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枫叶黄
憧憬退休的生活，闻吻夕阳的色彩
父亲的侧影
今天是父亲节，也是夏至。太阳从今天开始要往回跑了。
父亲节总是没有母亲节那样有存在感。我的父亲也是，在我的记忆中他就是半个客人。
他去世时，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
也许正因为如此，今天忽然想写写他。
（一）出身 – 乡下孩子
父亲是属鸡的，出生在安徽合肥北乡吴山庙附近（距合肥老城六十五里，现称吴山镇，后划归寿县、长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这一点后来让我们儿女们吃了不少的瓜落儿。
祖父其实是一个“穷地主”，两亩地、一群鹅，因为他腿有残疾，请了一个长工打理那两亩地，于是就构成了地主身份的三要件：有田地、有雇工、自己不劳动。在人多地少的安徽，他就被矬子里拔大个，稀里糊涂地被划成地主了，开始还以为是好事呢。
祖父也不是纯土包子。他是本地大家族分出来的一枝，那个村子同姓的居大多数。早年（民国初年）他去了长沙求学，毕业后就留下教书，正赶上五四运动，也当过一次热血青年，并且成了组织者。他当然没有润之的运气，也没有想到日后这种热血会有什么回报，特别是残疾后。这些我父亲从没有和我提及过，也许他也不知道。我是后来听一位他从家乡带到长沙求学的亲戚说的。
祖母比祖父大两岁，来自邻村，是个勤快人，家里的鹅都是由她负责的。在那里养鹅相当于北方养猪。可是祖母养自家的鹅不算做劳动，她还是地主婆。她还要每天负责给全家人做饭，包括给那个长工 – 他是外地逃荒来到这个村子的，外号叫大锹把子。在农忙时，一家人只有大锹把子能吃到干的。我母亲曾说，她那个地主婆身份比地主爷爷还冤枉。
我并不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我只知道他上学很晚，这在农村大概是普遍现象吧。
（二）求学 – 磕磕碰碰
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
父亲的小学在几十里开外的瓦埠镇。这大概也是他上学晚的原因。13 岁小学毕业后在家窝了两年，才去了合肥正谊中学，刚念了一年半，战事起来了，又转到临县舒城第二临时中学就读半年多，然后随众长征来到了四川秀山平块（也叫坝子，现属重庆秀山）的国立八中继续学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战时对待学生还是很照顾的。
1942 年中学毕业后，他先在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工作了一年。
翌年，他来到四川江津（现重庆）的白沙大学读预科。白沙大学其实不是一所大学，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战时文化大学城” ，把许多沿海、华中、华北的教育文化资源压缩进这个西南小镇 ，和沙坪坝、华西坝类似。
直到 1944 年，他才考上了中央大学农经系。在抗战后学习搬回南京，他也到了南京继续学习，直到 1948 年毕业。
（三）成家 – 跟着感觉走
1948 年从中央大学农经系毕业，就专业对口找到了安徽国立农林实验总场的工作，在安庆（那时安庆是安徽的省会）。他在那里只干了半年多，解放军就渡江了（1949 年 4 月 12日），农场也就黄了。
不过，他在这里成功地娶到了我的母亲，那时也是他的同事。
那年他 27 岁， 我母亲 25 岁，都是该结婚的年龄了，都是被战乱打乱了生活的节奏。
他年轻时人长得还算帅气，而且是那种比较沉默的类型，会让人感觉比较深沉、有内涵。在农场的一些活动中，他的沉稳让人感觉成熟、可靠，在战乱年代这是很重要的气质。
父亲加入农场时，我母亲已经来了一年多了。这样一个中央大学（当时也算是顶级学府）的“高才生”，很快就获得了母亲的芳心。结果，在他还没有完成毕业典礼（他是工作后再回到南京拿毕业证书的）时，两人就定下的婚约，并带着母亲来到他在合肥吴家庙的家结婚了。
他们回到安庆，开始经历了民国最后倒塌前的动荡。
到了解放军渡江、农场解散时，我的大姐已经在我母亲肚子里七个月了。于是，他们一起回到了吴山庙，让母亲在那里待产，也在农村躲一时的安宁。
两个月后大姐出生在吴山庙。
在那个穷地主家里，经济情况并不乐观。政权交替的风暴也影响着每一个人。就在大姐满月后，祖母就开始催父亲出去找工作，不让他在家混日子了。
（四）立业 – 还是跟着感觉走
父亲看上去深沉，但这深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善言辞、不善社交。
去哪里找工作？民国政府都黄了，各行各业都人心惶惶，也只好回到南京母校那里去碰一碰运气了。好在运气不错，经同学介绍，来到了江苏无锡苏南行政公署（后属于长江局）的生产建设处找到一碗饭。那是 1949 年 8 月，他哪里直到，就是这份两个月的工作，三十几年后让他成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人员，而不是退休。
两个月后，听了上级的忽悠，“抽调干部支援东北”把他也抽中了，也没跟母亲商量（也没有方便的通信渠道），就一个人跑到了沈阳，来到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作。
几个月后，我母亲就来东北汇合了。那时还是残冬，没见识过东北天气的她，也没有戴棉手套，下了火车就抱着我大姐从沈阳火车南站乘公交去北陵（东北局所在地）。到地方她的手已经冻得基本丧失知觉了，就是靠意志挺着。
不过，认识了东北的天气，一切也都晚了。她也加入了东北局，和父亲一起都在农业部。五年后撤销东北局，他们又来到了大学搞行政（打杂）。
