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四、社会风气与习俗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我们那里的小学基本上都是民办教师任教，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反倒是文革前读过书的人，不管读到哪个年级，大多都有比较扎实的基础，至少我认识的人都是如此。
男孩子读书比较随意，愿意读就读，不愿意读也不会勉强。有些孩子长大后怪父母当初没有逼他去读书。女孩子读书的很少。从高小到初中，我印象中没有女同学。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工分上也有所体现。成年女劳力的工分一般比男劳力低，尽管有些农活，如插秧、割稻子等，女的干得并不比男的差。
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妇女（“家庭妇女”），极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采茶算是例外，因为采茶的季节正好也是插秧的季节，是另一个“双抢”。家庭妇女很少参与双抢，原因是要在家做饭、洗衣、摘菜及打理菜地等，并且时间也不好算；而采茶是按照茶叶的重量计公分，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
除了分工和上学方面，我没有觉得男女之间有太大的不平等。我们那里没有换婚、逼嫁之类的事，也很少听说有人漫天要彩礼。男女到了法定年龄（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一般都会到公社登记结婚，然后举行婚礼。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娶了老婆，少数“老大难”到三十几岁也都结了婚，其中也有入赘到女方家的。
村里打架斗殴的事很少，好像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刑事案件。妇女之间偶尔会骂架，大多是因为孩子之间闹了矛盾，也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想，一个原因大概是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去，也都比较惜命。
我们那一带都是砖瓦房。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农村盖的新房基本上都是一种“标准屋”式样。地基约十米见方，前面是五米见方的堂屋，两侧各有一间房，大约两米宽、五米长。后面也是一个堂屋，一侧是厨房，另一侧一般空着；如果一栋房子由两家（通常是兄弟两家）合住，后堂另一侧也会做成厨房。楼上两侧各有两间房，其中两间与楼下房间对应，另外两间建在厨房上方。
一些较老的房子并不是这种布局，大概是根据地基条件和当时的需要而建。我猜，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房屋逐渐盖成同一种样式，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木工水平下降，大家只能照着现成的样子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统一的模式。
盖房首先要立柱架梁。柱子和横梁都用整根杉树，屋内几乎所有木结构也都是杉木。需要捆扎固定的地方，则用手指粗细的小杉木，经火烤软以后绞紧。所有构件之间都采用榫卯连接，不用一颗钉子。屋内隔墙全部用杉木板，外墙砌青砖，砖墙内侧再衬上一层木板，后堂除外。
楼上的地板好像不是杉木。
房顶承托瓦片的是椽子。椽子上面，还密密地铺着一层顺着木纹劈成的杉木薄片，再在上面盖瓦。木片是把直径二三寸的杉木（二三尺长）顺着木纹劈开的，而不是锯开的。之所以劈开，大概一是劈木比锯木省工，二是顺着木纹劈开的木料韧性更好，不容易折断。木片厚薄、宽窄并不完全一致，之间虽然有一些缝隙，却能挡住碎瓦掉到屋里。固定木片用的好像是“洋钉”（普通的铁钉），以前听说用的是竹钉。
穿衣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详情可参阅拙文《裁缝、衣裳与服装》。打补丁的衣服家家都有，但很少见到补丁摞补丁的。带补丁的衣服主要是干活时穿，绝大多数人都有几件没有补丁或补丁很少的衣服，留着逢年过节、走亲戚时穿。冬天一般穿棉袄、棉裤，里面再穿“卫生衣”“卫生裤”；夏天多是衬衫，也有人穿“老头衫”（圆领T恤）。比较高级的布料有灯芯绒和平绒，姑娘出嫁时，家境较好的人家往往会把这些布料列入聘礼。聘礼中的布料，大多又会随着嫁妆一起带回婆家。
