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
我是我们村最早的两个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另一位在高一时几乎辍学，后来听了我一句"再坚持一年，将来或许有用"，终于读完高中。我因此没有成为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村子里呆的时间比我短。大概一年以后，他的叔叔把他弄到了他所在的茶场。七七年高考前县中办补习班，我因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不能参加。他总是拿着笔记来让我帮他解惑。他考取了师范，后来就当了老师。当时全公社就我们俩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中专，令其它村的人羡慕不已，都说我们村的风水好。
由于上学过早，比同年级的要小三岁以上，况且我在同龄中个子本来就小，使我在同学中很难找到玩伴，只是被他们当作小弟弟而已。我的体育不好与此有极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年龄小、个子小，我才得以完成中学的学习，并有机会参加高考。我家中缺乏男劳力。我是老大，要是我能顶半个劳力，我父母就不会让我读完高中。要是我高中毕业时年龄大几岁，等到恢复高考时，我可能就已经结了婚，而失去考大学的机会。
我有一位坑头村的同学，名叫俞喜家，比我只大一岁。毕业后到他们公社的一所学校教初中，把一个学生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学生成为了他的妻子。高考时他应该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已有事实婚姻及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不过，他后来在乡下也混得挺不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刚满十五岁、身高一米四几的我（两年半后的高考体检表时才一米五零），“回”到熟悉的家乡，当农民来了。十五岁的我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中学毕业前，我甚至写信给父亲，让他不用为我操心找工作。我会响应毛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其实，他根本没有操心过找工作的事，只盼着家里早点添一个劳力）。我那时的确挺“要求上进”的，回乡务农后，团员好像没人管，我就主动提出交团费。
七月，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也就是收割早稻和栽种晚稻。抢种的口号是“不插八一秧”，最晚不能过立秋。参加“双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属于帮忙，比较自由。高中毕业后，就是真正的农民了。
早上四点刚过就被队长的喇叭声叫醒。刷牙洗脸后步行五、六里路赶到田头时，晨曦与尚未隐去的星光，正好为田野提供了足够的亮度。家庭主妇也与我们同时起床，准备早饭和午饭。劳动两、三小时后，当天轮到送饭的人把早饭和中饭一起挑到田头。
吃完中饭后，正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大家会在田边树荫下或附近阴凉处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继续下午的劳动。晚上天将黑时，再挑一担稻谷回家，按重量另计工分。最强壮人的一担可以挑二百三四十斤。
遇到最忙的日子，晚饭后还要在家附近挑灯夜战。照明用的可以是电灯，如果水轮泵能发出电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松明火，有时还会是“汽灯”。一加夜班，晚上睡眠的时间就只剩下四、五个小时了。
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收割包括割稻和脱粒，两者同时进行。割稻用的是手上的功夫，脱粒用的是脚劲。割稻和脱粒的人会经常交换角色，既提高效益，也减轻疲劳。脱粒机是有齿轮的半机械化机器，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使用。连接的齿轮露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村子的一个人，在给齿轮加油时，被碾掉了食指，还问手上的蚂蟥从哪儿来的。当别人告诉他，那是他的指头时，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疼痛感随之而来。诸如此类的“小”事故经常发生。后来外接轮改成内切轮，才稍微安全了一些。
