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家林村
杨家林坐北朝南,面对秀丽的笔架山。清澈的潋溪河自西向东,从村前缓缓流过。河这一侧,是一片平坦的菜地,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村西半里地之外。村东口百余米外有一座“水口亭”(意为村口亭子)。从亭子到村东头河畔,沿途是一排百年的古树,有橡树、杨树、樟树、柳树等。村西头靠近菜地的山边,也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大树。
从水口亭再往前几十米,就是石砌的拦河坝,名叫碓峡,已有数百年历史。碓峡一端有一座碓房,里面安着由水车带动的一对木杵和两个石臼。碓峡上游是羊角潭,潭深数米,潭中的大鱼可重至十公斤。渔人坐在渔盆里(约二尺乘四尺的椭圆形木盆,深约二尺),悠然撒网。一些打鱼爱好者也会撑着竹排,带上鱼竿或鱼叉,在河面上随意游荡。
村东口河边的沙石滩,是孩子们的天堂。三伏天,他们穿着开裆裤在沙滩上挖沙坑、捉小鱼、淘鳖蛋;三九寒天,则裹着棉衣棉裤在冰面上探险,甚至掰下一块冰贴在墙上,看它在阳光下慢慢融化。春秋时节,他们在这里搭石房、扔石头、打水漂,其乐无穷。
村西口沿石阶走下几十米,是女人们最常聚集的地方,村里称为“溪里”。溪里像一个河边的赏鱼台,由大块石板铺成,长七八米,宽五六米。最低一层比平常水面高出三四寸,沿台水深一二尺,正好洗衣洗菜:年轻的站在水里,年长的蹲在台上。涨水时,较高的几层台阶成了刷洗台;平时,则成了妇女们聊天说家常的坐凳。溪边那株大杨树(村里称作“杨柳”)枝叶繁茂,如一把大伞,为劳作的人们遮阴挡雨。大小不一的鱼儿常在溪边穿梭,无论是年节宰杀的猪鸡,还是四季的时鲜蔬菜,它们总是最早的“品尝者”。
村前有一片约百余平方米的草地,称为“草坪坦”。草坪南侧由坚固的石磅支撑(“磅”与“胖”同音,指垂直砌石而成的挡土墙,更标准的称呼是“石坎”)。石磅的高度仿佛天成,即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也还差几寸未能淹上草坪。夏夜,草坪是纳凉聊天的最佳场所;冬日,则成了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的乐园;平时也是孩子们“打仗”的理想战场,以及放露天电影的最佳地点。
叶家祠位于村东口,面对笔架山,与石磅之间相距十余米。除了公社所在地,其它村子几乎没有祠堂。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公社没有什么大村,多是百余人的小村。祠堂面积大约七八百平方米,分上堂、下堂和外院。上堂比下堂高一米多,两侧各有石阶相连。上堂面积一百多平方米。下堂约三四百平方米,中间靠一侧有个生产队的粮仓,占地十几平方米,其余大多空着。外院再比下堂低几十公分,也有百来平方米。外院之前,就是草坪坦。
——以上摘自本人20多年前的散文《童年的故乡》。
杨家林全村都姓叶。我们那一带都是一个姓的小自然村,除了极少数从外地迁居或召婿进来的。比如河对岸的汪村坦,就有一家姓单的。村与村之间相距不过一二里至五六里。附近有三个以叶姓为主的村庄,村名都冠以他姓:杨家林、曹家坦、余家坑。杨家林只有一支叶氏祖先;曹家坦全村也都姓叶,但只有一部分与杨家林同宗;余家坑则只有少数几户姓叶。
杨家林是整个大队唯一拥有祠堂的村庄,还有远近闻名的朝山——笔架山。村里老人常说,如果杨家林的朝山与曹家坦的水口(村口)合在一起,便会“朝朝出皇帝”。潋溪河自西向东流过村前,全村房屋都坐北朝南,面向笔架山。
河边有一片沙滩,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河里有各种鱼类,还有鳖、蛤蜊和虾子。我曾在沙滩里淘到过一枚鳖蛋,回家后随手放进装杂物的抽屉里。没想到几天以后,一只小鳖竟然破壳而出。我把它带到河边浅水里玩,不小心让它游进河里,扬长而去。
潋溪河一路汇入星江河。每逢梅雨季节河水暴涨,村里便组织青壮年把枕木扎成木排,顺流撑到县城附近出售,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那里虽然是山区,但很少有高山。稻田都是在向阳的山坳或者比较平坦的山谷,水稻由山泉自然灌溉。在我的记忆中,从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家乡并没有出现特别反常的气候。冬天最低气温在零度以下,夏天最高气温30多度,但晚上会降到30度以下。
虽然山并不算高,但野生动物也不少。如果屋门没有关好,鸡舍又不够牢固,黄鼠狼便会进来偷鸡。野猪会糟蹋玉米、红薯之类的。如果生产队种了这些作物,就需要派人在夜里守野猪。那时候武装基干民兵配有枪,民间还有土铳,因此野猪倒没有造成太大的祸害。我们村没有人打到过野猪,但我父亲老家有过。据说还有老虎,会进入人家的猪圈吃猪,不记得是否真实发生过。还有一次,大概是在我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黄昏时,有人说溪边发现了老虎,我也跟着村民远远地张望,却始终没有看见老虎在哪里。
我也不记得有哪一年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灾荒。只有一年,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全村人都上山挖"乌路"(家乡对蕨根的称呼)【路字待考】,再到河边淘洗淀粉,做成乌路粉。我是家里最大的男孩,那时还没有能力上山挖“乌路”,倒是有几户关系好的家庭送来一两碗乌路粉。
二、土改后的农村经济
