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母亲生于丙子年的冬天。1951年参加土改，因为年龄小，就得了“十六岁”的绰号。其实按中国通常只看出生年份的算法，她当时也只有十五岁；若按西方必须过生日才增加一岁的算法，还只有十四岁。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面对双目失明的母亲、裹着小脚的年迈外婆，以及同屋亲戚的冷眼与算计，我母亲很早就承担起家庭重担，也比同龄人更早体会人情冷暖。她之所以在那么小的年纪投入土改工作，一定是看到了新政权给家庭带来的某种希望。
参加土改工作队后，她曾被派往地区学习文化知识。结业时，她和几个同学特意去坐了一站火车。听说她坐过火车，我既羡慕又自豪——那时我连汽车都难得见到。
按我们家的田产划分成分，本应属于“上中农”或“小土地出租”，但我们的成份却是城里的“贫民”，这大概与母亲参加土改有关。因为乡下没有“贫民”这一成分，我在学校填的都是“贫农”。
1961年政府动员国家干部回乡，我母亲写了申请并获得批准。据她后来回忆，当时写了申请的基本都批了，不写的都没有下放。因子女户口随母亲，我的户口也迁到了乡下，后来出生的弟妹自然都是乡下户口。下放前，她担任公社妇女主任，似乎还兼任副社长；回乡后又先后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副主任，直到八十年代才完全退出。记得文革期间有人送信让她去开会、参加运动，她没有理会。
母亲房里有两个相框。大的宽40多厘米，高30厘米左右，相当于十七吋的屏幕那么大。小的严格说来不是相框，而是一面镜子：12.5×17.5厘米，背面是玻璃，中间可以夹照片——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相框。大相框里曾有马恩列斯，还有七巨头的照片，文革时烧掉了其中几张。其他照片已记不清了。镜子相框至今在我手边，但其中一些照片早已发霉，粘在玻璃上也取不出来。里面有母亲抱着我和站着的父亲的合影，那是我小时候唯一的照片，看上去还不到一岁。还有父母的合影、两人的单独照、一张二十来人的集体照（某期学员合影），以及与两个朋友的合影——中间那位富农（荣贞）被剪去了。我记得看过母亲穿列宁装的照片，但不在我这里，也不知道大相框是否还存在。
进娟性格很强势，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不睦。记得我四五岁时，因与进娟的女儿细兰（比我大3岁）发生争执，可能动了手，她竟追到我房门口想打我。进娟有间歇性精神病，年轻时极少发作，七十年代后越来越频繁。我没见过她真正发病的样子，但听人讲过一些：比如有一次回娘家突然捡起路边石头往篮子里装，又或声称喜欢某个男人。到九十年代，进娟基本成了痴呆。她经常来我们家坐坐（那时我们已搬到新屋），母亲从不嫌弃她。这也许对她的子女是一个触动，后来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两个弟弟分别出生于1963年和1967年，三兄弟基本上都是相隔三岁半。
大概是1969年，母亲生第三个弟弟时难产，父亲不在身边。是林生做主请人抬到县医院。据说，当时的医生还问："保母还是保子？"林生说，他们已经有三个儿子，当然是要保母。那个婴儿据说是被剪出来的，还伤了子宫，几年内不能怀孕。那时，县医院可能还没有剖腹产手术。
1975年初，小妹妹出生，我给取的名字。全家人都宠着她，因为她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女孩。外婆都很喜欢她。父亲为了经常能看到女儿，请求调到了公社的信用社，因为我们公社没有粮管所。
我们一家妇幼，粮食略有余存。有些比较紧张的人家，时不时会来借米。米按升计算，一升大约一斤半。人家还米后，母亲都会重新筛一遍，而且分量时常不足。我们只听到她在背后偶尔抱怨几句，下次人家来借米，她依旧爽快地借。
比如腌辣椒，首先把每个辣椒用开水消毒过的干净布头擦一遍，切好后在太阳下凉去一些水分，加适量的盐拌好放入干净的容器里，压紧、盖好。我们家用于腌菜的是一个陶瓷缸，六七寸的直径，二尺来高。
我们家有一个陶瓷坛，大概七八寸高，一尺的的直径，坛口略小。坛子里常年浸着咸鸡蛋。一坛吃完了，就会重新浸一坛。咸鸡蛋首先是给外婆吃，一个咸蛋总会切开两半，一餐吃半个。咸蛋也会用来招待客人，我们偶尔也能吃上半个。
我们家过年前，总会做一大缸糯米酒，估计至少10多斤米。我妈做的总是第三天，也就是五十多个小时以后，酒就开始变得很甜。之后酒味会越来越浓，酒精度大概有十几度，喝起来香甜醇厚，口感很好。我们家过年待客，大多都是用糯米酒。除非客人点名要喝白酒，或者碰上一桌都很能喝酒的人，才会拿出白酒来。
我妻子的姐夫是司机，自己声称是“烟枪、酒壶、茶包、饭桶”。吃东西比较挑，自己烧菜的水平也不错。因为有过在乡下吃饭味道不好的经历，我出国前请他去家里吃饭，总找借口推脱。第一次回国时，大概碍于面子，也听说我母亲的手艺不错，就随我去吃饭了。饭后，对酒和菜都赞不绝口（那时，我母亲做糯米酒应该不限于过年了）。
