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整理自2024年写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
1972年春西交大“校办劳改场”给戴宁生写评语
2026年7月
1972年3月20日戴宁生看到了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对他的处理决定之后，接下来的是告别那个实为劳改之地的“五七干校”了。按当时的常规，当一个人结束在一个单位的工作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要给他写一个“评语”，记录这个人在该单位的行为和表现（即对圣人党的忠诚程度），然后放进这个人的秘密档案里。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个“评语”将与秘密档案里的其他东西一样，跟随他一辈子。圣人的党就此可以控制亿万百姓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评语”对这些留校的反动学生自然是格外重要。它不但要描述他们在劳改中的表现，更要看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否得到了“改造”。它不但有长远的效果，更直接决定下一步的毕业后的工作分配。
自戴宁生1971年5月份在这个所谓“五七干校”劳动以来，来到这里劳动的教师轮换了两批。第一批是戴宁生在造砖厂时的那些教师，头头虽然是一心想入党的动力系锅炉专业的王启杰老师但他为人正直并不极左，副头头正是戴宁生所在的计算机专业的老师鲍家元。那时戴宁生刚从监狱出来，行为自然十分小心谨慎。学校对那几十名留校的反动学生管理也较严。“五七干校”势头正大，各个班排相互竞争，如火如荼。戴宁生人在其中，每日兢兢业业地卖命劳动，他的表现实在是无可非议。加之那批教师中的大多数都对他略有怜悯恻隐之情，所以在他们离开干校之前就给戴宁生写了个不错的评语。
遗憾的是，到了换成第二批教师时，戴宁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第二批的头头姓甚名啥戴宁生已经记不得了，他只记得这个新头头属于那种已被圣人的党改造好了的坚定的“左派”，铁面无私地死了心要为圣人的党效忠的人，别指望他有什么怜悯恻隐之情。与此同时，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开始渗透到原本死寂的校园。圣人的副统帅已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美国总统已来访了中国。学校里在忙着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五七干校已是强弩之末，造砖修洞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再说戴宁生这批留校的反动学生，这时似乎没有什么人管理他们了。他们怠慢着，自由散漫地干着各自感兴趣的事。
戴宁生去南京为他的小姐姐奔丧后，又陪伴伤心至极的母亲去镇江扬州转了一圈。一个多月后他再回到西安交大时，他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下面面临的就是分配工作和离校了。在他看来，去不去上班劳动修建防空洞已经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可是，就在这时，学校要求第二批教师给他写一个“评语”放进档案袋里去。指望这个第二批的极左的头头给他写一个较好的评语，那真是与虎谋皮异想天开。好在，第一批教师给他写的评语不错。于是戴宁生提出：
“评语已经有了，没有必要再写一个评语。”
“不行！”戴宁生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对第一阶段表现的评语。现在还要有个对第二阶段表现的评语，”
戴宁生无计可施，心想：“也好，起码有一个较好的。”
显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第一个评语不错，而第二个评语肯定不好。这岂不是让学校和五七干校难看吗？再说，让第一批教师和第二批教师去为一个反动学生争执起来，也是一件尴尬和不值得做的事情。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他们说：“第一次的评语现在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的呢？”戴宁生气愤地质问道。
得到的回答是：“要不，再把第一批的教师们召集回来补一个？”
戴宁生心里明白，要是再“补一个”第一批教师的评语，那肯定是与第二批教师的评语基本一致的了。
“不行！”戴宁生委屈地为自己争辩，“第一批老师开会给我写评语时，我亲眼看到当时的副班长鲍家元老师做了详细的记录，并把评语稿宣读过。”戴宁生提出，现在第一批教师的评语找不到了，能找到当时的评语稿也行。
这样一来，一切的争执和矛盾就集中到了鲍家元老师身上了。鲍家元老师说：“是的，是有那么个评语稿。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不但评语稿找不到了，就是那个笔记本也怎么找都找不到了。屈指算来，从第一批教师开会给戴宁生写评语到现在，不过六个月的样子，怎么那么重要的评语和笔记本就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呢？上苍啊，原谅你的子民吧！
好了，现在戴宁生的命把子就捏在这第二批的教师们手中了。大家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开始讨论起草对戴宁生表现的评语。戴宁生呆坐在那里，活生生一摊俎上肉，等待着任人宰割。始料不及的是，第二批教师中持那个极左的头头的看法和作为的人不过一两人而已。大多数人都和戴宁生一样，呆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或许，他们中的有些人本来就是因故来到这个名为干校实为“校办劳改场”的，诸如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蒋大宗教授，自知没有发言权。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虽不同意极左头头的看法和作为，但并不想得罪于他。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为一个不相干的反动学生发表任何看法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然而，以副班长黄老师为首的几位善良的老师们却认定了要为戴宁生这个年轻人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他们虽不愿直接为戴宁生而与他们的头头发生冲突，但却为戴宁生的评语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努力争辩着。戴宁生的表现是“有时较好有时不好”，或“有时较好有时不太好”，而或是“有时较好有时一般”，还是只提“有时较好”，还是只说“一般”，或者只说“较好”？善良的老师们对极左的头头说：
“我们要对一个年轻人的一辈子负责任！”
极左的头头反驳说：“我们更要对党组织负责任！”
戴宁生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为他争辩着。他知道，这种会议能允许他坐在那里已属恩赐，他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年轻的心跳动着，越跳越猛，越跳越快。他不能想象他未来的生命将被这些字句的些微差别而左右。他终于按耐不住，蹭得一下站了起来，他低着头，耷拉着眼皮，低声但异常坚定地说：
“谢谢各位老师为我争辩。我今后的路怎么走、怎么做人、怎么度过我的一生，我自己知道！我不相信几个字就能左右我的未来。”
善良的老师们感叹说：“你太年轻，太幼稚啦！这些评语将放进你的档案，会跟你一辈子！”
这个评语最后是怎么写的，那是一个戴宁生并不关心的秘密。那天会议最后定下的评语稿是个什么样子，戴宁生一丝一毫也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那天下午是他多年来第一次铿锵有力地说了几句心里的真话。
年纪轻轻的戴宁生从此背上了一个秘密的个人档案，孙悟空的紧箍咒，俗称“大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