双抢时的拔秧算是轻松活。拔秧一般是在凉爽的早晨进行，而且可以坐着拔，但有些人，尤其是女的，会害怕秧田里的蚂蟥。蚂蟥吸在身上不能硬扯，而应该对它用力拍一掌，让它掉下来。它吸血时会释放一种物质，阻止血液凝固，所以人们说，“蚂蟥吸多少就流多少”。蚂蟥被剁成两节后丢在秧田里都会游动，有俗话为证：“（蚂蟥）不怕刀，不怕斧，只怕被人倒翻肚”（也怕烟草）。“倒翻肚”就是把蚂蟥像肠子那样里面外翻，然后插在田坎上晒。所以，蚂蟥有时还成为我们苦中作乐的对象。
最苦的当属插秧。插秧时既有当空烈日的烧烤，还有田里泥水的熏蒸。插秧虽然主要讲的是手上功夫，但也需要脚的配合。如果是往前插，脚起脚落都要小心，以免把刚插下的秧弄倒。如果是插“浑秧”，即插到未打格子的田里，则一般是往后退，要求走得直。插秧时最怕“挂牌子”，也就是两边的人都插到前面去了。被挂牌子就说明技不如人。被挂牌子后更难插快：如果田里的秧偏疏，你前面的秧很快会被旁边的人顺手拿走；如果田里的秧偏密，别人多余的秧又都会往你前面扔。要是碰到好心的在旁边，她会帮你插上一行。
插秧和割稻子都是年轻人干，几乎没有直腰的机会。插秧不必说，你一停下来，就马上被挂牌。割稻子也没有直腰的机会，你一停下来，就有人吆喝。草帽或斗笠虽然挡一点太阳，但它既碍事又闷热，有些人索性不用它。我直到今天都还不愿意戴太阳帽。衣服穿在身上使汗水更难蒸发，那就干脆不穿它。在夏天打赤膊，好像就我一人。整个夏天，全身就一条短裤，皮脱了一次之后不会再脱。第二年从六月直到十月我都是如此，倒也省了不少事。太阳还不厉害时开始光膀子晒就不会脱皮，倒把自己晒成了个“黑人”。
“双抢”结束后，大家算松了一口气。田里的活主要是耘田和施肥，有空余的时间也为茶树锄草与施肥。耘田算是最轻松的活了：手里拄着一根“耘田棒”，双脚轮番着把杂草踩下去。但耘第三茬田时，即将抽穗的禾苗可以把腿割破。
生产队里的活虽然清闲了一点，农民可是照样起早贪黑。早上下自留地，晚上收工后砍一担柴回家，这是当地农民的惯例，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只有春插、双抢和秋收时除外。如果生产队收工比较晚，砍柴还没下山就已经天黑。没有手电，全凭着对路的熟悉和一点星光挑回家。上山干活穿的一般是草鞋或破解放鞋，雨后走到山上鞋里鞋外都滑溜，我后来就干脆赤脚上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后的一九七八年。一个稚嫩的少年，一个夏天就一条短裤一双赤脚，上山下田。我说给我外甥听的时候，他说我很会编故事。
秋收，除了割稻子以外，油茶子、红薯、玉米和可能少量的小米也要归仓。红薯和玉米会按稻谷的比例立即分到各家。秋收后到春插前，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算是农闲的时候。说闲也闲不到哪里去。家里的自留地里就有干不完的活，柴也是不怕多的，多了可以挑到县城去换一点零用钱。生产队里的活也不会少。给所有的茶林进行全面的锄草（松土）是第一件事。这种活没有什么值得特书的，但一九七六年初冬的一天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穿一件衬衫去上工，走到路上已经感到气温的变化，但没当回事。到了目的地开始劳动时，我真正感到了寒风的刺骨，只好通过加倍的卖力来缓和一下彻骨之寒。只穿一件单衣的还有三人，其中一人顶不住而中途回家了，另外二人跟我一同坚持到底的，第二天未能出工。我不但坚持到收工，收工后还到附近的林子里砍了一捆竹子回家作竹编用。一进了树林，身子顿时就暖和了。第二天照常出工。
开垦荒山以便来年种玉米或茶树也是冬天的活之一。大的松树砍倒、锯好堆起来做枕木，等涨大水时随溪流筏到县城，从县城再用汽车运出去，卖给国家铺铁路。最有用的是杉树，大大小小，只要不是太嫩，都有利用的价值。细小的在火上加热后做成藤子，固定房架或其它东西都用得上，牢固而耐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不朽坏﹔中等的作家具﹔大的作房子的梁柱。其它的一律当柴火。树木砍光后，再放一把火烧净，最后是挖树根。树根耐烧，是最好的柴，但在冬天挖树根是一件苦差事。随着锄头挖到树根而震动的手就在寒风中开裂，血就立刻从新鲜的裂缝中挤出来。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但雪要是长期不化，牛就没有了青饲料。在冬天能给牛作青饲料的是茅草，也就是割破鲁班的手并由此发明锯子的那种。在积雪的山上砍茅草（不是割，因为杆子也能吃。同时也是为了重量而多计工分），没有雨鞋，没有手套，手脚受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更痛苦的还不是冷。砍茅草要求手劲大，刀又利，左手一把抓紧，右手一刀砍断。如果左手不抓，摆动的茅草很难砍断，砍断后再理整齐也费事﹔如果左手抓不紧，砍下去的刀就把茅草从手中往下拉，左手心就被锯成一道道血痕。一担茅草到家，左手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除了寒冷与外伤，有时还会受雨淋。谨慎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只要离家有几里路，都会带上雨具——斗笠和蓑衣（或塑料薄膜做的雨衣）。一次在玉米地除草，我什么都没带，活没干多久雨就倾盆而下。我硬是在大雨中坚持劳动到收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体真是好，日晒、雨淋、寒冷都经受得住。割破的伤口，几乎不用什么药，在几天内就会痊愈。
