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进入县中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反正读初中时也是住校，都是星期天下午返校，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不过，去学校的路程远了一些。原来去公社中学只有几里路，而且都是平路；去县中则要翻过由义岭，上下各有一千级左右的台阶，总路程约十五里。进入县城前，还要从小东门过星江河。平时走的是一座木板桥，遇到洪水，桥被冲垮，就只能摆渡过去，不收费。摆渡的一直是同一个人，妻子有时也过来帮忙。不摆渡的时候他做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他有时还会让乘船的人自己摇橹，与我同村的一位同学就会。我当时太小，摇不动橹。
县中与公社中学有几点不同：其一，县中住的是双层床，虽然仍是通铺，我记得自己睡在上层。其二，每周要带米去换饭票，并补一点差价：米价每斤0.138元，饭票每斤0.16元。我一般每周带四升米（约六斤）去学校，补一毛多钱换成饭票。菜还是从家里带，一大搪瓷缸梅干菜或萝卜丝。与公社初中不同的是，食堂也供应菜，蔬菜五分钱一份，荤菜一毛或一毛五分一份。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食堂买过菜，很羡慕那些不用每星期自己带菜、每餐都能在食堂吃上新鲜菜的同学。
学校规模也大得多，从初一到高二共四个年级。我们高一原有六个班，后来合并成五个班，每班大约五十名学生，我是在一班。每个班都有10几名女生，不过，她们基本上都是县城的。
多数任课老师已经没有太多印象，甚至连姓什么都忘了。只记得第一位物理老师姓陈，第二位物理老师叫郎福民（名字未必准确）。有位政治老师好像叫汪炳坤。第一位语文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教师，但问过几位同学，他们却都不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
读高一时还有英语课。老师姓Wei，不敢确定是哪一个“魏”“尉”“危”或其他“Wei”，也许是“危”，我们都叫他Teacher Wei。英语好像只开了一个学期就被取消了，只学会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还记得China，后来偶尔看到Made in China，知道是“中国制造”，却一直不知道made和in各自是什么意思。英语课只上了一个学期，应该与张铁生事件有关。
化学老师叫金宗文，应该已有五十多岁，是几位任课老师中年龄最大的。他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做化学实验时双手不停颤抖，看着都替他捏一把汗。令人佩服的是，试剂却几乎没有从瓶子里洒出来。
第一位数学老师四川口音很重，至今还记得他念“不等式”时的发音。那个时候学习风气还不错，晚上自习时，经常有同学请我讲解没有听懂的“不等式”或“绝对值”等。几年前还有同学对我说，我讲得比老师更容易懂。他大概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后来换成了方定理老师。
方老师一直教到我们高中毕业。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回国时还去探望过他。我读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他曾带着儿子到我的老家做客，在天井屋住了一晚。那时我还是个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知为何，那天却和方老师聊起了鬼神。他坚信鬼的存在，还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只是我如今已经记不起具体内容。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很可信。没想到多年以后，在班级微信群里却经常看到他转发怀念文革和歌颂毛泽东的文章。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竟然还是个毛粉。
俞芷苓老师好像是在一个学期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同时也教我们语文。俞老师文革前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来县中之前在她的老家——思口中学任教，而思口公社恰好也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我告诉父亲，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俞芷苓老师时，父亲说：“她是大学生，很厉害的。”
俞老师对我比较关照。记得有一次我发烧，没有胃口，她特意给我送来泡好的藕粉。我每周带到学校换粮票的大米，她也让我直接交给她，由她把粮票和补差的钱给我，因为我们家的米比粮站供应的米更好。