我们家请师傅（我们把各种手艺人都称为“师傅”，如木工师傅、铁匠师傅、竹匠师傅等）上门，比一般人家容易，大概与伙食较好有关。另外，我们也极少拖欠工钱。我们家每年都要请人家砍柴，有时候是请几个人砍一天，有时候是请人晚上收工后带一担柴。柴火有两种，一种是一人高左右带叶子的小树木（焰柴），另一种是只是树干，手臂般粗细（粗柴）。前者容易点着，后者耐烧，炭煤主要靠烧粗柴而得。如果是砍一天，吃的是四餐。第三餐叫“点心”，分量会少一点，但一般不同于三个正餐，比如面条之类的。
我母亲洗衣服，总要洗到扭不出浑水。不知道是遗传还是耳濡目染，我洗衣服也同样讲究。我的毛巾总是最干净的，以至于有客人来我们家吃饭，饭后总是用我的毛巾擦嘴。我们走亲戚时，一般不自带毛巾，讲究的人家会给我们预备干净的毛巾。有些人家就让我们用某人的毛巾，这时，我第一件事不是洗脸，而是洗毛巾。
母亲聪明能干、为人善良、做事讲究。她偶尔感叹：“如果我不是女流，会更有作为”。但我反而觉得她离开官场是好事，因为她认死理，不媚上不欺下，而那是官场的大忌。她从不与人对骂，却得了个“争长”的外号（队长的“长”），意思是喜欢跟人争明白个道理。
我刚上大学不久，和她分享了一则新闻，她不相信。我说是《人民日报》上登的，她却说：“报纸上的东西不能信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讲。在独立思考方面，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母亲也会提醒我们对父亲要尊重。一次，我从大学写信回家，因为父亲一般不住在家里，收信人我就写了母亲的名字。我放假回家时，她提醒我，父亲是一家之主，虽然他不在家住，收信人还是应该写他。
母亲虽然为人善良，却也没过婆媳这一关。因为她做事讲究，大弟媳嫁过来后，她时不时会在旁边"指点"几句，这就惹了媳妇的不高兴。大侄女于1989年出生，下面的两个孩子出生后都有先天的严重疾病，不久就夭折。为此，我母亲就埋怨进门的日子不对（我们家看好日期后，亲家改了）。弟媳妇为了堵母亲的嘴，就离了婚，然后让我母亲重选日子结婚，还写信到美国给我。我自然不会同意重新选日子办第二次婚礼的闹剧，只回信让他们复婚。
我大弟弟就在他们的女儿快出生时，发生农药中毒（好像是风吹入口中）。幸好他自己警觉，赶紧骑车回了家。那时候交通还不方便，先用手扶拖拉机送到公社，再找拖拉机送到县医院。在县医院昏迷了将近10个小时才醒过来。我认为他的农药毒素还有残存在血液中，这才是下面两个孩子患病的根源。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们村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位村民被蛇咬伤后，后来出生的孩子也有先天疾病。这当然不能证明两者一定有关，但至少让我更加怀疑，某些毒素可能会影响下一代。
小弟弟结婚后在县城居住，倒是没有日常相处的问题。我小弟媳妇是小学老师，女儿出生后，想我母亲来县城帮忙带孩子。我母亲没答应。我女儿出生后我也曾想母亲去南昌帮我们带孩子，她也没去。家里有养鸡，有菜地，还有父亲的一日三餐，走不开。她也早已习惯了乡下的生活。我小弟弟告诉我，他们觉得父母对他们的女儿比较冷淡。我想，这话多少有几分实情。我女儿是第一个孙辈，大侄女又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小侄女已经是第三个孙女了，自然没有前两个那么受关注。弟弟认为，这也是小弟媳和我父母关系一直不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结婚时，我父母才给我们100块钱。我们没有怨言。多年后，我母亲告诉我，我结婚时家里其实有一千多块钱，但想到我们两个人都拿工资，大弟弟结婚时恐怕要花不少钱，所以只给我们100。这件事我过了好多年才敢跟我妻子说。
我们老二出生时，想请母亲过来住一段时间，也顺便帮我们带孩子。父亲也想一起来，但是签证被拒。后来再请他们来，我父亲都不愿意，我母亲又不好单独过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脑子还很灵光。有什么事想给我们打电话时，总会算准时差，在我不在上班，也不在睡觉的时候打过来。
我回国的时候，有几次想徒步经过由义岭回家。那时，基本上没有人走由义岭了，有些路段被茅草、树木覆盖了。我母亲并没有在电话里提这些事，走过之后才知道她事先专门花钱请人把路清理了一遍。她还会根据玉米的成长期，选在特别的日期下种，以便我们到家时正好有刚长好的玉米吃。
世纪之初，大弟弟也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买了公寓，离小弟弟家不远。我也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住在乡下的就只剩下父母二人。老两口相互照顾，也请过村里的妇女帮忙。除了偶尔有病痛、感冒，平时都不用麻烦弟弟妹妹。
母亲年轻时背部受过伤，一直没有痊愈。外敷内服都不见效，还给胃造成了损害。可她在家里就是闲不住，有时还一个人试图搬重物，为此不止一次受伤。一次在电话里我有点生气，说话的声音就提高了（我们几兄弟说话都容易提高声音）。她当时就说，我怎么能这样跟她说话，我回答她，都是她遗传给我们的。她就不生气了。