我在生产队劳动的两年里，可以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也乐于助人。在家的空余时间还免费给人编斗笠。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用一担柴火来还情。有一次分配到我和另一位给禾苗喷农药。和我搭档的是老油条。他带着我早早地喷完了农药，然后就从容地找一担干柴回家。没有其他人在一起干活时，应付一下应该是常事，只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感到内疚，反而觉得占到了便宜而高兴。这与我平常的“积极”态度形成了对比。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不认同“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到美国后愿意接触基督教的一个主因是我认同人天生的罪性。
当民办老师应该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首选的职业，经常需要一点门路才能当得上。我做了两个月就自动放弃了，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当时的小学老师赵友明生老大的时候，生产队里让我代课。那时小学生也要劳动，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些家长（特别是有一点权势的）凡是遇到这种场合就把孩子领回家，我为这事还与大队长的老婆吵过架。后来队长问我是否要继续教下去，我毅然回答说，不要。一方面是考虑到本来就是代课，不好夺了人家的饭碗﹔另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
除了当老师，“英雄”难得有用“文”的机会。农民只讲究传统的“算盘、书、字”。我的算盘打得不算快，但和心（速）算结合，还是比一般的会计算得快且准。“书”，应该是指读书、解书和说书。即使你有这方面的本事也难用上，因为有线广播和红头文件取代了一切。能用上的最多是“借条、收据”之类。“字”，也就是书法，我还拿得出手。所以，我算是有“真本事”的。其他的中学毕业生，包括后来考取大学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死读书”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学校已经不再重视书法和算盘，其二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不屑与农民接触。
算小账的事经常有，但很多人都可以应付。能够用得上一点计算知识或技巧的时候并不多。有一次，大队建茶叶初制厂，几个中学毕业生围着一堆土石方不知如何计算，才让我去帮忙。事后，一位老兄问我，一大方（一立方米）等于多少小方（一立方尺），我说是27，他很不解，一米是3尺，27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只好进一步向他解释：“一尺高、一尺宽、一米长就是3小方了﹔再加上两排是9小方﹔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两层，正好是27小方。”其它场合，也就是在丈量土地或年终分红时会计忙不过来的时候。
说起年终分红，使我想起一个小插曲。那是在一九七七年初，农历年还没有过。我在算工分时，发现两个人的计工本子被涂改过，这事应该是本人干的，因为工分值不是被改大了就是无中生有。这种事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发生，只是第一次被发觉罢了。有人报告到大队，但不见有人来处理。队里就让我负责把工分值复原，当事人也没有异议。新年过后搞了两套计工本，一套由我保管，但我未能负责到底就离开了。顺便说一句，我们生产队是每三天记一次工分，农忙时也是如此。每人一本工分簿，平常锁在专门的柜子里。
农村里比较聪明的，大多会一门“手艺”，成为专业或兼职的工“匠”：木匠（家具和房架）、桶匠（圆柱或圆台型容器）、篾匠（竹编）、漆匠、砖匠（砌墙）等。专业工匠一般要跟师傅当学徒三年，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兼职的只是在农闲时在村子附近干活，增加一点收入的同时也改善一下伙食（“供师傅”的伙食一般都比较好，而且是四餐）。专业工匠则哪里有活就在哪里住下来，他们比种田轻松，收入也略高。
我自己则迷上了竹编，编的篮子比一般专职的还要好。我们家有一个考篮，应该是曾外公用的。考篮宽七八寸，长一尺出头，高约一尺，有上下两层。外面是考究的竹编，有花纹图案，但表面的上层破了一个洞。以前曾想请专业篾匠补，但都看不懂图案。我会竹编之后，就自己把它补好了。可惜，后来放在家里被谁偷走了，被偷走的还有其它古董。
