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房东退了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是清理出租屋，与水电煤气公司解约，跟银行购买外汇，关掉一些不必要的银行账户，等等。我盘算了一下所要携带的物品，无非也就是些换洗衣物、证件证书、现金银行卡，一个皮箱装得下。想到未来很有可能重返校园，我把备考GMAT和托福的学习资料也压进了箱底。其余物品，我让房东过目，她喜欢的就给她留下，剩下的那些，我扔的扔，捐的捐，一个星期内就清空了过往五年的生活痕迹。
万念俱灰时，人并无太多需求。而需求少了，倒可轻装前行，走着走着便又生出些希望来。人生无非如此循环。
我决定把剩下的一个月用来陪伴父母。离开北京的前夜，我跟小箩打电话告别。在北京待了十年，唯一想要告别的人，竟是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还算不上是朋友的朋友。其他的旧友故知，都与昆鹏和伊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拿起电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痛陈他俩的奸情，还是哭诉我的伤心？痛苦太深，我不想也没有勇气对人提起。
小箩却是热心肠，执意请了假过来送我上火车。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小箩调侃道：“看看你多大魅力，你要走，北京哭成这样！”一句话把我逗笑了。
进站前，我们互留了MSN。小箩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她说：“生活就像这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乌云起时，它只是一时，阳光来时，我们切莫辜负。曼文，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请记得：Be positive！”她说，她会申请北美的学校，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在加拿大看到一个明媚的我。
第二天中午，我抵达家乡的火车站。老家在浙南，是个小镇，从火车站坐公车，还需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我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附近逛到天黑才坐上了回家的公车。
回老家，我需要夜色的掩护。小镇民风淳朴，乡里乡亲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在乡亲们眼里，曼文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还留在了北京，有着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老公。那可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据说，家乡的孩子们以我为榜样者不在少数，让我每次回家都有衣锦还乡的错觉。可现在的我，失业又失婚，分明就辜负了整个小镇对我的期望。所以，除了爸妈，我不想见到任何人。
上公车前，我想确认爸妈是否在家，就找了个人少的角落用手机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即将上车，会在一个小时后到家。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兴奋欢呼之前，我压低嗓音简短地说：“爸妈，请你们听好，我辞职了，我离婚了，我订了一个月后去加拿大的机票。等会儿回家，我会告诉你们详情。”在他们有所反应之前，我挂断了电话，并关了机。我不想接受他们刨根究底的追问，更不想在公车上失态。但是，我需要提前告诉他们我的状态，让他们有时间冷静一下，且不要大张旗鼓地告诉邻里邻舍宝贝女儿就要回来了。我只想躲在自己的家里闭关疗伤。
爸妈都是普通工人。妈妈在五十岁时便已退休，现在闲赋在家，一门心思地催着哥嫂要孩子。她说：“你们现在生，我还有力气带。再晚几年，我年纪大了可就带不动咯。”哥嫂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都留在杭州打拼。他们总想一步到位买个称心如意的大房子，没想到房价节节攀升，存款的速度赶不上房屋涨价的速度，买房的事不得不一拖再拖。哥说，他们一定得在生娃之前先把房买了，所以他从国企跳槽，选择加入了一家民营科技公司。老总许诺了丰厚的期权，只等上市便可兑现。
爸妈总是内疚，觉得没给我们俩兄妹创下任何家底，所以我和顾宇文什么都得依靠自己。确实，在北京和杭州这般高企的房价面前，老俩口的收入和积蓄实在是杯水车薪。好在，在这一点上，我和顾宇文意见一致，并不觉得父母对我们有任何亏欠，反倒觉得是我们对不起父母，明明都已成年，还让日渐老迈的父母操心不已。记得我大学毕业时，缴完房租后工资所剩无几，爸妈除了给我生活费，还执意给我买了一只手机。爸爸说：“单身姑娘一人在外，一定得买只手机防防身，不然我和你妈睡不踏实。”