杨家林的土地,在整个大队也是最多的。土改前,村里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还有不少上中农(也称富裕中农)和中农。地主名叫家福,妻子叫进田。杨家林也是全公社四大油茶村之一。那片油茶山是家福开垦种植的,他也因此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据说,他还没来得及吃上一颗油茶籽。荣盛兄弟被划为富农,因荣盛曾任保长,又抓过一名壮丁,后来壮丁没有活着回来,因此又被定为“恶霸富农”。荣盛的妻子荣贞,在土改初期曾与我母亲合影;文革期间,那张合影中的她被剪掉了。土改以后,杨家林不少土地分给了周围村庄。直到八十年代初,长辈们说起某块田地时,还常以原来的主人称呼,例如“某某家的地”,借以说明具体是哪块地。
从我记事起,地主、“恶霸”富农两家都住在村口的茅屋里。家福原来的房子分给了村里唯一的雇农(名叫“社员”,名字大概是“解放”以后才取的,原来的名字可能不雅)。家福在外种山时摔死。进田靠给村里人打草鞋换一些公分维生。文革结束后,村里把她安置在废弃的小学里(砖瓦房)。荣盛和荣贞后来搬回了原来的半栋房子。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奇怪的是,家福和荣盛都没有后人。
荣盛的弟弟成福低调做人,受冲击不多,但孩子的上学和婚姻都受到影响。四兄弟读书都不错,却都被迫辍学。老二后来到邻村做了上门女婿;老大直到很晚才成家;老三会杀猪;老四树林就是我的“师傅”,最初教我编斗笠,也让我从此喜欢上了竹编。他没能升入高小,不过等到他结婚时,社会上已经不再讲究家庭成分了。后来,他主要做木工,那是他自学成才的手艺。
我们那里种植的作物很多,有棉花、玉米、小米、高粱、茶叶、水稻、红薯等等。粮食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则是茶叶。
我曾在废纸里看到,五十年代种红米时,亩产只有三百来斤(我小时候也吃过红米饭)。六十年代末开始种植双季稻,改种矮秆品种,又采用“薄膜育秧”(农民把那种白色半透明塑料薄膜统称为“尼龙”,“尼龙”当然是用于早稻),插秧间距也减小,从以前的差不多一尺改为六七寸。亩产提高到七八百斤,丰收年可达一千斤左右。各村略有差异,一般每人平均有一亩多地。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各人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成年男子每年六百斤稻谷,成年女子每年五百斤;未成年的分成几个年龄段,分别为一百斤、二百斤等。稻谷出米率大约是70%。茶油在交了公粮之后,视收成平均分配,多的时候接近每人十斤,少的年头每人四五斤。
正劳力一天记十分工,每十分工折合七毛钱左右,好的年头接近八毛,差的年头六毛多。因为“双抢”期间每天记十五分,每个正劳力全年的工分一般在四千分出头。成年男子一般不低于九点五分;女劳动力主要是未出嫁的姑娘以及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妇女,一般七分左右,各个村子略有不同。其他未成年的孩子,从二三分到八九分不等。
不同村子的收入也有所不同。我们大队的横坑村,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因为位置更偏山里,农闲时卖枕木。那时公路已经修到了附近,不必再等涨大水时放排。他们最忙的时候(包括“双抢”)正劳力每天记二十分工。据说能干的劳力一年能挣近六千分,工分值接近一元,家家都盖起了新房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听说,婺源其他一些地方,十分工只值三四毛钱,甚至还有一毛多钱的。看来,当时各地生产队之间的收入差别相当大。
生产队每月分一次稻谷,偶尔也分玉米或红薯,都是收获以后及时分配。稻谷领回家以后,一般还要再晒一晒,然后拿到水碓去壳。我们村二十多户人家,每家轮一天;人口少的两家合用一天,人口多的则可能轮两天。平均下来,每户大约一个月轮到一次。
稻谷在水碓里去壳以后,还要过筛、过扇,把大米、碎米和谷糠分开,其中一部分工序在水碓里就已经完成了。我母亲做事十分细致,大米和碎米里几乎看不到一丝谷糠。碎米一般用来磨粉,偶尔也会喂鸡。
水碓几乎是我们那一带唯一的稻谷脱壳工具。潋溪河算是一条小河,我们村的水碓一般只有两个石臼。碓锤捣入石臼的一端叫碓头,外面镶着厚铁皮。碓杆中间有轴,尾部不断被水车拨板压下,碓头便随之抬起;拨板转过去以后,碓头又靠自身重量落下,舂进石臼,如此反复。沿河的每个村子都会筑一道水坝,把河水引向水碓,为它提供动力。
比河更小的溪流,我们叫“坑”。像我外公的老家坑头、父亲的老家言坑,都只有“坑”而没有“河”。只有坑水的村子,便要选择落差较大的地方建水碓。人口多的村子,需要建几架水碓;河流较大的地方,如清华镇,水碓的石臼就不止两个了。
大部分人家都会养猪、养鸡,偶尔也有人养鸭。粮食除了要交公粮,还要交余粮;猪和鸡蛋也有任务要交。交任务的猪,最低重量是一百二十一斤,单价好像每斤四角五分;一百三十一斤是另一个档,每斤五角;一百五十一斤以上是最高档,每斤五角五分。猪肉零售价每斤七角四分。
那时候物价相当稳定。我记忆中,从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稻谷每斤0.095元,稻米每斤0.138元;面条每斤0.26元,猪肉每斤0.74元,茶油每斤0.8元。商店里卖的糕点,贵的八毛多一斤,如蛋糕、酥糖(“冻糖”)、中秋酥月等;便宜的六毛左右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