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阿奇博德奖（Archibald Prize）观后记

每年冬天，悉尼的空气总带着几分清冽，而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却因为阿奇博德奖（Archibald Prize）的到来，变得格外热闹。观众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并非只是来看几幅画，而是来看澳洲这一年的精神肖像。

 

阿奇博德奖创立于1921年，由《The Bulletin》杂志创办人J. F. Archibald遗赠设立，旨在奖励描绘“在艺术、文学、科学、政治等领域卓有成就人物”的肖像作品。一个多世纪以来，它早已超越了一项普通的绘画比赛，成为澳洲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艺术奖项。它不仅评判画得像不像，更关注人物是否拥有灵魂，时代是否透过画布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走进展厅，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安静，而是一种微妙的对视。几十张面孔悬挂在洁白的墙壁上，有政治家、作家、音乐家、运动员，也有原住民长者、科学家、演员和普通人。每一张脸都望向不同的方向，却又仿佛共同注视着每一位走进展厅的观众。

 

 

肖像画是一种奇妙的艺术，风景画描绘的是自然，静物画描绘的是物件，而肖像画描绘的，却是一个生命，画家必须面对一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对象——人。摄影机可以在六十分之一秒钟内复制一张面孔，但画家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一幅肖像。两者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速度，而在于理解。摄影记录的是光线落在脸上的瞬间；绘画记录的是时间沉淀在人身上的痕迹。

 

漫步在画廊，有些画极度写实，连皮肤上的皱纹、眼角细小的血丝都纤毫毕现；有些却几乎看不出五官，只剩下色块、线条和情绪。令人惊讶的是，两种作品同样能够打动人。突然想到，人脸从来不仅属于生理学，更属于心理学。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眼睛有多大、鼻梁有多高，而是经历了什么，承受了什么，又相信了什么。画家真正描绘的，其实不是五官，而是岁月。

 

 

本届展览从1,034幅作品中严选出59幅入围决赛， 桂冠之作为《伊鲁万蒂·肯（Iluwanti Ken）》 —— 理查德·莱尔（Richard Lewer）。墨尔本艺术家理查德·莱尔在第六次入围该奖项后终于捧得桂冠。这幅画是他深入南澳APY土地与伊鲁万蒂共同生活、交流后创作的真人等身肖像。伊鲁万蒂·肯是一位原住民长者和艺术家，她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文化传承者。理查德·莱尔没有采用传统英雄式构图，而是以近乎朴素的方式描绘她。人物静静站着，没有夸张的姿态，也没有复杂背景，观众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她的眼神吸引。莱尔用极其强烈的鲜艳黄赭色作为背景，瞬间将观众拉进澳洲内陆炽热、干燥、带有沙尘感的生存环境。艺术馆的评论说长者身形虽小，却透露出一种令人屏息的静谧权威与坚毅。

 

我们站在这幅冠军之作前面，第一眼的印象却是“没有冠军相”，甚至觉得“技法粗糙”。巨大的纯色背景、没有透视的扁平构图，甚至有点像一幅尚未完成的草稿。再加上被画者作为原住民长者的身份。让人联想到的是文革中，政治先行歌颂工农兵的作品。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认为，权力并不仅仅属于政府，而是渗透在整个社会。在今天的西方艺术界，并没有政府命令它们必须展现什么，但是多元文化、原住民、女性、少数族群、环境保护和现代艺术已经被抬高到图腾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文化主流”和潜规则。

 

 

相比于冠军作品，一幅取名《奇点（Singularities）》的画作更引起注意。杰姆•舒尔茨（Jim Schultz）试图通过绘画诠释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将“施虐受虐情结”分裂成两个“奇点”的观点。在这幅抽象画中，左边的场景代表受虐；右边的舞者代表施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受虐到施虐的“转变”是通过自恋的中间阶段实现的。画作通过复杂的几何线条、建筑结构与极具肉体感的线条相互交织。试图表现一种现代文明在高度理性（如建筑、标准化的格子）与潜意识的感性洪流之间爆发的临界状态。画家舒尔茨在上世纪末曾是悉尼后朋克乐队的核心创意人物，他的画作中带有一种像音乐旋律般的动态感。在他的笔触细节中、隐藏着如同达利笔下一般融化或蜕变的潜意识符号。