这些年在外面，我也学会了对家人报喜不报忧。记得上大一时，有次我骑车去学校附近的超市，路上被石块绊了一下，连人带车甩到地上，蹭破了头皮。看着手指上触摸到的鲜血，我吓坏了，第一反应就是去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在电话里对着爸爸大哭。 诉完委屈撒过娇，心里似乎好受了许多。稍晚些时候，伊伊带我去了校医院，医生给我作了简单的包扎，又给我打了破伤风针。医生说我并无大碍，只需记得隔天换药。所以，当第二天中午爸爸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宿舍楼下时，我又羞愧又内疚。爸爸并没有责怪我夸大其词，只是在确认我伤势无碍后，连夜又赶了回去。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儿女的欢忧，在父母眼中会被成倍放大。坏消息来来去去，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告诉了他们，只是徒增他们的烦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跟他们说。一个月前辞职时，我没有告诉爸妈，那时候我相信只要回到北京，就能和昆鹏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后来闹到离婚的地步，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我心里隐隐还期待着和昆鹏的关系能有转机。况且，跟他们说了，他们又能怎么办，还不是只会担心难过？
汽车驶向小镇站台时，我一眼就看到了路灯下爸爸的身影，心安不少。下车后，爸爸替我拿过行李，说：“饭菜做好了，你妈等着你回家吃饭呢。”我鼻子一酸，什么也没说，低头跟在爸爸身后走回了家。
妈妈开门时，双眼有些红肿。她拉过我的手，心疼地说：“小曼，你怎么瘦了这么多！”说完这句，她的眼眶又红了起来，问道：“女儿，怎么回事啊？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不还都好好的？你是不是跟昆鹏闹别扭啊？”
我一下崩溃了，抱住妈妈说：“不是的，妈妈。大鹏他不要我了，他跟伊伊好上了。”
妈妈怔住了，说：“伊伊？你的好姐妹伊伊？不会吧，你搞错了吧，你俩不是最要好的吗？上次回家你还给她带了腊猪脚，说她最爱吃。你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哭着摇头，说：“没有误会，他俩都承认了！”
娘俩抱头痛哭，爸爸在一旁郁结着脸，什么也没说。半响，他催促我妈说：“小曼还没吃饭呢，先让她吃点东西，别饿坏了。”
餐桌上摆的都是我爱吃的菜：红烧大虾，咸菜小黄鱼，清炒鸡毛菜。我却是没什么胃口，只是胡乱地扒拉着米饭，偶而夹一筷子鸡毛菜。妈妈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坐在一旁给我剥虾，把剔了鱼刺的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就慢慢地从辞职开始，讲述了过去一个月发生的大概。
爸爸在一旁听完，闷闷地说：“明天我去北京，找昆鹏谈谈。”吓得我放下筷子蹭地站了起来，说：“爸，你别去，别去啊！我和他已是陌路，你已不再是他的老丈人了。现在他有了新欢，你跟他说什么都是给你女儿徒增羞辱！”
“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呢？小曼你脾气一向急躁。”爸爸欲言又止。
妈妈气不过，冲爸爸吼道：“她这跟捉奸在床还有什么区别？还谈什么误会不误会的。老顾，你别说小曼脾气急，这件事明明是昆鹏这孩子不地道，我都替小曼咽不下这口气！”
有人给撑腰，我的委屈如烟花般炸裂，开始啪嗒啪嗒掉眼泪。妈妈给我递过一张餐巾，说：“小曼不哭。昆鹏不要你，爸妈要你。昆鹏那混小子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咱们老顾家从此跟他一刀两断！”
一句话，倒是把我逗笑了。我接过纸巾，抽抽嗒嗒地说：“昆鹏他损失大了，连丈母娘都要跟他绝交，从今往后江湖上怕是容不下他了。”
我在家深居简出，待了三个多星期。爸爸每天变着花样烧我爱吃的菜，妈妈则把我的行李翻来覆去地重新打包。她给我手工缝制了一件马甲，里里外外都是口袋，让我出入境时把现金和重要证件都放在身上，到时候就算丢了行李也不用慌张。她去银行兑换了一千美元，把钱缝死在马甲内侧的一个口袋里。她说：“如果你在机场遭遇小偷，就把这内袋里的钱拿出来应急。”我看着她低头缝线时头顶心露出的花白，两眼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小箩时常在MSN上问候我，询问一些我到达加拿大之后的细节问题，譬如住在哪里，怎样从机场前往住地，等等。她给我发了好几个加拿大华人常用网站的链接，以及她查找到的家庭旅馆联系方式和机场接送信息。看到这些信息，我明白了为什么昆鹏说我做事毫无规划。这些细节，看似微小，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到达异国他乡的初体验。而以前，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去温哥华短暂登陆，都由昆鹏一手操办，我只需当好小跟班。我一向只擅长当小跟班。
托小箩的福，我订到了多伦多约克区的一家家庭旅馆。根据网站广告，该家庭旅馆靠近一所著名学府，交通便利。小箩说：“你先在家庭旅馆住上一个星期，到了当地以后多逛逛，看自己喜欢住在哪里，再从长计议。”家庭旅馆给我推荐了机场接送服务，车费全免，只需给司机带一条烟，而且到时候司机还会支付香烟成本。只是一点点的小恩惠，在接连遭遇暴击的我看来，已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想，也许我的人生已触底反弹，从今往后会否极泰来？
妈妈还是停不下为我采购的步伐。她从镇上的一个家居作坊定制了一套我钟爱的亚麻床单和被罩，还给我亲手赶制了羊绒帽子、围巾和手套。“加拿大冷，你得把自己保护好。”她甚至打算给我织一条羊绒毛裤，被我及时制止了。即便如此，我从北京带回的皮箱已装不下这些爱心补给，爸爸买回的另一只大容量软皮箱子也很快就被塞满了。