后面的日子就是随波逐流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作为普通群众老实人，没有受到波及，也没有害人整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也稳稳当当。又接连生了几个孩子，直到有了我才收官。
（五）下乡 – 疾病缠身
日子本来这么过下去也不错，只是迎来了史无前例，一切都无法平静了。先是哥哥姐姐们被迫下乡，然后全家一起在 1970 年的春节前被强行撵下乡 – 就是在小年那天离开沈阳的。
父亲本来身体就有点动作“迟缓”，到了农村（其实是劳改农场）每天下地强体力劳动，没几个月就出现腰痛了，走路时挪不开步，被戏称为“七寸”。那时他刚刚五十岁。而就在两年前的 1968 年，他还曾步行 500 里地从沈阳到盘锦。
然后他又开始了治病之旅。
这时我刚刚上小学，记得他经常不在家，在家时也经常是躺着。那时我家再次搬迁，这里也没有农活了，他们上班也就是学习，学各种各样的马列主义。
在这之后，他基本上就是“闲人”。说是治病吧，也治不好。平时也没有多少工作，就像半退休一样。
母亲曾抱怨他，你倒是管管孩子啊。母亲说他英文挺好、数学也挺好，特别是记忆力好，可以当个好老师。一次，我刚刚上初中，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开始比学习了，但苦于找不到学习资料。他居然想起来了他考大学时的几何证明题，画出来让我做。那可是三十几年前的事啊。
（六）父亲的侧影
父亲长我 42 岁。我从小就觉得他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直那么老。
最早的印象是他推我在一个婴儿车里去东陵玩，应该是在文革前。那天他推着我在大马路上，推一下就松手让车自己往前滑行一段路，他在后面感叹，“老了老了，跟不上了”。好像那是我记忆中他唯一的放松状态。
后来他给我的印象只有沉默寡言。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母亲张罗，他什么也不管。在我又记忆后，我家搬了若干次，每次都是大动干戈的，可在我的记忆中搜寻不到他的身影。
他给我们留下了两个阴影。一个是家庭出身，让哥哥姐姐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时屡屡受挫；一个是遗传疾病，因为我的姐姐们后来出现了类似他的迟缓、不协调动作，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当然，这些不是他的过错，只是运气使然。也许，他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比儿女们更大。他的问题是在家庭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但这个也不完全是他问题 ，也有疾病侵扰和生活无奈。
直到我读研究生时才豁然，这种父亲角色的缺失不是我家独有的，在中国很常见。那时他已经驾鹤西去了。
42 年前的这个季节，就在准备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接到了母亲的来信，告诉我父亲病倒了，家里照顾不过来了。因为那时我的二姐也是病入膏肓了。
就在那年的春节，我父亲已经是老态龙钟了，虽然还不到 63 岁。记得就在大年初二，他的一个南京大学的同学敲门来访，他从饭桌旁站起来去和同学握手，结果就顺势倒下去，幸亏我哥在一旁扶住了他。
我于是回家，照顾了他一个月，直到他寿终正寝。他当时已经全身功能紊乱，但体重还是很重。我和我哥轮班，主要是定时给他翻身，以免生褥疮。结果这可是个体力活，我负责白天，我哥负责晚上（他白天要上班），结果他抱怨差点腰突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无法回忆出父亲多少内在的东西。倒是会想起我经常听不懂他的安徽口音。他从不和我说他以前的事，连安徽老家的那些事都不是他告诉我的。
他也从不与人争执，在外人的眼里大概就是个老好人、老实人。
我的祖父、祖母都是在那大饥荒的 1959 年故去的，我也没有听说他回去料理后事。当然那也是特殊年代的情况下。他其实比我要强不少，因为他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让祖父母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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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日归。
说个有趣儿的故事吧，刚刚翻到他的一段笔记：
甩手疗法十六诀：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实，跨宜松，肛宜提，跟宜石，趾宜抓。
甩手治眼睛：杜阿毛 46 岁，女，患白内障，眼睛只能看到一点影子。她回去甩手，日甩两次，早甩 3000，晚甩 1000，四个月后，可以看见毛主席像。
那大约是在 1973 年，甩手疗法盛行，“甩手”治百病。
于是他每天甩手练习。这我是当时亲历，看着他练的，他期待甩手可以治好他的腰痛。我觉得好玩也曾经随着练，就是那十六诀搞不懂。
回忆父亲，也许快去见他了。我感觉唯一比他强的地方，可能就是能比他多活了几天。不知道那是不是当年甩手疗法的长远效果。
我的父母在我出生时年纪也不轻了，我基本是和姐姐一起玩着长大的，那个年代，父母更多的责任是给我们提供衣食住行，虽然质和量都不多，但是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似乎和现在一代人不一样了。
我也很怀念我的父亲以及母亲，父母总是无条件的把爱给了下一代，而可能大部分的我们也只把我们无条件的爱给了我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