 

 

画展中另一幅得奖作品也广受瞩目，那就是由美术馆负责拆箱、搬运和布展的员工团队投票选出的“打包工奖”（Packing Room Prize Winner） - 《哈姆雷特，丹麦王子的悲剧史（The tragicall historie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e）》 —— 肖恩·莱（Sean Layh）。这个看似戏谑的奖项，实际上是对美术馆建制一种温和的反叛。这些每天与画作发生最直接物理接触的工人，他们的审美往往不带任何深奥的艺术理论教条，而是直觉性的、感性的、接地气的。首次入围决赛的墨尔本艺术家肖恩·莱在墨尔本的四十五楼剧院，观看了柯林斯在伊恩•辛克莱2024年执导的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表演后创作了这幅画。将演员雅各布·柯林斯装扮成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这种戏剧张力融合了古典学院派的舞台光影与当代黑色幽默。打包工团队表示，该作在开箱的瞬间就以极其直观的情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牢牢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这是“世俗审美”与戏剧艺术完美碰撞的典型。

 

 

去年“公众选择奖”得主斯皮罗夫斯基（Loribelle Spirovski）今年带来了一幅极具实验性的作品。她放弃了传统画笔，在巨大的木板上用手指直接蘸取油彩进行创作。《丹尼尔·约翰斯的指画肖像（Fingerpainting of Daniel Johns）》 。画家说：“这幅肖像画是用我的手指画的。这种方法让我能够克服慢性伤痛进行创作。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与我的创作对象建立起一种更脆弱、更真诚、更人性化的关系。”被画者是澳大利亚传奇摇滚乐队 Silverchair（银椅合唱团）前主唱，画中的丹尼尔·约翰斯呈现出一种带有神经质、破碎却又极其迷人的艺术家气质。手指涂抹留下的粗粝肌理与不规则线条，恰如其分地呼应了这位摇滚天才音乐中那股脆弱、孤独与惊世骇俗的张力。

 

 

《自画像，里外翻转（迷雾之中）Self-portrait, inside out (head in the clouds)》，是澳大利亚艺术家吉多·马埃斯特里（Guido Maestri）的杰作。圭多•马埃斯特里凭借已故尤努皮努博士（古鲁穆尔）的肖像画，曾于2009年荣获阿奇博尔德奖。这幅今年的布面油画，艺术家将其描述为一幅“心理肖像”。画作以超现实的拼贴风格呈现，描绘了艺术家在其工作室中，周围环绕着云朵和几何图形的场景。马埃斯特里将这幅画描述为“一幅心理肖像”。“两年前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发现自己和这个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是我在这个临时住所创作的第一批画作之一”马埃斯特里这样解释道。这段话背后的艺术哲学强调个体的身体体验、空间知觉与时间流逝的交织。艺术家不只是在“画画”，而是在通过画画这一介质，去消化和理解自己与世界（空间）的相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许多优秀抽象画作能够打动人，它们画的不是静态的物体，而是人与世界之间流动的关系。

 

 

