前，恭恭敬敬地呈上了交大的介绍信，说：
“您好！”
那位衙吏没有反应，他放下手中的茶缸，面无表情地接过西交大的介绍信，看了一下。他当然清楚，这个不尴不尬的时间分配来的1970年的毕业生大概是个怎么回事。他把那份介绍信放到了一边，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了另外一张已经写好了的介绍信，写上了日期，盖上了一个红印章，递给了戴宁生。他公事公办地说：
“去，到新城区工业科去，他们给你安排具体工作。”
看来，戴宁生的命运已经事先就安排好了。
戴宁生来到了地处西一路的新城区工业科。这里比起西安市市委那个衙门要寒酸多了。一排平房，平房的外面是一长条小院子，显得有点拥挤，但因此而令人感到温馨了一些。一番询问解释后，戴宁生被领到了一个叫柳青的人的办公桌前。柳青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说：
“哦，交大来的！坐，坐！”戴宁生顺势坐了下来。
“学什么的呀？”柳青问。
戴宁生说：“计算机。”一边递上了他的毕业证。
柳青接过毕业证，打开，默默地念道：“‘计算技术与设备’？没听说过。我们科没有这方面的厂子。”
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说起“计算技术与设备”，戴宁生其实也不比柳青多知道多少。他在西交大没学到一丝一毫有关“计算技术与设备”的东西，摸都没有摸过，看都没有看过，相片都没有看过。他唯一略比柳青强一点的是他听到过这个名词。
“这样吧，”柳青友好而干练地说，显然这世上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我给你一个单子，上面有我们科管辖的十几个厂子。你自己去看看，想去哪个厂就去哪个厂！”然后又给戴宁生开了一张介绍信，盖上了西安市新城区工业科的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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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宁生首先去了西安市内的一个小厂，“东风机械厂”。他走进厂里，正是午饭时间。他走到该工厂的那个小小的食堂面前，看到食堂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烧茄子 3分”。仅此而已，没有第二样。环顾这个小厂，局促地挤在街边的一小块地盘上。戴宁生心想：“我每天吃三份钱的菜，住在哪里呢？”显然，这个厂子不行。
下午，戴宁生来到西安北郊的一个叫“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工厂。从西安市北门出来，越过横穿西安北面的陇海线铁路。沿北关大道向北，东转自强路向东，再向北。走完了柏油铺的路，就是土路，一直走到西安的最北面的边缘。这里已经和农村交界了，有农民沿着田埂种植的一排排的白杨。放眼看去是农田，到处都是茁壮的庄稼，一派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的景象。土路边有一个砖砌的碑牌，上面写着：唐大明宫遗址。光明低压开关厂的大门向正北开着。不远处就是当年唐朝时的麟德殿遗址。再远处，几个村庄之外，还依稀点缀着几个土包包，想来都是当年大明宫中宫殿的残骸了。
戴宁生走进厂子的大门，向看门人叙述了由来。一位壮实的中年男人应声从隔壁的平房里走出来，说：“欢迎欢迎！我是生产组的组长，王生茂，我带你去厂里看看。”
王生茂一边领着戴宁生往厂房走去，一边介绍说：“我们生产低压配电箱，有三个大车间。一车间是冲压，二车间是总装，三车间是给一车间冲压机做模具的。”戴宁生生吞活剥地听着这些陌生的词汇。正说着，他们路过了第一个工人在干活的地方，王生茂补充说：“哦，另外还有这个喷漆车间。”
穿过喷漆车间，就到了一车间西面的门。一车间看上去十分开阔，有冲床、剪床、钻床等。从一车间东面的门出来，向北，就进了二车间。二车间比较拥挤，一个挨着一个的配电箱站立在那里，每个配电箱里有一名女工在忙着接线。她们带着工作袖套，露出红红绿绿的的确良衬衫。王生茂说：“我们厂70年分来了很多69届的初中毕业生，大多是女的。男的都分去搞三线工程建设了【见文末注一】。”从二车间的南门进去，再从它的北门出来，在工厂的院子里向北走几步，就是三车间了。这里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等，应有尽有。“这个车间的男青工多一点。”王生茂说。其实，女青工也不少，只是他们穿着工作服带着工作帽，不像二车间的那些红红绿绿的的确良那么显眼。
戴宁生走着，看着，全是陌生的东西，他无从提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来。他想知道食堂有什么吃的，可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了那些晃动的女青工的身影。他暗自嘲笑自己，想起来中学时看过的一部按大仲马的《三剑客》拍摄的电影。片中，三剑客和达达尼昂寻找住处，最后找到了一个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房东的女儿却颇为吸引人。三剑客和达达尼昂异口同声地说：“这里条件不怎么样，但是环境还不错。”于是就住下来了。
戴宁生又想到那个倒霉的诗人屈原，四处碰壁后只好到处找女孩子去玩玩，“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当年高中毕业跨进西交大时的远大理想和雄心壮志，经过近七年在西交大的折磨，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是这个厂了。”戴宁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决定。
