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班主任，有些学校称为辅导员或指导员。虽然这一职务通常由教师担任，但其职责并不侧重于学业辅导，因为学习上的问题主要由各科任课老师负责。七七级至八一级的班主任最初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不过八〇级和八一级的班主任后来由七七级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接替。八一级的班主任还与班上的学生谈起了恋爱，最终喜结连理。
从七七级到八一级，每个年级招生人数都在百人左右，只设一个班。到了八二级，招生人数增至一百六十多人，而分成两个班。班主任则由刚从七八级毕业、留校专职从事学生工作的年轻教师担任。他们的成绩并不拔尖，但由于各种原因留校作班主任或其它行政工作。一班的班主任是白浔，二班的是温丰平。
温丰平在七八级同学中成绩属于中上，却十分勤奋，也不甘心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后来，他考取了江西大学的研究生。白浔则一直留在师大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从数学系做到学校。200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遇见他在锻炼，跟他随便聊了几句。之前就听说他得过鼻咽癌。听说他不久后调去了南航担任校一级领导干部。后来鼻咽癌复发，去世时年纪好像还不到五十岁。
不知为何，系里后来把班主任的人选考虑到了我身上。
我至今还记得，系团总支书记蔡建春来找我谈这件事时，用颇为客气的口吻说：“要请你出山了。”当时系里的设想是，由我负责两个班的学习辅导工作，而白浔则负责两个班的行政事务。然而，白浔与二班同学之间似乎总有些疏离感；而我去一班时，也感觉到学生们对我较为冷淡，反倒是二班对我格外热情。
我到二班不久，便能叫出八十多位学生的名字。班里好几位同学也建议我干脆直接担任二班的班主任。我将学生们的想法转告给系里，立即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我就正式成为了八二级二班的班主任。
作为班主任，平常其实并没有太多事务。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趁学生不上课的时候，到各个寝室走走，与他们聊天。只要是同学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谈。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开放的年代，也没有什么特别敏感的话题需要避讳。
虽然学校明文禁止学生谈恋爱，但恋爱现象其实相当普遍，尤其是同班同学之间的恋爱情况，也大多不会瞒着我。偶尔有学生之间发生一些小矛盾，需要出面调解，其余时间我基本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管理班级。班干部的设置和分工也都维持原状，没有作任何调整。
既然系里的本意是让我抓学生的学习，二班的学习情况自然需要了解。由于原班主任一向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加上班长带头组织学习小组，二班的学习风气比一班更浓一些。班上有十来位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比较深入，不过极少能把我难住。至于其他同学，则较少主动讨论学习方面的问题。
我还帮女生们做过一件现在想来颇为冒险的事。有一次，一个女生寝室的同学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房间里。按理说，每个同学都应该配有钥匙，可那天在场的几位同学竟然都进不了门。她们住在二楼，恰好窗户开着。我便从隔壁房间爬出窗外，抓住窗框边缘，沿着窄窄的窗台移动，翻进她们的房间取出了钥匙。也许当时还有什么保护措施，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并不觉得危险，事后回想起来，倒觉得自己还真有几分胆量。
这个班实习的学校是东乡中学（还有东乡红星垦殖场）。那时牛仔裤刚刚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实习前，系里担心县中学里还没人穿牛仔裤，怕被视为奇装异服，因此特意嘱咐大家实习期间不要穿牛仔裤。我对班上的同学说，牛仔裤可以带去，但如果没有看到当地学生或老师穿，就暂时不要穿。结果到了实习学校才发现，牛仔裤早已见惯不惯了。县城中学在穿着打扮方面，并不比省城落后多少。
当时实习学校有一位老师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参加实习的一位同学告诉他，我的书法也写得不错。其实我的字只能算过得去，小时候练过毛笔字，也写过春联，但距离真正的书法还有距离。那位老师听说后，特意邀请我到办公室与他切磋书艺，我自然不敢献丑。他倒大方地送了我一幅当场挥毫的作品。记得是在洁白的宣纸上，用行草写成，只是具体内容早已忘记了。可惜出国时没有把这幅字带出来，后来不知何时遗失了。如今想来，仍觉得有些遗憾。也不知道那位老师后来在书法道路上是否又登上了更高的台阶。
