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曾外公秉忠是清末的秀才，家中留有他的秀才帽（秀才帽由我保管），以及他戴着秀才帽的照片。他为人忠厚，不曾做官，只在上海教书谋生，但具体在哪类学堂或私塾、教授何种课程，已无从考证。据外婆回忆，因为他听闻“共产”即将到来，便不再置办田产。
秉忠与曾外婆凤姿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祖模。曾外婆的娘家姓程，在婺源县城，就住在婺源老街上，我母亲曾带我去过几次。模出生后，秉忠的朋友从数十里外的江湾村“三省堂”抱来一个女孩，取名文娟。文娟就是我的外婆，她在秉忠家真正的身份是“童养媳”。
外婆谈起往事时，总是念叨着模。那是她的初恋，两人已经订下婚期。据外婆说，模少年才华出众，十几岁在县城读洋学堂时便小有名气，文章甚至超过先生。“大姑子”也非常手巧，可以把天上飞过的鸟绣下来。
然而厄运骤然降临。据说，模曾做过一个怪梦，不久便头痛不治而亡，半个县城的人都为他举丧。随后，外婆的双眼染怪病而彻底失明；继之而来的是“大姑子”得病去世（还没有子嗣）。凤姿听到噩耗时极为平静，对报信者说：“我已经知道了，她昨晚自己来告诉过我。”
这一连串不幸，据说与迁祖坟有关。风水先生曾警告秉忠：“这新墓地不利于你，却会利于你的两个弟弟。”秉忠回答：“只要他们好就行。”
模的过世，五房的其他家庭盯上了秉忠的家产，宗族内部的利益争斗持续到今天。甚至有人筹划在秉忠从上海返乡的途中伺机谋财害命。一位好心人得知阴谋，特意赴上海护送他返家，算是救了他一命。
秉忠看到我妈出生后又是女孩，长叹一声，不久含愤而逝。他去世时，才57岁。他去世后，兄弟们仍拒绝让他下葬，竟让棺木停放在家将近一年。
豁达的曾外婆活到八十三岁，见到我和弟弟出生，才宽慰离世。
曾外婆逝于1966年3月10日，文革还没开始。广播或学校里说要破除迷信，我懵懵懂懂以“迷信”为由拒绝给曾外婆灵柩下跪。外婆去世时我在上大学，也没有下跪。父亲去世时我在场，因为是基督徒，也没有下跪。母亲去世又正逢疫情。
回头来看，从曾外婆、外婆，到父亲、母亲，我竟没有一次在长辈灵前下跪。原因各不相同：少年时受"破除迷信"宣传影响，后来则因为信仰，或因身在异地、疫情阻隔。
秉忠的一双儿女早逝之后，双目失明的外婆成了家中唯一能够传承香火的人。面对兄弟家令人寒心的恶毒，他们宁可把家产留给毫无血缘的童养媳，也不愿拱手送给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为了延续香火，他们为外婆找了一个上门女婿——也就是我的外公。名义上，外公是秉忠夫妇的继子，而外婆仍然是他们的儿媳妇。
外公的原名是程金星，老家在十几里外的上坑头村（坑头是一个大村，分为两部分，中间相隔几百米，坑的上游叫上坑头，坑的下游叫下坑头。我们那里把小溪称为“坑”，最宽不过几米，不能游泳）。外公过继到叶家后取名启大。我读书期间需要写祖上的姓名时，写的是叶金星。
外婆和外公生了四个孩子，我妈排行老二。大女儿出生后当年便夭折。外公也在我妈年幼时病故，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外婆和我妈都说，那是外公不愿意孩子随叶姓而“带走了”。自此，只剩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而且壮年的外婆双目失明。
外婆的娘家也已凋敝，后来彻底失去联系。外婆常念叨着想回娘家看看，确切地说，是想再感受一下那里。七十年代，我爸打听到，外婆嫂子的丈夫（我们叫他“舅公”）就在县城百货大楼边上的土产局上班。原来外婆的哥哥早已去世，留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于是，两家恢复了来往。我去过土产局舅公那里多次，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江柏荣。
比外婆年纪还小好几岁的舅婆来我们家时，想接她回娘家走一走，外婆却不肯去。
外婆只吃瘦猪肉和鸡鸭蛋。肥肉、鸡肉、牛肉，她从无口福。我们偶尔故意把一点肥肉夹到她碗里，她都能闻出来。外婆喜欢吃苦瓜。村前菜地里每年都会长出苦瓜，大概是鸟儿留下的种子。我妈采回家后烧一小碗，她自己吃。外婆一边吃一边笑说：“苦人吃苦瓜。”
外婆做家务的能力一点不逊于一般人。我妈一出门，几个孩子的吃、住、拉、撒全由她操持。我妈坐月子，也是她照料。她做的饭菜香喷喷，还会做一些精致的小吃。家里四季的酸菜都是她腌的，酸咸适口、能存数月。她甚至能缝补衣服，只是穿针要人帮忙。最令人称奇的是，她光凭声音就能听出鸡是不是自家的。有几次，她要我把“人家的鸡”赶走，我说“都是自家的”。她坚持说有外来的鸡，后来我一看，果然如此。她说，自家的鸡吃食从容，外来的声音更响——因为是在偷吃。
磨粉是外婆最常做的事之一。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总得弄点花样，就离不开米粉。磨粉用的是石磨子，上下两层，下层固定，直径八九寸到一尺多。有外婆在，家里从不用临时磨。她一有空就扫地抹桌，使得家里四季干净整洁。
外婆的脚比同辈人大，那是被秉忠宠的。凤姿给她绑脚时，一点疼她就哭喊，秉忠就会来为她松开。她也从不吃药，连西药都不吃。一次生病要喝大碗的药，她趁没人偷偷从床的里侧倒在地板上。后来清扫房间时发现了地上的药迹，就再没人逼她吃药了。
外婆的倔脾气不只传给我们，她到老也没改。1976年的一天，我不知为何和她吵起来，她说要打我，我回她“你没有本事打我”。后来她咬定我说的是“没有权利打我”，还到处向人诉说。我找了在场的人作证，她仍不改口。为此，我很长时间不与她说话，十分伤她的心。我刚上大学，放假回家带些黑馒头在路上充饥，剩下的她特别喜欢。我爸蒸了一锅白馒头，她却不吃。原来，她喜欢的是“我带回来的馒头”。
寒假时，妈像是预感什么似的问我：如果外婆出了事，要不要拍电报让我回家？我答“不要”。这话被外婆听到，像在她未愈的心口上再撒了一把盐。外婆有高血压，常年红光满面。一次在照看妹妹时摔倒，再没起来。那时我妈在两里外的菜地。我是在丧事办完后，从父亲的信里得知的。
外婆走后，妈说有几次听见她在厨房里干活的声音。我暑假回家时，妈问我敢不敢睡那个房间，我说敢。我就一个人睡在了外婆生前睡的床上，那也是我一生睡得最久的床。过年时我和妈一块上坟，妈的哭声使我突然悲从中来，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也得提醒自己，现在年龄也不小了，至少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