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里的小学

我们大队叫杨溪大队，“杨”字取自我们村的第一个字。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大队部起初便设在那里。后来，大队部搬到几里外一个位置更居中的小村，小学却仍设在我们村的祠堂。我家就在祠堂隔壁。不到五周岁，我就被送进了小学。记得还有两个同龄男孩和我一起进课堂，他们好像第一天就跑回家了（后来都比我低两年级，也都没读完初中）。

小学的教室设在祠堂上堂，总共只有二三十名学生，不同年级同在一间教室。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余年级的学生便安静地做作业。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姓汪，名志瞻。因为“瞻”字难写又少见，大家都把他的名字写成“汪志坚”，在我们方言里，“坚”和“瞻”几乎同音。汪老师那时大概五十多岁，家好像在“上余”，一个听上去很远的地方，不过应该还是本县。

据说汪老师原本是教私塾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们家天井屋庭院的大门上，至今还保留着他写的“万岁”对联，横批是“爱国爱社”；外墙上至今还能依稀辨认出“大跃进”时期留下的标语：“鼓足干劲……”。他的普通话不好，但那时几乎没人计较，因为没人知道标准普通话是什么样，也没人会讲。

我的同学普遍比我大好几岁，高年级的甚至大六七岁，难免会受些欺负，但一般不至于挨打，更谈不上霸凌。其中有一位同村的同学叫红星，至少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很照顾我。后来他从武口茶校毕业返乡劳动，性子温和，说话做事都有些秀气，三十岁左右才结婚，之后成为民办教师，一直教到退休。

我读完三年级时，正值文革第三年，汪老师回家了，大概是退休。上面没有再派老师，小学也被下放到各自然村（我们大队共有十三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赤脚老师开始兴起。

我们村第一位老师是当时的生产队会计，名叫火星。火星老师的问题不是能力，而是懒。他首先没有弄清我们读几年级，却给我们买来了三年级的课本。

我们三年级一共三个人，另外两位都比我大三岁。写作业时，他们经常互相对答案；而火星老师批改作业的方法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我的答案和他们不同，那么错的一定是我。就这样，我在他手下又读了一遍三年级。进入四年级不久，大队开始办高小（四、五年级）。

我还有一位特别的“老师”，我们都叫他“洪”，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洪”字。大概在我二年级时，刚开始学打算盘。洪是个篾匠，那阵子来我们村给生产队编谷垫（约三米宽、五米长，用来晒稻谷）。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还记得跟他一起去河里洗澡。他不仅教我打算盘，还教我念“啊波册得”（大概是汉语拼音字母a、b、c、d的发音）。可我只对算盘感兴趣，每当他让我念“啊波册得”时，我便胡乱念。我猜他是一位高中生，只是没能上大学。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从小便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凡事弄个明白。看到各种工匠干活时，我总是仔细观察。有时候我挨得太近，会被人呵斥，因为有安全问题，特别是抡斧子时。我看过人干活后，很多事情自己就能动手。我甚至对两地的距离都不满于“5里、10里”的粗略说法，会用数脚步的方法来估算距离。人们说到横坑口（大队及高小所在地）5里，到西坑（公社及初中所在地）都叫5里。我用脚步得出的结果是，到横坑口4里，到西坑7里。后来通了公路之后，里程碑表明，我的估算非常准确。

“金莲婆”有几个儿子，其中一个五十年代出去当兵，转业到北京工作，大家都很羡慕。她大概是我们村当时年纪最大的婆婆，而且她不像其他老人那样瘦，她看上去比较“福态”。有一次，她和几个人在天井屋东边前侧的阳沟边上洗衣服（大雨过后，河水浑浊，而且会淹过平时洗涤的石阶。从天井屋西侧后山流下来的水清澈，流过这个阳沟，是洗涤的地方）。当时下着小雨，我就主动给她打伞。为此，她经常说我的好话，还说她这样的老人家说话是会应验的。

说起当兵，这是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可以说是最主要的途径。那时流行一首歌《真是乐死人》，正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参军时的心情，歌词当然写得更加夸张。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村在部队里的人就没断过，在全大队也是最多的。其中一年，我们村就有3个人同时参军。除了在北京的，我们村在外面工作的还有好几位，有去了武汉的，有在地质部分当个小官的，有在婺源茶场做了副场长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参军之后转业的。我父亲也算是其中一位，不过，他是“解放前”参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