我的语文（主要是作文）不像数学那么突出，但也曾被第一位语文老师当作全班范文朗读过。后来批林批孔开始，语文老师选了几位作文比较好的同学开了会，希望我们带头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因为我写作文总是有自己的素材，至少有部分是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我对孔子一无所知，即便对林彪也知之甚少。
有些同学的作文完全靠抄，曾经出过“抗日战争时期我已经9岁了”，“下转第几页”之类的笑话。我写作，一直是有感而发，今天仍然如此。那时候能读的东西少，词汇量贫乏，有时就自己造词。有一次想形容什么东西很多，就写“跟蚂蚁出洞一样”，让老师给改成了“蜂拥而至”，不过，这好像是初中的时候。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想模仿几句七律，描写同学情谊时，为了押韵，写了一句“我俩好比线和针”。俞芷苓老师看到后，说是写给情侣的。我的诗兴受到打击。这使我想起初中数学老师洪秀成帮我批改作业一事，红笔给我写了大半页。如果俞老师也像洪秀成老师那样，耐心给我讲讲七律的格律和用词，再推荐一两本书，说不定今天真成了诗人。当然，这是玩笑。
在我的记忆当中，有那么几篇作文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学期的作文，我把外婆的遭遇改写成地主压迫穷人的故事，写得像真的一样，连自己都感动了。俞老师就轻描淡写地给了个不错的分数，但没有特别的好评。一想起那篇文章，我有点脸红，我居然有成为高尔基、高玉宝的潜质。
在县中两年的时间里，有一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其中有些事如今说起来还有点难堪。
大概是第一学期，班上的王南琴同学把我的一样什么东西抢去放进裤袋里，我就直接去掏她的裤袋。她吓得赶紧把东西还给了我。我那时的确不懂，但从她的表情知道了女生的口袋是不能掏的。
县城电影院的电影票，用的纸张跟我们的作业本封面一样。一次，我就用作业本封面画了两张电影票，和一位同学去了电影院。我走在前面，居然混了进去；后面的同学却被检票员发现了。看来我画电影票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他就带领检票的人进去把我揪了出来。电影院还特意联系到了我们的班主任俞芷苓老师，那晚上她和她的丈夫潘惠中（也是县中的老师，教初中的数学）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很久，还告诉了我的父亲。记得那天回家的路上和父母相遇，父亲说了我几句，却又给了我一块钱，让我以后买电影票。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画画，不过不是创作，而是用九宫格临摹。我几乎画遍了所有样板戏的主角，用的是16开本画纸，画得相当逼真，还被俞老师贴在教室的墙上。有几位同学也跟着学，可他们画格子时既不均匀，横竖比例也掌握不好，效果自然差了不少。
每周劳动也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县中不像公社中学那样需要砍柴，食堂的柴火都是定期采购的；学校也没有水稻田，因此不用下田插秧。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项劳动：一是开茶山，二是敲石子、挑砂子修建新的教学楼。
开茶山的经过大多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曾用石灰给茶山划线。划线时，不知为何和一位同学打闹起来，他把一把石灰撒进了我的左眼。我当即被送到县城一位很有名的眼科医生那里。这位医生与我同姓，他的女儿还正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仔细地用清水给我冲洗眼睛，又上了药，最后蒙上纱布。后来我在百货大楼碰到了父亲。他问了问情况，倒没有显得特别着急。我以前只能眨右眼，这次事故之后，眨左眼也没问题了。射击时正好需要闭左眼，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敲石子、挑砂子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也许因为我个子小、力气也小，总担心拖大家后腿，因此干得格外卖力。那时县中最高的建筑好像只有三层，新建的这栋临街教学楼有四层，是全校最高的建筑。修建这座教学楼所用混凝土中的石子和砂子，都有我们劳动的一份。我们毕业的时候正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测量教学楼高度成了我们最后一个学期的数学作业，而为教学楼安装电灯又成了我们的物理实践课。
后来县城扩建，县中搬到了河对岸，还成立了二中。十几年前回国时，我看到这栋当年亲手参与建设的教学楼正在被拆除。随着它的消失，老县中留给我的实物记忆，也所剩无几了。
为了结合“实践”，化学课讲过土地酸碱度之类的内容，却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去水泥厂参观算不算化学课的一部分，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参观的是清华公社鄣山水泥厂，离县城七十来里，沿公路约三十四公里。去的时候，每人都背着被子，带着水壶（或茶筒），一路步行前往，走得相当累。幸好天气凉爽，那大概是我一生中一天步行距离最长的一次。第三天回学校时，我们坐的是卡车。估计老师们也走累了。
