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过客
慢慢品味人生
今天是周末，总算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未睁开惺忪的睡眼，便习惯性地抓起手机刷起屏来，一则大学微信圈的消息：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关“朱龙华教授讣告”瞬间将我惊醒，忙聚神细读，视线不禁模糊了，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许多旧年往事一时都涌上心头，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鲜活地如他在世一样。
一九八零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大一的世界古代通史课希腊罗马部分的授课老师是朱龙华先生。对朱先生，我们一入学就从前几届的学哥学姐们那里有所耳闻。如果说对系里的其他授课老师大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而对朱先生却惊人地一致的评价：他讲的课太好听了！说实在我是抱着几分好奇、几分猎奇的心态去上他的课的。
只见他身着一身修剪得体且笔挺的中山装，连脚下的皮鞋都擦得一尘不染，满头虽已是布满银灰的白发，却梳理得整齐有致，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真可以用“童颜鹤发,”一词来形容他，比起我们平日看惯的那些衣冠不整，甚至有些邋遢的教授，风度翩翩的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另类，也可以说他满足了我对北大名教授的所有想象。
听朱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的脸上永远都挂着他那招牌式的微笑，举重若轻，仿佛那几千年的人类世界历史都在他的谈笑风声中。通常枯燥乏味的世界古代通史不知怎么就在他的嘴里变得如此有趣，希腊罗马的激荡错综复杂的历史被他梳理得清晰鲜活。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北大文革时编辑的《简明世界史》，尽管改编过，但文革的遗风随处可见，重亚非，轻欧美，用马列教条解释历史。朱先生讲课几乎是脱稿的，更不会受此教材限制的。他旁证博引，尽量介绍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和观点，让我们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和动态，打开我们的眼界和视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他讲到罗马威名赫赫的凯撒大帝和安东尼痴迷于古代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并由此争斗不休，罗马的两位皇帝却都成为了埃及女王的裙下之君，长期滞留埃及不回，导致罗马帝国衰亡。朱先生当时微笑着引用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要是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或长一点，整个罗马的历史都会重写。”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可谓大胆，似乎与我们传统强调历史必然性的马列史观相悖，也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偶然性的思考，而不拘于一家之言。
朱先生是我见过的北大最开明，最开通的教授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经过十年文革的封闭癫狂，中国人才又重新睁眼看世界，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历史界都面临着思想解放，民主自由讨论的气氛十分浓烈。朱先生则是国人中最早或说始终都保持着清醒和开明的头脑的一群人，这恐怕与他研究的专业不无关系。朱先生不仅在世界历史学科有所建树，在希腊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刻艺术和文化的研究上也是多年辛勤耕耘，成果硕硕。记得1984年大四时，朱先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学们纷纷报名，后来由于注册的学生爆满，原定的小教室放不下，只好改到阶梯大教室，很多外系的同学也闻名纷纷来旁听。朱先生依然是满面笑容，从容不迫地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画卷和人文艺术的瑰丽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通常上午最后一节课快近午饭点时，饥肠辘辘的学生忍不住骚动，但朱先生的课却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家似乎都听得入迷，忘记了饭点。
为了让同学们对西方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也为了推进国人对西方文艺复兴文化艺术的了解，1984年春天朱先生联系了中国对外友协和意大利有关方面在北京展览馆组织了一场当时轰动京城的文艺复兴文化艺术展览，记得连当天的《北京晚报》都报道了北京展览馆的空前盛况。那天印象很深，外面刮着北京春天特有的大风，风沙漫天，可偌大的展览馆内却是人头攒动，人流如潮，春意盎然。那天朱先生兴致极高，我们北大学生围成一圈，朱先生一个展台、一个展品地带着我们，如数家珍般一件件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释其艺术家创作的背景，其艺术风格。先生告诉我们这次展览尤为珍贵，恐怕是人一生难得再现的机会。许多参展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品，意大利方面不仅空运过来是原件，甚至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巨型雕刻建筑也采用了同比例复原，包括真人高的大卫裸体雕像，连筋脉肌肉清晰可见，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摆脱了宗教禁忌，重新发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它虽伊始师从东方，随后却发展出“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师”的文化理念。参展的还有佛罗伦萨大教堂精美柱廊和穹拱，甚至连它用的卡拉拉的白色大理石、普拉托的绿色大理石和玛雷玛的粉红色大理石以及五颜六色的染色玻璃都复原了巨幅照片，用投影机映射在展览馆高大的墙壁上，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的冲击和震撼。