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汪欣水是高小期间唯一的老师。我依稀还记得初次见到汪老师的情景。那时我腰上系着父亲的“中国人民海军”蓝色裤带，在祠堂外玩耍。有人指着我对汪老师说：“这是你班上的一个学生。”汪老师住在邻村，过了石桥就是，离我们村不过一公里，但平日很少碰面，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孩，几乎没有出村的机会。
与我同年级的另两位同学中，有一位因为“富农”成分而未能进入高小。他叫树林，是我中学毕业回乡学竹编的引路人，我也曾称他“师傅”。他的一儿一女后来都考上大学，儿子好像读武大，女儿读师范。女儿出生时，我正好放假在家，他请我给她取了名字；儿子的名字则是汪老师取的。
我已记不清，我们是先在村里开始了四年级才转过去，还是直接到大队小学开始四年级。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高小就是那时候才设立的。最初的校址位于大队部往下走一公里的山坳里，是一栋刚建好的新房子。那里似乎只有一户人家，如今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地名。那时个人大概不向大队收钱，但我们会给他们家砍柴，因为学生中午热饭要烧火。
汪老师是“老高中生”，但未毕业。据他说，家里经济困难，当他听到父亲打算卖棺材供他读书时，他就退了学。我们那时课程只有语文、算术和政治。偶尔看到他捧着一本《数学》，我当时还挺好奇。
放学时，汪老师有时与我们同行，半路上会说些黄色笑话或谜语。“卖棺材”的故事大概也是那时讲的。
文革期间，各校常要搞文艺宣传活动。汪老师不仅教语文、算术，还要教唱歌，并编排、导演一些宣传小品。我当时很想参加，却一直未能如愿，不知是因为没有表演天分，还是因为年龄太小。不过，这却让我养成了抄歌的习惯，这个习惯延续到大学。从抄歌中，我不仅学会了简谱，有些歌唱熟了，甚至能凭听觉把简谱写出来。那时候抄的歌有一些是老歌，如《毕业歌》、《大路歌》、《工农一家人》，也有新创作的歌，如《一壶水》。
《一壶水》唱的是军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克制与集体观念，当时觉得挺感动。如今看来，与其赞美连长把水让给战士，不如追问：为什么一个连队在炎炎烈日下行军，竟然只有连长一个人有水壶？
文革最热闹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锣声，有时是文艺宣传队，有时是批斗“牛鬼蛇神”。老远就能听到口号声：“只准敌人老老实实，不准敌人乱说乱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或者“敌人”二字换成具体的名字）、“打倒某某某”。被斗者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嘴里喊着“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等自辱的话。
印象最深的是汪老师组织的批斗“富农婆”。她的“罪行”，不过是不愿把板凳、洗脚盆、火铲借给贫下中农。于是她背着这三样东西游斗，游行几乎走遍整个公社，几十个村庄。我走到后来脚都迈不动了。
还听说县城一次批斗会上，负责喊口号的人一时口误，把“保卫人民，镇压敌人”喊反了，马上就被押了起来。
进入高小后开始半工半读，不过劳动不算多，大概每周一天。除了砍柴，还有“小秋收”等等。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捡苦槠。苦槠似乎只见于南方几个省，有点像橡子，但更大；又像板栗，但比板栗小。晒干后壳会裂开，去壳、洗净、磨浆、煮熟、冷却，就成了苦槠豆腐。
那次去山里捡苦槠，我一脚踩空，整个人向山下滑去，眼见要坠入悬崖，幸好被一棵大树挡住，好像正是一棵苦槠树。从那之后，去山里劳动时汪老师就让我留在家里剥苦槠壳。
文革初期，生产队在紧靠着祠堂的东面（村口）盖了仓库。盖仓库时我唯一有印象的是炸鱼。为了庆祝仓库的落成，有人弄来了炸药，装入两个“煤油瓶”里（相当于今天750毫升的红酒瓶），插上雷管后丢进羊角潭，一次大概捞起了一百来斤鱼。
那时候，极少有人炸鱼。人们捕鱼的办法一般是渔网和鱼钩，偶尔会用鱼叉。此外，会用榨油剩下的渣饼毒鱼。榨油时，把油茶籽或菜籽放入一尺多宽的铁框内，再加入稻草作为纤维压紧榨油。榨完后剩下一个十分结实的渣饼。烧熟后敲碎、加水，可以拿到小水坑里去毒鱼或毒泥鳅。
后来，人们用农药毒鱼。农药比油渣饼更毒，更快捷。开始只用在小水坑，后来有人用在河里。大概是1974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潋溪河的上游至少10几里处有人用了农药，而且用量非常大。一直到我们的下游几里之内，到处有鱼“翻白”。我大弟弟本来挺“会水”的，可他治病去了，我还在学校。有的人家晒成干鱼都超过百斤，等我周末回家，已经过了高峰，也还捞了几斤鱼。
毒鱼、炸鱼、高压电捕鱼越来越普遍。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很少抓到作案者。原因之一大概是村民不愿得罪人，查的人也是应付。河里的鱼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些鱼种已经绝迹，鳖、蛤蜊早已不见踪影。
在破四旧的持续影响下，祠堂被拆了，只留下了外墙。雕龙画栋，一尺多直径的柱子，换成了不到一半粗细的普通柱子和屋架，建成那时流行的会堂。我们那一带拆旧盖新，旧屋架一般都被“波阳佬”买走。估计波阳那一带缺乏木头，他们买下之后都是在涨水时用放木排的方式运走。屋架外面看上去老旧，其实里面还是很好的木头。
差不多同时期，凡是有雕刻的木头都被铲掉，石雕则被石灰涂抹。后来婺源成了旅游县。我回国时到过不少旅游点，看到木雕、石雕几乎都未能幸免。这大概并非婺源一地的现象。
重新划成份，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生产队开会时很多人家都很紧张，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本来够得上“上中农”，大概因为我母亲参加过土改，最后却成了一个语焉不详的“贫民”。我填写“出身”一栏时，一直写的是贫农。不过，“重新划成份”后来不了了之。
有那么一段时间个人不让养猪，各村办了养猪场。为了不烧猪食，还大力宣传“糖化饲料”，好像就是加一下助于发酵的药材，做酒曲的那种。
公社了把各种手艺人，木匠、竹匠、桶匠、铁匠、泥水匠、裁缝等集中起来，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各家请他们都要通过合作社，工钱也是交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按工分统一结算。手艺人怨声载道，干活时都能听到他们的抱怨。
公社还成立了农机厂，生产一些普通农具，包括一些手艺人的作品。但农具的质量不过关。手工业合作社和农机厂大概延续了两三年就解散了。
我们读五年级时，也就是1970年，学校响应“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改为五年制，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汪老师让我和同村另一位同学跳半年级。1971年春天，我就升入公社初中。其他同学，有的又留了一年，有的干脆辍学了。至少在我读公社初中的两年半里，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汪老师后来一直教高小，好像直到退休都没有转为公办教师。他是当地有名的“秀才”，附近人家凡是有抄抄写写的事情，基本都会请他帮忙。我一直与汪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的父母也一直把他当作好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感激他当年的教导。
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
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
充分利用水发电，植树造林满山岗；
自力更生创大业，世界革命担肩上。
宣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