当两只皮箱趋于超重的边缘时，妈妈终于停下了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打包计划，注意力也渐渐转移到离别的惆怅中来了。电视上的西湖荷花渐开，爸爸建议我们娘俩去杭州散散心，顺便和哥嫂告个别，好过在家构筑离愁别绪。他说，他会带着行李在上海与我们会面。我和妈妈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前往杭州。
跟哥嫂只是在一起吃了顿饭，交代了一下我的现状。顾宇文也说要上北京教训一下昆鹏那小子，被我制止了。我借用了妈妈当初让我发笑的那句豪言，说咱们顾家与昆鹏从此再无瓜葛。这是我的决定，也是我的尊严。
六月的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我的心却隐隐郁躁。一来，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昆鹏和伊伊，每一次想起他俩对我的背叛，都心如刀绞；二来，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熟悉的一切，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这让我感觉惶恐。
我和妈妈在杭州住了三天，大部分时间只是沿着西湖走走停停。我们在苏堤和白堤间来来回回走了好多遍，看风景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离别前，娘俩像是突然有了说不完的话。妈妈讲起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三天两头被我爸抱着去医院。偏偏我对医院又极度抗拒，经常在家又吐又拉，只要一被抱进医院，立刻会从爸爸怀里跳窜下来，说：“我已经好了，咱们回家吧。”果然医生也瞧不出我有什么毛病。如此三番，爸妈算是明白了，我这毛病一大半都是臆症，最佳治疗方案就是跟我说：“小曼，咱们去医院打针吃药咯”，我立刻百病全消。
妈妈又愧疚地讲起，我体质羸弱可能是从小婴儿时期落下的病根。她说，在我三四个月大时，镇上的王书记也生了一个娃，但是王夫人下不了奶，孩子被饿得嗷嗷哭。他看到我妈把我养得白白胖胖，就提意让我妈代他家奶娃。话说王书记是我们镇上最大的国营工厂掌权人，我爸就在他厂里工作。王书记开了金口，爸妈自是难以拒绝。况且王书记也不是不讲道理，提出每个月补贴我妈二十块钱，权当营养费。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我妈本想着她多补充点营养，也许能同时奶两个娃，没想到补来补去，奶水也就只够一个娃吃的，书记的儿子吃饱了，我就饿肚子。况且两个小奶娃在家，我妈也是忙不过来，只能拜托邻居照看我，同时把王书记给的二十块钱转手给了邻居。但是邻居又没奶，在那个年代，也只能喂我白米饭。三四个月的小婴儿如何经受得住顿顿白米饭，我开始便秘，也没了食欲。我妈看到我蔫头耷脑的模样，心疼坏了，只过了一个月就把书记的儿子退了回去，让他们另觅奶源。
妈妈说：“那会儿看到你病殃殃的小脸，我心疼啊！我就想，什么人情面子，金银珠宝，我统统不要，我只要我女儿健健康康的。她能每天对着我笑，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妈妈说，从那以后，每当她和我爸遇到什么人生选择题，最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怎么做能让小宇和小曼更加健康快乐！说到这里，妈妈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小曼，如果你以后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我和你爸那样记挂着你的健康和幸福，那么不管你在哪里，爸妈都会感觉心安。”
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妈妈提议去灵隐寺烧香。她说，她的老姐妹们说了，在灵隐寺许愿很灵的。我想着三十岁的生日就快到了，也许我真该许个愿，愿自己能否极泰来。就跟着妈妈去了。
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又或者，想要的太多，竟是没有头绪。沿着灵隐寺的山路拾级而上，处处都能遇见佛像，我逢菩萨就祈愿，祈愿暴富，祈愿遇见桃花。有时看到情侣甜蜜路过，会悲从中来，竟祈愿佛祖能惩罚一下狗男女。。。这愿许得混乱，再次验证了昆鹏对我评价的中肯：我就是一个毫无规划之人，连愿都许得让菩萨摸不着头脑。
山顶的大殿里，只有寥寥几人在主殿佛像前叩拜，大部分游客却都围在佛像后方的水泥围栏边。我凑过去看热闹，只见围栏里立着各大护法，或深沉或狰狞地注视着围栏外的芸芸众生。围栏上方的平面上，行为艺术般竖立着一枚枚硬币，像是长出了一片金属小森林。而游客们正纷纷施展独门平衡术，左护右呵地努力想要在空出来的地方竖上一枚属于自己的硬币。据说，能成功竖起硬币者，所许之愿就能实现。
妈妈从兜里掏出一枚一元硬币，让我试试运气。我觉得有趣，就接过硬币，随意许了个愿，大意是希望自己以后去了加拿大能接着上学。没想到硬币的圆周边缘一触到半墙表面，就啪地立起，似乎两厢各带正负磁场，一拍即合。
看样子，佛祖重重地准了我的愿！
妈妈在一旁看得眼眶湿润。她手掌合什，满心欢喜地说了声“阿弥陀佛”，然后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襟，说：“成了！”
我愧疚地想，如果妈妈知道我竖硬币前许下的愿，会不会有些失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