《莱恩•比奇利 AO（Layne Beachley AO ）》这幅布面油画朴实动人，莱恩•比奇利是七届世界冲浪冠军，也是这项运动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六次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2015年，她因其对社区的杰出贡献、作为女性运动员的典范以及作为心理健康倡导者而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2025年，她荣获黎明奖，以表彰她在打破障碍、实现冲浪运动中的同工同酬以及展现韧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联系到了莱恩，当她同意我画像时，我感到非常荣幸，〝悉尼艺术家斯蒂芬妮-加洛韦•布朗（Stephanie Galloway Brown）说。油画描绘了莱恩•比奇利随和的性格，和她快乐的源泉—大海。她脸颊上的酒窝，是比赛留下的一道小小的伤疤，低调地记录着她一生在冲浪中挑战极限的经历。她T恤上的标语“BE WHERE YOUR FEET ARE”（脚踏实地） 是一剂对抗现代文明“焦虑症”的哲学解药。它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们：不要让你的大脑跑得太快，以至于把你的身体落在了后面。 允许自己停留在双脚站立的地方，去听、去静止、去承受、去感受，这就是人类找回内在力量与生命尊严的开始。

 

 

阿奇博德奖最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所谓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原住民艺术家越来越站到了舞台中央。近年来原住民题材和原住民艺术家在澳洲艺术界占据了绝对的焦点，这确实受到了西方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推动。不少人认为这是“政治正确”对艺术纯粹性的绑架，但也有另一层策展和学术层面的考量，在过去一百年里，澳洲前期的阿奇博德奖几乎是由白人男性精英的肖像统治的。过去在白人殖民者的艺术叙事中，原住民往往扮演着被凝视者、被记录者或“异域风情”的背景。而今天在阿奇博德奖的舞台上，原住民艺术家具备了绝对的主体性。今天这种看似密集的“原住民题材获奖”，在学术界看来，更像是一场对过去百年叙事缺失的“延迟修正”，它是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澳洲人的面孔”。但是占全国人口3%，大部分失业的原住民真的能够体现当代澳洲人的面孔吗？

 

画展每年的评选几乎都会引发争论，有人认为获奖作品技巧不足；有人认为优秀作品没有入选；还有人质疑评审偏爱某种风格。也正因为这些争论，阿奇博德奖始终充满生命力。艺术如果只有一种答案，就不再是艺术，而更像考试。事实上，自创办以来，这项赛事便不断引发关于“什么是肖像”“什么是艺术”的讨论，其中甚至曾因获奖作品是否属于真正的肖像而闹上法庭，也许这正是阿奇博德奖最迷人的地方。今天看来，那些争议反而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也提醒人们：艺术的发展，本就是不断突破既有定义的过程。

 

 

 

走出美术馆，悉尼港的清风迎面吹来，带走了展厅里有些混浊的油彩气味，脑海中依然充斥着那几十幅巨大的面孔。肖像画不仅描绘个人，也描绘时代。历史并非只是战争、条约和选举组成的，它同样隐藏在一张张普通人的面孔里。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脸。中国古人讲“相由心生”。西方则有一句话：“Eyes are the window to the soul（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不同文明，不约而同地相信：人的内在，会流露于外在。然而真正走近这些肖像，我却觉得，眼睛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有时候，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比眼睛更有故事；一道皱纹，比任何奖章都更真实；甚至人物坐着的姿态、身体微微倾斜的角度，都透露着一生的经历。艺术家观察人的方式，比我们日常观察别人要细腻得多。我们通常只看身份，而画家却看性格；我们看职位，画家看神情；我们记住名字，画家记住灵魂。也许这就是艺术给予现代人的一种提醒。

 

在今天这个自拍盛行、社交媒体充斥影像的时代，人们每天上传无数照片，却越来越少真正凝视一张脸。手机里的照片越来越多，真正留下记忆的人却越来越少。摄影可以复制外貌，人工智能甚至可以生成一张从未存在过的人脸，但真正的人格、气质、生命经验和阅历，却无法简单复制。因此肖像画反而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意义。它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观察。不是浏览，而是停留；不是消费图像，而是理解生命。值得庆幸的是肖像画终究没有死于摄影与数字时代，只要人类对彼此的灵魂依旧抱有好奇，只要我们依然渴望在一双陌生的眼睛里找到认同与共鸣，阿奇博德奖的展墙就将年复一年地被重新挂满崭新的作品。而关于生命与艺术的对话，也将永远在这座城市的冬日阳光里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