女人坐月子时，最常见的食品是红糖水和“萝卜子”（家乡对带壳白煮鸡蛋的称呼）。好的人家每餐都有“萝卜子”，亲友去看望新生儿或产妇也都是送鸡蛋，一般不少于10个，但也不会超过20个，具体多少视家境及关系的亲疏决定。我妻子在我家坐月子时，每餐4个“萝卜子”，一个月吃了好几百个鸡蛋。她居然还没有吃厌，现在还喜欢吃。大多数产妇奶水都比较充足，很少听说婴儿缺奶。
招待贵客用“子鳖”，就是把鸡蛋打入开水中煮熟，一般放3到5个鸡蛋。“子鳖”煮熟后盛入小碗（我们叫“汤盂”，比饭碗小），再加白糖。普通人家很少有茶缸，盛茶招待客人用的也是“汤盂”。我最后一次回国，去看望月子里的侄女，她的婆婆还用5个“子鳖”招待我。
冬天取暖主要靠火熜（当地读“松”）和火桶。火熜外面是竹编的，像个篮子，里面放一个传统的铁火盆，可以提着到处走。火桶也是可以随身搬动的木制取暖器具，里面通常放一个漏水的搪瓷盆当火盆，漏水的地方铺上一块铁皮，再放木炭。火桶上半边留有缺口，便于添炭、除灰，也方便取暖。在搪瓷盆之前，火桶用的也是传统的铁火盆，我们家就有一个。老人更喜欢用火熜，因为坐在矮椅子上烤火更舒服，而坐在较高的火桶上不踏实；年轻人大多喜欢用火桶。
做饭时，烧下的木炭都会及时铲出来，用水浇灭，留作冬天取暖。我们把这种木柴烧完以后剩下的木炭叫作“炭煤”。炭煤没有专门烧制的木炭那么坚硬，火力也没有那么猛，却很适合取暖。把炭煤压紧以后，可以慢慢燃烧，一盆火往往能烧好几个小时；压得特别紧的，甚至可以烧上一整夜，放在床边也会使房间更暖和。我们还会在炭火里埋一红薯，闻到红薯散发出来的香味后，再给它翻个边，总共要烤一个多小时。红薯烤熟以后，连皮都不会烤焦。
除了火熜和火桶，有的人家还有火炉盆或地炉。火炉盆一般就是把铁锅放在木架上，烧的也是炭煤。地炉就是在地上挖一个一尺多见方，七八寸深的洞，一般是烧柴火。年轻人经常坐在火桶上，围着八仙桌打牌；而围着火炉盆或地炉，则更适合聊天。后来地炉越来越少。一来平时不用时，还得用东西填平；二来地面越来越多铺上了水泥。
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冬天还会备些蛤蜊油和雪花膏。蛤蜊油更便宜，也更普遍，主要用来防止皮肤开裂，或涂在已经开裂的手背上。雪花膏则更讲究一些，没有蛤蜊油那么黏，擦起来更舒服，香味也更好闻。
好的搪瓷盆主要用来洗脸，多余的搪瓷盆则用来盛食物，尤其是汤汁之类。洗脚一般都用木盆。大多数人家都有早晨刷牙的习惯，不过有些人舍不得用牙膏，牙刷往往要用到刷毛都磨平了才舍得扔。
搬运东西主要靠挑。成年男子一般都能挑两百斤，走几里路，只是中途需要经常歇息。不能挑的，就由几个人合力扛。我还见过几千斤重的整个屋架被移动，大概是为了“风水”。听说我父亲老家的老屋也移动过。
成年男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扁担和“铁锥棒”，一般都用檀木或长得笔直的荆条制作。扁担两头较细，中间较粗，两端都镶着竹钉（或铁钉），靠近一端约三分之一处还镶着一块扁平的小铁片（姑且称之为铁扣）。铁锥棒比肩膀矮四五厘米，上端扁平，下端套着两三寸长的铁箍，底部再插入铁锥（锥头是平的），因此叫“铁锥棒”。
我们挑东西基本都用左肩，右手拿着铁锥棒，以右肩为支点，棒的上端顶住扁担。这样挑东西实际上两个肩膀都在用力：左手扶着扁担，右手压着铁锥棒。歇息时，后面的重物着地，铁锥棒顶着铁扣，就不用把担子完全放下。山路狭窄不平，两头重物同时着地往往是不可能的。
每个生产队都会养一些牛，有水牛，也有黄牛。水牛喜欢泡水，黄牛则更像美国的buffalo。耕田、耙田都是用牛。一年四季都有专门的人放牛。没见过用人力耕田的事。牛老了，或者摔伤不能干活了，就会杀来吃肉。这也是乡下唯一的吃牛肉的机会。牛肉按照人口（大概与口粮的比例相关）分给各家。剩下的骨头还会煮烂，剔下来的肉（俗称牛熟肉）再分。至于牛肉汤怎么处理，没有印象了。
农村的娱乐很少。记得小时候有过戏班（好像是哪个文工团的）来我们村的祠堂里演出，专门搭了戏台，照明用的是汽灯。有一位女演员还被指派和我母亲睡。文革开始后，偶尔有学生演的宣传剧巡回演出，不需要专门的舞台。
后来公社有了电影队（其实就是两个人），《地道战》、《地雷战》等三四部电影重复地在公社的各个村子播放。我们村因为有草坪，放电影的机会比其它村子多。放一场电影要十几块钱，由生产队出。附近的村子，远至七八里，都有孩子赶来看。孩子们早早地吃完晚饭，去占好位置。母亲还会准备一些南瓜子，不只是为孩子，也是为可能会到访的亲友。
六十年代后期，家家都装了有线广播，早上好像是六点以《东方红》开始，晚上9点以《国际歌》结束。我外婆一听到《国际歌》就提醒我们该睡觉了。带短波的收音机是稀罕物，好像要100来块钱。一个大队也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有收音机。
在结束杨家林的生活、习俗之前，提一点趣事。有些村子做晚饭也叫“烧夜锅”，在我们那里“锅”与“家”同音，我们村只会说“做夜饭”。其它一些姓氏也有忌讳，比如我们把长豇豆都叫“羊角”，但杨姓村子却把它叫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