同时，朱先生还给我们耐心解释了一个文明的艺术发展水平与当时其工商业发展水平的关系。正是基于希腊罗马与周边其他文明的广泛联系，汲取了波斯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等众多东方文明的先进文化和工艺，才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向外面世界开放的民族总是会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只要能及时抓住机遇，融合各文明的精萃，最终会站上世界文明之巅。我们不禁扪心自问，于当下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那天展览会还出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至今难忘。朱先生站在前面给我们北大学生讲解，可不知什么时候展厅内的参观者听到后都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也想亲耳聆听。西方文化和艺术多年来一直是禁区，普罗大众也同样渴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人群越聚越多，人山人海的，后来居然把我们这些正规弟子都毫不留情地挤出来，我和几个同学只落得望人群兴叹的份儿。努力寻找先生的人影，只见先生也被挤得满头大汗，不时地用手帕擦着汗，然而他依旧情绪盎然，面带微笑地继续现场教学，只是他的听众不再只是我们这些北大学生，还有很多民众，那些渴望了解西方文明的普通人。一场本来为北大学生举办的现场教学末了却变成了一场大众普及课。待先生结束讲解，整个展览大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民众対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自发地向朱先生表示致敬。
后来我考上了朱先生的研究生，几乎每个星期都去朱先生在北大蔚秀园的家，和先生既谈学习计划和进程，也天南海北地扯一些闲话，和先生的接触多了，对他的学问和才华更为了解，也越发人对他的人品为人更加敬重。像八十年代我们大多数的师辈一样，朱先生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平易近人，対学生更是谆谆善诱，和蔼可亲，为培养我们这些学生也可谓是殚尽竭力，尽心尽责。每个学期初始他都为我制定严格的学习计划，并时常与我进行讨论，检查进度，对我的问题一一答疑，并列出书单推荐我看一些参考书资料，以供进一步的探究学习。上研究生这三年里不知有多少的日子我们就是在这样轻松，促膝谈心式的交谈中度过的，有时谈兴正浓，赶上饭点，师母还会挽留我一起用餐。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八十年代国内几乎没有一部像样的希腊史供我们参考学习。朱先生为此十分着急，最后他无私地拿出他还未完成翻译的哈蒙德的《希腊史》手稿给我，我找到同班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分章节分别抄录，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一部正式的《希腊史》-手抄稿。
上研究生第二年我们研究生要做教学实习，朱先生一丝不苟地对我的讲课大纲和讲义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并让我在面前试讲，提醒我讲课应注意事项，初上讲台的人一定不要慌，语速要慢，声音要洪亮，否则坐在阶梯大教室的人听不到。黑板书要有条理，重要内容和要点一定要写板书，加以强调以增加学生的注意。在我教学实习的一个月里，朱先生每每必到，而且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脸上依旧是挂着慈善的微笑。我站在讲台上，看着黑压压的学生心里不免紧张，但当我看到先生的慈祥和蔼鼓励的目光才稳住心神，后来居然在讲台上我也口若悬河起来，教学实习顺利完成。
朱先生为人谦虚坦荡，处事低调，与世无争，没有门户派别之见。我毕业论文选的是古代希腊移民方面的题目，朱先生在这方面涉猎不多，他尽皆坦言告知，并亲自邀请国内这方面的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廖学盛先生作为我论文的第二导师，共同指导我的论文，记得我的毕业论文前后修改了三稿，朱先生一遍一遍地仔细修改，指出我的不足之处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但每一次都嘱咐我要尊重廖先生的意见，注意和学术前辈的关系。论文答辩最后终于顺利通过。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社科院工作，但我还是时常会回北大看望恩师，我后来发表的每篇学术论文我都会送给老师一份征求意见，朱先生总是给我鼓励并提供他的看法和中肯意见。也应了人们所说的那句“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真正离开过北大，离开过朱先生。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惊人变化，当时几乎人人下海经商，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尴尬，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这也就形成出国热潮，我受此时代大潮的推动也走向了海外，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留学。后来世事难料，为了生存，改了专业，在枫叶之国定居下来，不想这一呆就是近二十五年，与国内学术界和老师同行也是渐行渐远，后来竟多失去了联系。2014年毕业三十年聚会我回国，再次回到燕园，本打算去看望朱先生，但听周怡天先生说朱先生身体不错，只是现不住在北京。朱先生很想得开，师母去逝多年，他再次结婚，退休后携夫人回到他的故乡，风景甲天下广西桂林安度晚年，只是偶尔回京办些事宜。深知先生洒脱超俗的脾性，为他能过上他想要的退休隐居生活高兴，沉醉于美丽的山水之间实为明智的选择。
不想噩耗传来，先生仙逝，一时难以置信。连忙联系系里和同学故友，本欲想追悼会上送一花圈以表哀思，可答复尊重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疫情之下无奈之举可以理解。可内心悲绪无以言表，下意识坐下，打开笔记本，写下多年前从师的点滴，作为对恩师的一种怀念，也算是聊以自慰。这时，窗外飘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今年的第一场大雪竟在此时悄然落下，这或许是上天的意愿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