我们那一带走亲戚，妇女都喜欢拿个竹篮，里面装着糕点或者鸡蛋，再放一支天竹。从七十年代开始，篾匠都不编这种精细的篮子了（前面说过木工的水平下降，篾工的水平也下降了，大概与“只讲温饱”、“大干快上”的大环境有关）。我编了一个自己家用，有人很喜欢，就请我帮她编一个。回国时，自己家的篮子早已不见踪影，我以为另一只也是一样，况且我都不记得给谁编的了。
最后一次回国探望母亲时，正好我大侄女刚刚生了个男孩，我去看了她。她的婆婆说是要给我看一件古董，居然是我编的竹篮！原来竹篮是给侄女丈夫的祖母编的，祖母去世了之后就传给了儿媳妇。她们对此很珍惜，还给上了红漆。我不好意思开口要竹篮子，只给它拍了照。
一些工匠或有点文化的人喜欢找我聊天，也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大多数游戏是他们现买来现卖的，像“两毛钱买２０支烟，价格分别为一毛六、一毛八、二毛八，各买几支？”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的是“韩信点兵”型的，比如，“一篮鸡蛋，两个一数、三个一数、…、六个一数都余一，七个一数就正好，总共是多少个蛋？”有时题目给记错了，我告诉他们无解，他们就说我不会做。碰到这种情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书法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其一是对联。过年要写对联﹔结婚、做寿、新居（屋）落成也要贴对联。其二是标语口号，各种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都少不了。这使我想起打倒四人帮时的一件事。在我确实看清了要写的标语时，吃惊地告诉附近的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起来了。队长赶紧叫我不要乱说。“标语都马上要贴出去了，怎么还不能说？”我问队长。
此外，私人或生产队的许多家具也要写字，以免搞混。私人的家具上写的不是名字，而是代表一个家庭的四个字的“堂”号：第一个字是姓氏，第四个字便是“堂”字，中间的两个字各不相同，用比较“好”的或吉利的字，如“仁、义、道、德”等。第五房（天井屋）的几家都是叶X德堂。同一房的第三个字相同。有一个共大毕业生在他们家的箩筐上写着“某某某办用的”而成为笑谈。日子只写到年和月，比如“甲申（年）仲春（月）”。
我还当过一次“政治辅导员”——给广大贫下中农讲解最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说到政治，一句随口说出的天真话，差一点断送了我的前程。为了强调干部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有一个“一、二、三”的口号：公社干部劳动一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最后一条没什么问题——生产队长除了出席上级指定的会议外都参加劳动。但前两条则基本上是空话。一次田间休息的时候，我说：“这些公社、大队干部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不知中央知道不，我要写信告诉毛主席”。有人把这句话传到了大队书记的耳中，而且后来越传越大，变成了“我真的给毛主席写了信，而且收到了回信”。从此我跟大队书记结下了梁子，大会小会上他都点名骂我。
一九七六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三大巨头先后去世，加上唐山大地震。毛死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耘田。初次听到有人说”主席死了“，我还问哪个国家的主席死了，第二次听清楚是“毛主席死了”。我们村里没看到有人大哭的，我好像也没觉得特别悲伤，当时还是觉得应该叹气。我外婆劝我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会有新的领导人出来。
那一年，我们村的油茶还特别歉收，老一辈说没见过油茶树这么不长油茶籽的。
之所以没有叫“回乡知青”，而用“另类知青”，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被人当知青。即使考大学到了城里，还受到歧视，比如算工龄。
我大学毕业后立即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和我同届高中毕业的同班同学也有留学的。平常与工龄没有什么关系，但分房算工龄。中学毕业两年以上，从中学毕业起算，读大学都连续算工龄，我的工龄比他们少了六七年。
我在乡下任劳任怨的种田不是“干革命”，他们在厂里或者乡下，有的还偷鸡摸狗的，都算革命；我跟他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读书不是革命，他们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