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
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在公社读书时“天才”的名声在外。大队书记自然不会同意，她就以“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强行把我从田里送到了“化学班”。
我在西坑读书时的名声几十年后还有余望。一次回国时，母亲很自豪地告诉我一件她不久前在公车上的小插曲。一个比较年轻的后生不知因为什么话题谈起了我，他说他只佩服杨林，邻座的一位指着我母亲告诉他，这就是杨林的母亲。
出国前我去看了侯春意，她的官是越做越小了。她后来和我的大姨子还是朋友，回国时也跟她吃过饭，可还是她请的客。她说，她能用公款请客的权力很快就没有了，因为她马上就要退休，坚持她请客。
物理的培训班正好设在思口中学，负责培训物理的是俞文祥老师。我被定了去化学班后，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俞文祥老师。俞老师还跟父亲说，是否可以将我换到物理班去。那多半是一句客气话。
化学老师俞剑虹文革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本来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把关老师，文革时因为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县里。化学班所在的学校文革时煞是风光，几间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状以及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单位（不只是学校）送的锦旗。到一九七七年他们还是非常的左，每周我们得跟其他学生一样参加劳动，我们的化学老师的丈夫还在受批判（后来我们得知，另外两个班所在的学校都对老师及受训人员予以特别的照顾）。培训工作大受影响，以致于有机化学部分才开一个头（培训开始时早已开学，培训的时间总共才三个多月）。
我们班结束后，她就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并继续培训化学老师。年底好像调到了县中学。她丈夫徐达明是很好的语文老师，她母亲也是化学老师。一家三个大学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过年前她请我在村里帮她买肉，但已经过了杀猪的时候。一个人让给了我一条肉，应该是嫌它骨头多，肥肉少。我母亲也说那条肉太差，不好卖给老师。我还是拿去给了俞老师，结果她很喜欢，说是‘’好肉‘’。我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肥肉。
再后来，他们一家调到了南昌，我去看过她。她的女儿也考取了师大数学系，向我借过《微积分学教程》，给弄丢了一本。
在培训期间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那里的蚊子之多，在我到过的地方都是空前的：在墙角上随手一抓，满手都是黑。那里的自然条件没有我们那一带好，没有河流，用水是从井里打出来的。
培训班结束后，还得回到村里参加双抢。
新学期开始之前，公社也对所有的民办老师进行考核，只考政治和数学。负责数学出题的汪老师出完题后就回邻县的老家度假去了，改卷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大家都是老师，监考没法严。小学数学的卷子都过了六十分，九十分以上占多数。可怜的是中学数学，我粗略看了以后告诉负责人：“没有一个及格”，具体分数也没有必要给了（只有二三十分的样子）。滑稽的是，我也得参加政治考试，还得了不及格。有些老师乐坏了：“杨林也不及格”。
公社里合格的老师不多，除了大学毕业的出题老师，还有两位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位是郑章炳，但他们没有参加考试。他们都被分派到大队的初中把关去了。我除了教高一的数理化，还兼初二的化学。那时初、高中都只有两年，初二才有化学课。一个星期十八节课（月薪好像也是18圆或是15圆），除了教课和批改作业，根本没有时间备课。物理是我的弱项，为了不教错，必须提前预习，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周末去请教汪老师。
在当老师的这个学期里，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学期开始后不久，全公社老师的会上，一首刚出来的新歌《贫下中农不怕邪》，需要教唱。居然有人点名让我教，我只知道我在数理化方面有名，没想到我还被认为是全能的。我看那首简谱不难，就接下了。这是我在公众场合第一次教人唱歌，一个字的普通话发音不准还被侯书记纠正。这首无名气的歌我至今还记得它的调子。
我的个子小，不到一米五，好些学生比我高大。有些家长递烟的时候，看到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人最后还是会递给我。他们大概在想，如果我敢接，就说明我是老师，学生是不敢当老师的面抽烟的。个子小还要受炊事员的欺负。一次，因为带学生参加劳动未能准时吃饭，他告诉我没菜了，剩下的一份要留给另一位老师，我没吭声。过不多久，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我就火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也留一份？”他只好拿出一份菜来给我（除了留给那位老师的，居然还有备份！)。他以后再也没有欺负过我。
与吃饭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喝菜汤”。我、朱林树老师、还有郑汉欣校长三个人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饭吃完后，剩下的菜和汤冲入开水，是我们百喝不厌的美味。
朱林树比我低一届，但他中学毕业后就直接教书了。我考取大学之后给他寄了不少复习资料，第二年他考取了中专。中专毕业后他走了仕途。一次在县城碰见他，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县城的家里（不是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在西坑公社的乡下），还感谢我给他寄了复习资料。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郑汉欣当时对“结束文革”有些想不通。文革是毛发动的，不是说要进行到底吗？怎么就结束了。我考取大学后和他通过信，好像出国后还和他联系过。后来听说他还当了公社书记。他就和我儿时的保姆同一个村子，我还想通过他打听我保姆的名字，但没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和老师一起清理办公室时，我把毛的石膏像掉在地上打碎了。旁边的老师叫我干脆把它砸烂，然后把碎片偷偷地撒到垃圾堆里。虽然是七七年的下半年，文革已经结束，心里为这事还是紧张了好几天。
学期快结束时，全县中学老师进行了一次数理化三科的摸底考试，当时的监考完全是虚设。我考的是化学，做到一半，发现是初中试卷，又重新换了高中的试卷。汪国器老师没有参加考试，好像是回老家了。我们公社参加考试的中学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及格，那两位骨干老师的数学都只有三十几分。我记得其中一道题是求三条直线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正解是用行列式，我当时想到了原始的办法：通过三边的长度算面积。可惜因为拿错了试卷耽误了时间，否则能帮郑老师和朱老师（文革前高中生）提高一点分数。
后来从网上知道，很多乡村学校，小学老师就是小学毕业水平，有的初中老师，自己初中没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