八二级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86年，恰逢两项重要改革。其一是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政治科目；其二是毕业分配由学校直接分配到用人单位。此前，毕业生通常是先分配到各个地区，再由地区分配到具体单位。研究生考试取消政治是全国性的改革，而毕业分配由学校直接对接用人单位，究竟是全国统一政策还是地方性的试点，我至今不太清楚。
除了两位报考本校胡克老师研究生的同学外，其余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在我的鼓励之下几乎都把目标锁定在国内最顶尖的高校，如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人大等。系领导被他们的雄心壮志吓了一跳，担心目标定得过高，最终难以考取。我则劝他们不必过于担心。根据我平时对这些学生的了解，他们大多具备相当的实力，考上的希望并不小。
果然他们都陆续收到了补考政治的通知。原来，研究生考试取消政治科目后不久，便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弹，最终又恢复了政治考试，要求考生补考政治。毕业分配直接与用人单位对接，后来也取消了。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我以系里的名义与各校招生办公室联系，希望对方能够考虑政策变化带来的特殊情况，在录取时酌情处理。其中有一次给北京大学数学系打电话，当时报考北大的那位同学就在旁边。电话打完后，他笑着对我说，我在电话里说了许多个“谢谢”。
遗憾的是，报考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两位同学最终没能通过政治补考，失去了当年的录取机会。
即便如此，一个考取清华，一个考取北大，一个考取人大，两位报考胡克老师的学生也被录取，还有一位考取普通院校的。这样的成绩已经足以为系里增光添彩。系里特意制作了大红喜报，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顺便说一句，一班无一人考取研究生。
毕业分配时，系里对那两位因政治补考失利而落榜的同学也给予了一定照顾。报考复旦大学的那位同学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而被南开大学拒之门外的那位同学，则在第二年考入了中国科学院。还有好几位同学考取其它大学的研究生。除了他们二位，还有十来人先后考取其它大学的研究生。
毕业分配是关系每位学生前途的大事。为了参与毕业分配工作，我不得不取消了一次去青岛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
为了做到公平、公开、透明，我将学生各门课程的成绩按权重折算成总分，并把每个人的分数都向学生公布。分配时大体遵循这样的原则：各高校的名额，原则上由两个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优先选择；分配到各地区大专院校的名额，也是在该地区范围内按照成绩排序进行选择。只有当某个地区同时出现一个较好的高校名额和一个相对普通的名额，或者两个名额之间差别较大时，两个班的学生之间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好笑。两个班都有一些学生担心自己班会吃亏。一班的学生认为白浔只会照顾少数与他关系较近的人；二班的学生则认为我是个搞学术的书呆子，玩不过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白浔。
事实上，系里的处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正的。真要说有所倾斜，也只是对二班略有照顾，因为二班在考研方面为系里争了光。例如，陶瓷学院的一个名额，就优先考虑了那位因政治补考而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的同学Z。当时，一班的那位竞争者还通过我的一位同学——也是他们的同乡——来替他说情。那位同学找到我后，我笑着对他说：“都是你的同乡，你管他们干什么？”他知道我不会因此改变原则，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说起陶瓷学院，还有另一个故事。
陶瓷学院最初只给了一个名额，而且这个名额原本是为同学Y预备的。但在最终排序时，Y的总分略低于进入高校层次的分数线，于是系里决定将这个名额安排给那位因政治补考而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的同学Z。同时也告诉Y，如果他父亲能够再争取到一个名额，系里就会安排他去陶瓷学院。
结果不久之后，陶瓷学院果然又给了系里一个名额。系里也没有食言，将这个名额安排给了Y同学。对此，少数同学觉得不够公平。我向他们解释：第一，这样的安排并没有损害任何其他同学的利益；第二，如果你们也有这个能量，我们也可以如此照办。
没有完全按照成绩分配的情况，还有其他几个例子。