刚刚走出学校门的戴宁生哪里知道，新城区工业科所属的十几个厂子里面有三大类，两个“全民”的，几个“大集体”的，还有几个“小集体”的。在不同类别的工厂里工作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不但标志着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而且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戴宁生那时并不知道他选定的这个开关厂是属于“大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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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底，终于到了戴宁生和与之瓜葛纠缠了七年之久的西安交通大学告别的日子了。他叫来两辆三轮车，一辆放着这一年多来积累的各种生活用品，一辆坐着他本人。他是他们留下的这批一起劳动的留校反动学生中第一个分配了工作离校的。几个这一年新交的好朋友（都是同命相怜的反动学生）来送行。两辆三轮车从住着这些反动学生的宿舍楼出发，沿着熟悉的校园里的大路向咸宁路上的西交大正门走去。1965年夏天他就是沿着这些路走进西交大，之后又沿着这些路去上课下课。1969年他也是沿着这条路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离开交大的。空旷的校园里依然是空空荡荡，没有一丁点生气。【见文末注二】
“何等荒谬无聊的地方！”
这里没有多少值得他怀念的东西。戴宁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除了朱文章、肖展祥、郑清生和高玉书，没有交到什么朋友，甚至没有遇到几位值得记住的老师。最值得记住的可能就是蒋大宗教授了。可笑的是，他并没有上过蒋大宗教授的课，也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专业知识，只是在国家主席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批斗大会上和蒋大宗教授一起站在课堂的前面陪斗过，只能算作难友，谈不上师生关系。当然了，他不会忘记教英文的施明德老师，教制图的叶老师以及教数学的马老师和陆老师。这大概就是他在西交大度过的七年青春的全部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戴宁生读过几篇西交大毕业生回忆母校的文章，大多都充满了溢美之词。戴宁生设身处地地为那些人着想，似乎也可以理解。有些文章是有褒有贬的。也有不少人和戴宁生对那段时期的西交大持与他类似的看法，认为是“不堪回首”。但他们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有写成文章。戴宁生觉得应该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应该说真心话：那几年的西交大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个值得怀念的地方；那里他虽然也遇到了不少正直的善良的好人，但总的来说，武二歹鬼的人太多了，魑魅魍魉！他日后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各种各样的各个阶层的人，相比之下，他不能不对在西交大遇到的无数猥琐的小人、恶人、坏人、无耻之人、特别是那些治保组不是人的畜生嗤之以鼻。戴宁生从来没有认同西交大是他的“母校”。天底下没有“母亲”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的。它最多是个“后母”，而且是那种最恶劣的后妈。能从一个恶劣后妈的怀里活着挣扎出来只能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
戴宁生并没有过多地去回想，本该是他人生最宝贵和美好的青春年华，如何变成了最荒诞绝伦的一场噩梦，他想的更多的是崭新的开端，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的美好的未来。三轮车走出了西交大向北开着的正门，戴宁生看了一眼，突然两句诗句冒出脑海：
“一声冷笑离校门，从此不为交大人。”
但是一时却凑不出四句来。“以后再说吧。”他想。可是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了当时的感觉，西交大与他实在是太不相干了。他只是发现，当时冒出来的那两句诗，原来是受一千二百年前的诗人李白写的一首诗的影响而已。【见文末注三】
两部三轮车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西安交通大学，徐徐地走向了西安北关外的西安光明低压开关厂。
【注一】三线建设是一场出于国防军事背景的区域工业化过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建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出于备战需要，三线时期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遵循“分散、隐蔽、靠山”的指导原则。很多三线企业坐落在交通不便、远离原材料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的地方。由于计划仓促，很多三线项目“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导致了巨大的浪费。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三线地区的投入逐渐减少。1980年代以后，大量三线企业倒闭关停。
【注二】事实上，1972年4月下旬，首批近1400名工农兵学员又进入了西交大，只是戴宁生不知道也没有注意到而已。
【注三】李白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
我曾鼓励我的父亲写下自己的经历。可是他不愿意。看到您的文字感到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