至于水泥厂里介绍了些什么，早已没有印象，只记得制作水泥需要石灰石。我们住的地方离清华镇不远，晚上便到镇上逛了逛。记得买了半斤糕点，在当时算是比较便宜的一种，吃起来有点像今天美国的pretzel，但要甜一些，碱香也没有那么浓。
店里几个玩耍的孩子叫我“乡巴佬”。清华镇不过是一个公社所在地，连那里的孩子都会把来自更偏远地方的人叫作“乡巴佬”。可见身份上的歧视，并不只是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而是一级一级向下延伸。
我那时积极要求进步，刚满十五岁就申请入团，赶在最后一批加入了共青团。毕业合影里，还有几位同学与我身高相差不大；而在那张“婺中高二年级全体共青团员合影”中，我简直就是一个谁家带来的小弟弟。
1975年是“左”得厉害的一年，《春苗》《决裂》《红雨》等电影都是那时候上映的。《决裂》讲的是共大，《春苗》讲的是赤脚医生，《红雨》则反映农业学大寨。中学生毕业几乎没有什么出路，不是下乡，就是回乡。
我们班的王连科同学，被认定在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因而被开除。开除之前，和他同一个地方的一位“地主”也被揪来，当作教唆犯一起批斗。王连科当时“交代”，说是因为受人教唆，对前途感到迷茫，才写下了那条标语。后来又听说另一班有位同学因写反动诗被开除。他们两人都在1978年或1979年得到了平反，并补发了毕业证书。
说起王连科同学，我跟他算是朋友。他喜欢捣鼓无线电，买了一些零件试图组装收音机，但没有成功。他很喜欢我带去的萝卜丝，有一次提出跟我交换一个星期：他吃我的萝卜丝，我吃食堂的菜，由他负责去买。我惦记了几个星期，却一直没有下文。
有一年，他听说我回国了，特意带着儿子来看我，我还给他们拍了照。他告诉我，“反动标语”其实不是他写的。2025年，他在同学群里加我为好友，我接受了，可他一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也从不回应我的帖子。后来看到他在群里转发歌颂那个时代的帖子，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曾经因此失去毕业资格的人，为什么后来还会怀念那个时代。
同班同学中，还有几位值得特书一笔。
班长洪建辉从一开始就对我挺关照。第一年他既是班长，又兼任团支书，后来班长换成了江德辉。他好像也是班上的老大哥，比我大四五岁。毕业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每次回国，他都会组织同学聚一聚。
疫情前，大概正是“厉害了，我的国”热播的时候，我对群里转发的一些帖子发表了不同看法，指出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属实。洪建辉担心惹麻烦，就把我踢出了同学群。不过，我们私下里仍然保持联系。虽然我对被踢出群一事多少有些不痛快，但也能够理解。
后来，为了筹备毕业五十周年聚会，他又把我拉回了群，还特意叮嘱我不要乱说话。其实，我在非政论群里从来不会主动谈政治。而这些年，同学群里似乎也没人再聊政治，我自然也没有“乱说话”的机会了。他倒是一再提起，我曾经给他补过初中数学，我却只记得曾在黑板上给几位同学讲解过当天数学老师讲过的内容。
金祖建同学是浙江义乌人。他是在第一个学期中途，或者第二个学期开学时转到我们班来的，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他老家的朋友金绍礼也在我们班。金绍礼的父亲当时在婺源县担任某个局的局长，金祖建就是通过这层关系转到我们班的。据他说，他们当地升高中有名额限制，他原本凭成绩完全可以升学，却被大队干部子女挤掉了名额。
他带来过金华火腿，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菠萝。成绩也很好，知识面比我广。也许因为彼此学习成绩都不错，我们一直谈得来。
我考取大学后，大学班上一位女同学老家也是浙江。她毕业于婺源清华中学，也是七五届的，正好认识金祖建。她告诉金祖建，班上有一位婺源七五届、个子很小的同学。金祖建马上就猜到是我。1978年，他考入赣南冶金学院，路过南昌时专门到宿舍来看我，还请我一起参加他们同学在江西宾馆的聚餐。那时我既不懂事，也没有钱，竟然连自己该付多少钱都没有问。
后来联系渐渐少了，出国以后更是难得见面。2017年我回国时，请他到婺源聚了一次，他和金绍礼一起来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感叹：婺源已经不如他的家乡发达了。几十年过去，彼此共同的话题已经不多，微信上也很少交流。
倒是金绍礼在疫情封控期间给我打过一次微信电话。本来聊聊同学情谊挺好，可他坚持要谈中国封控做得如何成功，结果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从那以后，我们也就再没有联系了。
宋杰不是婺源本地人。刚到县中时，一位同学看了我的字后，对宋杰说我的字比他写得还好。宋杰的字也算不错，只是如今早已忘记是什么样子了。我的字谈不上出色，但排在前百分之十应该没有问题。我还学过美术字，后来在生产队劳动和回中学教书时，都在墙上写过标语。这大概也是我敢画电影票的原因。