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按成绩本来只能回原单位，但分配时适当给予了照顾，被安排到一所中专学校。教务处有一个留校名额，起初我推荐的是副班长。几天之后，教务处长表示不太满意，我便重新推荐了一位比较活络的同学G。后来，我还是从G那里学会了骑自行车——他把自己的旧自行车借给我练习。
另有一个军校名额，由两个班各推荐一名学生，再由军校决定最终录取谁。最后，军校录用了我推荐的同学H。
在我1992年出国之前，H经常过来坐坐。我回国后也见过他一两次。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晋升到大校或少将军衔，不久后就退休了。后来，同学群原来的群主把群主位置让给了他。有一次，我在群里接着别人的帖子说了几句实话，结果被他踢出了群。后来有同学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加入，我婉言谢绝了。
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人在利益面前失去原则的。在我看来，H算是其中比较令人失望的一位。作为他的老师，我当年推荐他，是因为我认为他最有希望被军校录取。从结果看，我的判断并没有错。至于这算不算“伯乐”，或者“知人善用”，就留给读者自己判断吧。只是如今再回头看，“知人善用”这四个字，多少带着一点讽刺意味。
此外，对于正在恋爱的同学，虽然当时不能跨地区分配，但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都会尽量给予照顾。不过后来真正走到一起的并不多。至于分配到南昌市各大专院校的名额，根据本班同学的意见，我也做过一些协调，甚至耍过一点小手段。具体细节就不展开了。
总体而言，分配结果公布时，我们班的同学都比较平静，因为事先已经基本了解情况，没有什么意外。只有一个例外。
同县的两位同学W和X，W的总分略高于X。原本系里已经决定将W分配到地区中专，X分配到县一中。后来W临时提出不愿去地区，希望回县里工作。于是系里将W改分到县一中，而将X调整到县二中。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来得及通知X。
结果公布时，X显得非常失望。他认为县二中的地理位置较偏，学校其它条件也不如县一中。我只能向他说一句“对不起”。
几年后，X到南昌参加高考试卷评阅。中午休息时，他曾来和我打招呼，而我当时正在打桥牌，没有听见。幸亏后来他的同乡G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请G代为解释，并非故意不理他，实在是没有听见。
后来听说，X在县二中发展得很好；反倒是去了县一中的W，还需要他的帮助。此后X又来过南昌几次，并和G一起看望过我。
整个毕业分配过程中，我没有收过学生一分钱，也没有因为照顾某个人而损害另一位同学的利益。毕业后，有一位同学给我送来一大袋花生，大约十几二十斤重。我至今也说不准，这是否与毕业分配有关。
还有一位同学L，因为英语考试不及格而未能取得学位，需要半年后返校补考。L回来补考时，我以系里的名义把试卷取来，并参与了监考。最终，他顺利通过补考，拿到了学位证书。
当年有六位考取研究生，北大、清华、人大、本校两位及一位普通院校。毕业以后，除了前面提到的考取中科院及复旦的两位，还有将近十位同学先后考上了研究生。
全班共有二十多人先后在高校任教，其中既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也有后来转向经商并取得成功的；有六七位同学出国发展，在海外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还有更多的同学在全国各地的中学担任教学或管理的骨干。
每当回顾这些同学几十年来的成长与成就，我都为他们感到高兴。作为老师，能够看到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有所作为，也算是一种欣慰。
我的真心付出，也换来了同学们的真心回报。
出国之前，留在南昌的同学时常相约来家里坐坐；外地同学到南昌出差或办事，只要时间方便，也会顺道来看我。凡是有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不会让我失望。
出国以后，每次回国，无论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有一次，我们一家六口，加上妹妹一家三口，共九个人准备去北京旅游，为买不到高铁卧铺票发愁。从南昌到北京的高铁正好是夜间运行，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北京，因此卧铺票格外紧张。那时买卧铺票往往需要找关系。我也托了人帮忙，其中一位甚至说，如果他买不到，大概就没人能买到了。结果还是没能买到。最后还是在北京工作的S同学帮忙解决了问题。
老师一直是我理想的职业。如果说出国给我带来了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没能继续站在讲台上，当一名老师。这些年来，我从未后悔出国，但有时也会想，如果当年留在学校，也许会一直教下去。能够与年轻人朝夕相处，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成长，那种快乐是其它职业无法给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