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父亲1928年出生在边远山区的言坑。言坑分为两部分，相隔几百米，靠近大路的叫外言坑，稍远一些的叫里言坑，两个村落各有几百人口。父亲刚过十岁，祖父毕年吉便因病去世。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其中小弟弟是继父所生。继父也很早去世，父亲从少年时期起，便担负起“长兄为父”的责任。
父亲1948年参加新四军（后来查资料得知，新四军最迟于1947年已并入解放军，边远地区可能仍沿用原来的称呼），后来参加过“剿匪”，还差点被调往朝鲜战场，最后从海军退役。他在部队里的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少。一方面，他常年不在家；另一方面，他也极少谈起自己的过去。
他曾感叹，如果文化水平高一些，也许会写一部自传。后来，我请弟弟、妹夫带着录音机，请他讲一讲过去的经历，他却又不肯开口。他那些走南闯北的往事，也随着他的去世，成了永远封存的历史。
父亲大概在1956年前后退役。他与母亲是怎样认识的，我们这些晚辈不便追问。他们结婚应该不晚于1958年，因为我曾听外婆说，婚后母亲迟迟没有怀孕，家里还曾替他们四处寻找方子。
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或许也与相似的身世有关。母亲姓叶，却与叶姓没有血缘关系；父亲姓毕，也与毕姓毫无血缘关系。两人少年时期都失去了父亲。父亲身为长子，却来到叶家做上门女婿，不知道当初是否遇到过什么阻力。不过，从几位“亲家母”（外婆、曾外婆、祖母）的相处来看，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太多隔阂。此外，母亲的能力、气质和干部身份，也为她增添了不少光彩。我出国后第二次回国时，曾陪母亲去父亲的老家。从村中老人谈起母亲时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当年在那里颇为风光。
父亲退役后，一直在县城粮管所担任所长，六十年代末调到思口粮管所。妹妹1975年出生后，为了离家近一些。由于小公社没有粮管所，他便改行去了农业银行，当时称为信用社。八十年代初，小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亲便提前离休，让他顶替进入了银行。
父母之间一直父母一直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互相照顾。在我所知道的类似家庭组合中（丈夫吃国家粮，妻子在农村），不少男人有外遇，妻子只好装聋作哑。我父亲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男女方面的问题，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我们几兄妹的户口，都是父亲经手办的，却都随母亲姓。
父亲每月只回家一趟的样子。他在家的时间大多在菜地里忙碌，主要是施肥与浇水，还有那些只有男人才能做的事，比如搭南瓜架子。他作为外姓人，又长期不在村里，说话还带着不同口音（仅十几公里的距离，方言差异巨大），与村民不很熟络。尽管如此，他仍利用职务之便帮村里人买面条。当时的面条是稀有物资，不只需要钱和粮票，还要有指标。有客人来煮一点面条，既方便又显得好客。
他的工资不高，一月四十几块钱。但买一些紧俏物资方面比一般人便利一些。弟妹出生后都有牛奶喝，主要是罐装炼乳。粮管所还养猪，过年能分几十斤肉回家，几乎是我们全年的肉食来源。
除了种菜，每年过年前做肉果（肉圆子）的肉都是父亲剁的。剁肉之前，他会把两把菜刀磨锋利来，然后左右手各握一把刀，一上一下，剁得又快又好。每逢做肉圆时，我都会想起父亲剁肉的情形。
过年期间，他都会去看望他的母亲，我都会同行。他个子不高，还不到1米6，但走路很快。上岭（用青石铺成的台阶）时，总是一步跨两个台阶。快到家时，无论是我们自己家还是祖母的家，他就会加快速度，有时他还会说，跟我这样慢走，睾丸都要压碎了。
父亲平常回家与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特别是我，一直跟外婆睡。
第一次与父亲有几天相处的机会，大概是在我读高小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母亲送我上车，我父亲在思口汽车站接我。父亲接到我后，看我头发已经很长了，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理发。那个时候剃头师傅差不多一个月来村里一趟，每次剃头好像是一毛钱。如果觉得头发还不够长，就再等一个月。孩子们不需要刮胡子，拖一个月再剃头是常有的事。
理完发后，父亲好像还带我到饭店吃了午饭，然后步行去思口粮管所。那时的思口粮管所还在延村。延村是一个大村，离思口要走几里长的石板路，粮管所设在祠堂里。
白天就看着大人干活，收粮食、卖粮食，粮食过秤等。称粮食用的是磅秤。磅秤以前见过，但这是近距离，不忙的时候，我还能摆弄一下磅秤。晚上，住在粮管所的人会聚在一起，讲鬼故事之类的。不过我也没觉得有多吓人。
面条好像是他们自己产的，但没看到有面条机，或有谁在做面条，只看到面条长长的挂在那里。包面条的纸大概1尺见方，他们会拿一些给我，让我在上面图画或折纸。
员工们都很友好，其中一位脸部有严重烧伤，据说是用柏油密封粮仓时被烧伤的。
可能是值日表之类的，有一张纸上写着员工的名字，其中一人姓戴，但写成上十下八。问为什么戴字写成这样，答案是戴字十八划。可我怎么数，都只有十七划。这件事一直是我的疑问。最近查到一种解释，说是上面的"土"和"戈"不共用那一横，因此算作十八画。