宋杰后来好像还是我妻舅的战友，转业后两人又在茶厂当过同事，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最后一次回国时，我只是匆匆回乡看望母亲，没有通知任何同学，却在县城碰巧遇到了宋杰。他坚持要组织一次同学聚会，那次他的妻子——据说也是婺源七五届的——也一起参加了。
朱汝龙是附近公社的人，在四班，也是我在一班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之一。我一直对他做过的一件事心怀愧疚。
那时候，大多数同学用的钢笔都只有几毛钱一支。而那种整个笔尖都包在笔套里、只露出一点点笔尖的“高级”钢笔（后来知道那叫暗尖钢笔，英文是hooded nib fountain pen），要好几块钱一支。我的那支钢笔，是父亲开会带回来的纪念品，在家里的抽屉放了好几年，我一直舍不得用，直到读高中时才拿出来。朱汝龙也刚买了一支这样的钢笔，总是插在左胸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偷偷把他的钢笔藏了起来，谁知后来竟然找不到了。中学毕业以后，在县城遇见他时，我都没敢提起这件事。直到后来一次回国，他来看我，我才向他坦白。
李玉馨好像也是外地人，不过不是县城的，而是和王连科一样，来自珍珠山垦殖场。他在五班。我们成为朋友以后，听人说他会几下功夫，我还想请他教我几招，却一直没有机会领教。
高考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县中门口碰见了他。他问我准备得怎么样，我说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他马上把政治复习资料递给我，让我赶快看看。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看了多少。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2025年筹备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时，我向王连科和其他几位同学打听他的联系方式，却始终没有找到。
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因为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联系便渐渐淡了。最后，我还想写一写俞芷苓老师。
我毕业后一直和俞老师保持联系。准确地说，应该是从恢复高考以后开始的。回乡劳动那两年，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而且穿得又土，去县城总觉得有些自卑。记得有一次，政治老师汪炳坤经过我们劳动的田边，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只是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
大概是在告诉俞老师我已经被大学录取的时候，她说我的作文大概也就是六十几分的水平。我虽然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高考成绩，但知道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主要还是靠数学和语文。物理一直是我的弱项，理化合卷的分数不会高；政治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是拿分科目，对我却是垫底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我写的是打倒“四人帮”，自我感觉发挥得不错。文章里有几分真情实感，也多少带着一点“高玉宝式”的写法。
上大学以后，每逢寒暑假回家，我几乎都会去拜访俞老师和方定理老师。俞老师言谈之间，总流露出我考上大学多少有些运气的意思。等到我考取研究生以后，这种说法才少了一些。后来她当上了副县长，我们就越来越谈不到一起。直到那时，我才渐渐意识到，她始终认为我父亲只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干部，而我不过是成绩比较好一点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作文即使写得不错，也始终难以真正得到她的欣赏。
出国前，我还是去看望了俞老师。她想托我给在美国的儿子带一点东西，好像是茶叶、瓷器之类。我没有答应，因为我知道美国很大，即使带过去，也未必能顺利送到她儿子手里。从那以后，我们便没有再联系。
说起来令人唏嘘，高中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后来都渐渐疏远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也尽量珍惜每一段师生情谊，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终究还是会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