父亲过世后，我们问她打算跟谁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身体也不太好，一个人在乡下住，实在令人放心不下。她说，她想跟我们一起生活，因为跟身边两个儿媳妇的关系都不好；至于女儿，她觉得自己有几个儿子，去跟女儿过也不合适。
她以前的护照早已作废。我马上要回美国，就请小弟弟先帮她去办护照，等护照办好后，我再回国陪她办理签证。可弟弟始终不肯去办，理由是"办了也出不来"。我说："能不能签下来是以后的事，先把护照办了再说。"可他丝毫不为所动。我和母亲打电话时，她还一直盼望着能来美国，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
后来，他们决定三兄妹轮流照顾，每家一个月。照顾的家庭从父母的存款中领取报酬。几个月后，母亲在妹妹家从床上掉下地，摔坏了臀部。从此瘫痪在床。
母亲摔坏后没有送医这件事，我倒不太愿意责备他们。第一，当时农村八十多岁的老人摔伤后不送医院，是当时农村的常见做法。第二，农村医疗条件有限，要找到能够做这种手术的专科医生并不容易，即使打听到了，也多半在大城市，还要等上几个星期。第三，当时农村医保几乎等于没有，即使能够手术，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一位朋友的妹妹臀部受伤，虽然打听到上海有较好的医生，却要等一个多月，最后只好在南昌做了手术，不仅花费巨大，还留下了后遗症。
相比之下，臀部骨折手术在美国已经属于比较成熟的常规手术。我知道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做过这类手术，大部分费用由医疗保险承担。
瘫痪在床后几个月，母亲有了褥疮，精神状态也差。我嘱咐小弟弟买了个医院护理的那种用床，可以让她躺起来，也更易于翻身。感恩节前夕，我弟弟说母亲基本上都不认识人了。我决定回去一趟。我了解到，生褥疮不只是因为翻身不够，营养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买好机票之后还叮嘱小弟弟把她送往医院，以便可以打些营养针，并请一位护工，方便经常给她翻身。如果钱不够，我来出。
在感恩节当天的晚上飞去了杭州，然后乘高铁到婺源。回去之前请教会的一位医生开了治褥疮的药。当天晚上我去看望了母亲，回弟弟家的路上，遇见了大弟弟。原来，他不知道我刚刚回国。据说，那段时间他与小弟弟的关系很僵，跟妹妹的关系也不好，所以没人告诉他我回国的消息。他说我没有告诉他回国的事，我说，我也没有分别通知别人，只是请小弟弟代为转告。
第二天，大弟弟居然跑到医院说要让母亲出院。我听说后赶去医院，对他说，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了。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他的意思很明显，就让她在家等死好了，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住院的费用虽然不用他出，但父母的存款至少有他的一份子。后来，大弟媳妇去医院看母亲，看到妹妹煮了鱼汤，便说，一个快要死的人，没有必要再浪费这些东西，有几口饭吃就行了。
几天之后，在我回美国之前，母亲就能认人了。还跟护工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我除了上大学用了几百块钱，其它事情没有让他们操心。我考上大学、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又出了国，也时常寄点钱回家，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她的确为我自豪。只是她未能出国这件事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如果她能够来美国，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2020年，正值封控的紧张时期，我母亲离开了我们。我弟弟妹妹都没有及时通知我，他们大概觉得，即使通知了我，我也多半赶不回去。
值得欣慰的是，她几年前受洗成为了基督徒。给她传福音的还是妻子家以前的邻居。他在温州信主后回婺源，把他所建楼房的一层作为敬拜的地方。俞弟兄给母亲传福音时，她还特意问过我的意见。我向俞弟兄了解了他们的信仰，回国时也去参加了他们的聚会，觉得他们所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便放心让母亲去那里聚会。不久以后，母亲便受了洗。
想到将来还能在天家与母亲重逢，我心中的遗憾也得到了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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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老人，就凭这点就超过九成知识分子了。我知道这点，是我30几岁做报纸编辑才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