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眼中的文革

文革初期，让我羡慕不已的是，那些中学生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只恨自己出生得太晚。这样的羡慕相信许多人都有。我们邻村有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病发时会来我们村。有人问她要做什么，她就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毛主席语录》初发行时，里面还引用了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不久，刘少奇就被打倒。“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随处可见。村口甚至扎着泥塑的“刘少奇”像，不管像不像，写上名字就是他。

那时流行军装、军帽、解放鞋，胸前还别毛像。如果一个人看到别人有更好的毛像，可以随便抢。帽子上的红五星经常有人卖。一次我看到货郎担上有红五星卖，父亲恰好在家。等我到菜地里找到父亲拿到钱时，货郎担却早已出了村。为此我懊恼了很久。

文革一两年后，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写在红纸上的多是“最高指示”，白纸的多是“打倒”。一天，教室墙上的红纸标语被邻村一个女生不小心碰破了，当时就有人喊“反革命”，我也跟着起哄。几天后，她的邻居在路上遇见我，狠狠打了我一棍子。那男孩跟我同年，他父母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献忠，就是把家中的金银铜器献出去，谁也不敢不献。因为谁戴过耳环、镯子，用过什么器具别人都知道，如不主动献出而一旦被人揭发，甚至被家人说出去，就是不忠，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献上的东西按当时的价给回了钱，但听大人们说钱有短缺。

九大后，每家厅堂的正中都得有个“忠字台”，漆成红色，摆上《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及《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曾经还有短期的“餐敬”，每家都有一张红字铅印的餐敬仪式：每餐吃饭前都要歌唱《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每个村口都设宣传台，台上也是摆毛选四卷和毛语录，由小学生值守。路人必须读或听一段才能通过。我认真执行“任务”时，发现路旁丢了一张“忠字像”（心形硬纸上印着“忠”字、毛像和向日葵，四五寸大，印在比较厚的硬纸上）。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一旁，不料被风吹进附近的粪缸。有人立刻上报公社，而且有人喊我“反革命“了。要是我出身不好，又没有当时写标语的人作证，“反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戴上了。作证的人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懒惰的赤脚老师火星。

那时还经常有新版的毛像章出来，一到二寸的样子。随手抢夺他人挂在胸前的毛像章，是当时流行的行为。

我们村边的水轮泵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地点在学堂屋旁。学堂屋位于杨家林村西头半里路外，有四户叶姓人家，可以算作杨家林村的延伸。水轮泵的建设不仅为附近几村人家提供便利，它的存在也为后来把菜地改成水田奠定了条件——有了水源，灌溉才成为可能。

水轮泵的边上建了一个茶叶初制厂，厂里的机器由水轮泵带动。机器就是两种，炒茶和揉茶。炒茶的机器就是在炒锅上安装转动的“手”，两只手转动着翻炒茶叶。

水轮泵边上还装了发电机，供附近几个村的照明。那时候的电灯泡主要是15瓦、25瓦和40瓦，极少有60瓦或更高。春夏季河水比较多的时候，40瓦的亮度高于美孚灯（有别于自制的煤油灯，没有玻璃灯罩，油烟大，亮度低）。但在干旱季节，电灯就看到一根红丝。那些断了灯丝又重新接上的灯泡会更亮。或者低压（110伏）灯泡也会更亮。但如果河水稍微大一点，而低压灯泡没有被及时换掉，就会被烧坏。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中国有低压灯泡，可能因为这类电力不足的事情比较普遍？

在茶叶初制厂建造的初期，不知何故我和村里的老太太发生了冲突，那时应该只有50出头。从此，她就成了我的仇人。从她的身上看见了我的丑陋。

她的名字叫美玉，早年丧夫，有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好像是非婚生，但第二个儿子的父亲也过世了。两个儿子先后都做了上门女婿，不过，小儿子就在临村。据说，她的鼻子有异味，绰号“臭鼻子”。美玉跟我母亲还是朋友，

我砍柴时经过他家的菜地，就会“顺便”破坏她家的菜苗，把嫩南瓜戳一个洞。一次，她来问我母亲要剩下的灰汁，我就立马把它倒掉。她的妯娌还教我骂她“杀猪凳”，意思是睡在她上面的人都死了。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为什么只针对她，而不是更坏的人，无非是“柿子捡软的捏”。

后来回头看，那个年代虽然也搞了不少建设，但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祠堂、仓库、茶叶初制厂早已不见踪影，当初改成的水田如今又变回了菜地，有的种上了茶树，只留下水轮泵的一条深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