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和叔叔

我每年都会去言坑看望祖母，通常一年不只一次。小时候跟父亲去，长大了之后自己去，如果爸爸不去，就带弟弟妹妹去，一般不会一个人去。走的路线一般是经由坑头先看望炳兰婆。有时也走另一条路线，经由岭溪姑姑家再去言坑。

有时候，父亲带我去，然后把我留在那里玩几天，再由其他人送我或接我回家。记得五六岁的时候，还跟村里的人玩过竹马。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玩竹马。这也是我唯一还记得的在祖母家玩的游戏。另外，大叔叔在晚上带我玩过有点复杂的扑克游戏。我学会之后还在学校和村里跟其他孩子玩过。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抄歌，其中一个叔叔还给过我一本印刷的歌本，里面有一首“麦浪滚滚闪金光”。晚上我一般是和小叔叔睡。

在我还没满10岁的某一年春节期间，我大概和堂妹起了冲突受了委屈，就一个人出走了。我祖母追了我一段路没有追上就放弃了。那天还下着雨，我打着伞，一个人翻两座山、走10多里路到了坑头的炳兰婆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后来家里有大人来接我回了家。我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好像我回国时还提过这件事，觉得祖母家太大条了，我这么个孩子一个人走了之后，居然没有大人追赶过来。

过年期间，大人们会串门聊天。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女的。

其一是“喜爱”。她老家在南昌，我上大学后还让我带东西给她在南昌的姐姐。据说，她和她丈夫是在他外出打工时对上眼的。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也有人外出打工吗？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就没问他们。之所以说是五六十年代，是由他们夫妻的年龄判断的，他们的大女儿也比我略小。使我比较惊讶的是，喜爱一口言坑的土话，也乐呵呵的样子，看不出她曾是城市里的姑娘。

另一位叫“疯呐”（我们那里叫人，如果只叫一个字，后面会加一个听上去像“呐”音的字）。“疯”也许应该写作“封”，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指手或脚基本上废了。而我们通常的疯子叫做“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人们都是叫她“疯呐”。她有一个非婚生的女儿，也不是很灵光，没有读书。母女俩都是吃“五保”。

我们那里管叔叔叫“叔爷”或在名字后面加“爷”，大伯叫“伯爷”。小叔叔名叫“佑发”，我们就叫他“佑发爷”。佑发爷的年龄正好介于父亲和我之间，父亲比佑发爷大16岁，佑发爷比我大16岁。说来惭愧，这还是我某年回国，问及佑发爷的年龄时，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和佑发爷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不只是因为他和我的年龄更加接近，还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关系特别亲。他当初学木工是我父亲给他找的师傅，，据说那位师傅手艺很高。

佑发爷在我还只有几岁时就为我预备了一套木工家具。我“10岁”（虚岁）那年，终于有了盼望已久的“皮带裤”和“皮带”，那是佑发爷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和婶婶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曾跟在身边当“电灯泡”。我那时不懂礼貌，也不知如何称呼还没有正式成为婶婶的她，就叫她“那个妇女”。说来也巧，婶婶的年龄也正好介于佑发爷和我之间。婶婶和叔叔结婚后，来我们家住了一两个晚上，还给了我好几块钱的压岁钱，那正好是刚过春节。

佑发爷做事一丝不苟。他做的各种椅子小巧而标致，时不时地会送几把来给我们。他做的箱子也比一般的“密缝”，我上学用的箱子就是他做的。我们家老屋的有一块地板，由于天井来的雨水长期浸泡而腐烂，他刚“出师”不久为我们补的那块地板，因为太密缝，在潮湿的天气就会拱起来。

后来，我高中毕业，自己在家里鼓捣竹编。佑发爷就问我到底是要学木匠还是竹匠，学竹匠的话，就帮我找一个高明的师傅。要是学木匠，自然就是跟他了。我说一样都不想学。我当时心里在想，那些东西还用学吗？我干嘛要受三年学徒的苦？大概一年之后我被公社里拉去教新增设的高中班，半年后考取大学。要是去学木工或竹编，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是后话。佑发爷当时是好心，因为随便学一门手艺，也比种田强。

我结婚时的家具是他包的，从木头到人工。因为他文化不高，看不懂图纸，要找他的师傅帮忙，而他的师傅又是大忙人。有时候做到一半做不下去，只好在家里干等。

大叔叔为人忠厚，我们家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他从不推辞。我母亲跟大叔叔大婶婶更亲近一些，主要原因之一是为大叔叔打抱不平，因为祖母偏爱小叔叔（应了“爹娘爱幼子，祖辈爱长孙”）；也许还因为与大叔叔、大婶婶年龄更加接近。

我出国后的一年，好像祖母已经过世，两兄弟为家产或是其它原因闹得比较严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劝两个叔叔，当时我觉得写得挺情真意切的，还把复印件寄给了父母。我家收到信后，大弟弟以为我没有寄给叔叔，或是担心没有寄到，还特意为那封信跑了一趟。至于那封信是否起了作用，就不得而知。

第一次回国时，他的二女婿正好开大客车。那天是他女婿接我们从县城去言坑的，佑发爷也到县城来接我们。那时的公路刚刚开通，还没有铺柏油，一路坑坑洼洼。我时不时地拍几张照片，佑发爷就担心我把胶卷用完了。我告诉他，胶卷已经换成了电子的，可以拍很多张。

佑发爷喜欢喝酒，每天三餐都离不开酒，而且必须是喝白酒。虽然没听说他喝醉过，但酒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二次回国时听他说，肋骨有了损伤，但他酒还是照喝。据说喝酒与他的病情恶化很有关系。他本来不缺钱，他儿子在杭州，他的病早就应该到杭州或上海较好的医院去治疗。可他一直听信附近的庸医，服那些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直到非常严重了，才到上海去，可是已经太晚。

2009年年底和父母通话，得知他刚从上海的医院回家，已经没有医治的必要了。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婶婶接电话后，他也试图跟我说话，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几天之后，就从弟弟那里得知他已经走了，没能熬过中国的新年。

父亲得知他的病情后，经常唉声叹气。他去世的消息被家人瞒着，葬礼也没让父亲参加。

我前几次回国，大堂妹都会来我弟弟或妹妹家，帮忙做菜、洗衣服。一次，我们大家庭拍合影时，他站在父亲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