到了初中，更多地感受到了父亲的存在。时不时会收到父亲给我的一些少见的学习用品，彩色蜡笔，双色圆珠笔，笔记本等。大多数大概是开会的纪念品，以前，他拿这些东西回家后都是丢在一个抽屉里。
上高中之后，他除了给我一些学习用品，来学校看我基本上都会买两个煎饼或包子之类，还给过电影票。有时还会带我去看舅公。
高中期间，我也到思口粮管所住过几天。那时粮管所已经搬进新建的房子，位于思口镇头的马路边。只记得那里有几个以前见过的老熟人，其他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
父亲虽然和外婆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她是母亲的母亲。他对外婆的娘家也比较上心，就打听到了外婆的嫂子后来的丈夫正好在县城工作，才恢复了来往。舅婆第一次带小舅舅来我们家时，他还是个孩子，比小弟弟还小。
我第一次回国，还随母亲拜访了舅婆。我大女儿结婚后带女婿回国，也去看了他们。舅婆的家“三省堂”属于旅游点，会讲婺源话的不必买票。可我们的几个孩子连普通话都不利索，更不用说婺源话了。我们说是走亲戚也不放行。我小弟弟只好自己进去把小舅舅叫出来认亲，我们才可以不必买票进去了。那时，舅婆已过世。我开着妻子外甥的商务车（minivan），虽然去的时候车里已经坐满了人，但还能再挤一下，把舅婆的儿子和儿媳接到县城聚了聚。
他对自己的根当然也上心。他主动联系到了他父亲（我祖父）在安徽绩溪县溪西村老家。应该是我上大学之后，他的两个堂弟带着一些礼物来到我们家（那次他们没有去言坑），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根在安徽溪西。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没有年年都走动。
一次我回国时，我妹夫开车载父亲与兄弟们去看两个堂叔。巧合的是，祖父老家与我妻子同姓。那次，我们只看到一个叔叔（名叫“旺”，但忘了全名），另一个叔叔已经不在了。父亲去世时，旺叔带着“大学“毕业只会打游戏的孙子来我们家住了几天。
父亲严于律己，甚至到近乎苛刻的程度。他在家的时候，若见我们与别的孩子冲突，总是先责备自己的孩子。我五六岁时曾因某事挨打，感到特别委屈，肯定是本来就受了别人的欺负。
我弟弟刚工作时，被所长刁难，父亲听了所长的话就责备弟弟。我弟弟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在父亲去世后还提起。
有一次邻居建房过界，两家起纠纷，公社调解员偏袒对方，父亲便认定是我家不对。后来家里写信让我问清楚何方过错。我买了有关法律的书，又咨询相关人士，放假时还拜访县法院退休院长，他也是和父亲同一个地方出去当兵后转业的。父亲得到证实后才去骂了调解员一顿。最后如何处理，我已记不清了。
父亲相信报纸，八九年时，他不承认政府腐败，为此我们在暑假争吵过。几年后我出国前，他才说“至少银行系统腐败了”。但他所谓的“腐败”，多是大吃大喝与浪费，更深层的腐烂他看不见。后来我们形成了默契：父亲照着报纸谈时事，我不插话；我和别人骂政府，他也不表态。
父亲闲来无事时，就和人打麻将消磨时间。牌友是邻村的几位老人，赌一点小钱，输赢不大。到了最后的几年，一桌麻将已经不好凑齐了。后来他的手有些肿痛，却一直查不出是什么毛病。
2017年，一次通话时他问我是否有计划回去，我说还没定。他说，如果我不回去，可能就没机会了。以往我们一家回国时，我父母还说不用如此频繁地（二三年一次）回去，心疼开销大。电话之后，我们就决定回去。那年正好是父亲九十岁（虚岁），于是除了女婿外，我们一家七口（包括老大的两个儿子）都回去给他做九十大寿。
第二年五月初，我弟弟来电话说，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医院已经让他回家。我当即买了机票回去。我到家时，父亲躺在家里的床上，已经意识模糊。第二天早上就走了，那是2018年5月4日。
是的，你说的很好。
我2006年5月份曾一个人回去，在家里陪父母几天。那次正是拔竹笋的时候。我们附近没有毛竹。粗的毛竹直径可达四五寸，高有十来米，不过，用于竹编的只需要下面五六米。竹匠要用的毛竹都是去父亲的老家买来的，好像每根一元钱的样子。我用的竹子叫水竹，手指头半粗，二三米长。水竹在山里很多地方都有。我们拔的竹笋就是水笋。还有一种竹子跟水竹差不多大，叫苦竹。苦竹不适宜竹编，笋是苦的。苦竹只用来扎竹篱笆，或者当柴烧。
那天父亲决定和我去拔竹笋，父亲说了要去某个山里拔，大概有四五里的路程。我母亲说，某个地方近多了，应该也要笋。在去拔笋的路上，父亲跟我说，母亲说的地方是在河边，他怕水的。原来，父亲的老家没有河，他们习惯于山里，所以爬山快，但怕水。即便他后来当过海军，也还是如此。那天拔到的水笋不多，就顺便砍了一根柴火回去，我和他轮着扛。那时，他已接近八十岁。
2012年，我们一家六口（包括新婚不久的女婿）回国，他表示想去三清山，他曾在那里剿过匪。那天，浩浩荡荡一行人坐满了两辆车：我妻子外甥的商务车和妹夫的 Honda Crosstour（“歌诗图”）。除了我们一家六口，还有弟弟、妹妹两家以及妻子外甥一家同行，陪父亲去爬三清山。爬山的路上还遇到一个孩子，才七八岁，估计是当天最小的孩子,便给一老一小拍了一张合影。
本来爬三清山无需导游。但那天我们用了导游。那导游说走到庵堂（我父亲抓到土匪的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也许她觉得对80多岁的老人的确如此。所以我们没有走到庵堂。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