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山雁
我似高飛雁，家鄉傍牟山。先賢名列子，才俊數潘安。
作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生人，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沒有什麽印象比飢餓更爲强烈，而與飢餓聯係最緊密的，就非那難以下嚥的黑饃莫屬了。
黑饃以黑而聞名，而這黑來自北方產的紅高粱。高粱麵蒸的饃，深黑帶紅，堅硬如鐵，喫起來直硌喉嚨。如果是純高粱麵，還算好的了，畢竟是糧食嘛。但是這黑饃多半還不是純高粱麵的，而是摻進了一大半紅薯面，發粘還沾牙。紅薯面是紅薯乾磨成的，而紅薯乾是在沙地上曬乾的，少不了帶有砂子，這樣喫起來就不敢對牙，只能扁吧扁吧就嚥了，其中苦楚只有喫過的人知道。
即使如此，黑饃若有靈性，還是會叫屈不止：難道沒有比我更難以下嚥的了嗎？這倒是實話，那比黑饃更難喫的食物還真是多了去了。就拿我兒時喫過的來説，就有豆腐渣、麩子、米糠、柳絲、榆錢、茅根、榆樹皮、苻草根、芝麻葉、紅薯秧、麥苗，等等等等。記得大妹餓了，就只會喊“渣饃”，那是紅薯被軋去了澱粉剩下的渣子做成的。
黑饃一定還會抱怨：我雖難喫，可是我救了不知多少人的命啊？這也是實情。七、八十年代，中原大地廣種紅薯，只因爲產量高于其他作物，一畝地能產幾千斤，讓人免於餓死。當時有民謠這樣說：“紅薯湯，紅薯面，離了紅薯不開飯。”“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這高粱、紅薯兩摻的紅薯饃，就是北方人賴以活命的主食了。
雖然黑饃對無數鄉下人有活命之恩，可是無數鄉下人的夢想卻是不再吃黑饃。
“你中（有本事的意思）啊，不喫黑饃了！”這是鄉親們對那些得以逃脫鄉村到外面“幹事”的人最常説的一句話，充滿了羡慕嫉妒。
與黑饃形成强烈對照的是白饃。那是小麥面蒸成的，白的程度由磨麵時留在里面的麩子多少而定。麩子愈少，饃也就愈白。所謂的精粉饅頭，其白似雪，喫起來香甜順口，細膩滑溜，一點也不會硌嗓子。大麥麺饃也是白饃，但有點兒汎黃，但喫起來也大大强似黑饃。
白饃只有過新年的時候才喫得上。因爲鄉下人收成中的麥子多交了公糧，能留下的只有几十斤，每個月三、五斤，佔縂口糧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因地而異。所以鄉親們平時捨不得吃，要留著過年時才吃。新年前夕，家家蒸白饃，一大缸白饃，可以一直喫到小年，也就是正月十五的燈節，或者元宵節。
當然有客人的時候要吃白饃，不能吃黑饃。農村人厚道，也怕人瞧不起。如果來不及發麵，烙張白麵餅也成，如果加點油，做成油烙餅，就更是可口。不瞭解農村風俗的人，可能會誤會。據説有一個住隊幹部到鄉下去，在一個老鄉家吃派飯，吃的是白麵饃。當村裏討論發放救濟時，這個幹部說他喫飯那家不缺細糧。後來得知實情，後悔莫及。
新麥剛下來時，也會吃幾天白饃。但是捨不得，就會蒸花饃，也就是黑白混合的饃。通常是在黑麵外頭，蒙上一層白麵。有時候白麵太薄，薄得像白色的孝布，只有一張皮，鄉親們幽默地叫它“戴孝饃。”
平時可就難得吃上白饃了。至今我清楚地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女同學，她的養父是趕馬車的，經常外出拉貨，帶回來幾個白饃。每次傍晚放學以前，她媽媽就會在教室外面等她，背在後面的手裏拿著兩個雪白的饅頭。大家那個羡慕啊，都看得直流口水。
城裏人供應的可都是白麵，所以不知道黑饃的難吃。記得有一個從開封市到我們村插隊的女知青，名叫秀敏，是我小姑姑要好的朋友。她告訴我姑姑，每次想到家，就想到白饃了。還記得爸爸有一個同事，好幾個孩子，家裏不富裕。但他們是城市戶口，吃商品糧。有一年學校放假我去爸爸所在的單位去小住，見到那些孩子一起蒸饅頭，個個雪白，好生艷羡。吃白麵饃，那是鄉下人的夢啊。
記得在縣一高上學時，喫的還是三分高粱七分紅薯面的方形饃，是用模子打出來的，不能對牙的。吃了這樣的黑饃以後，有同學忍不住買一個白饃吃，一邊吃一邊打趣說， “封封口，封封口！”
我不吃黑饃是在幸運成為縣廣播站記者之後的事。一九七二年夏天高中畢業以後，我十六歲，正式回鄉務農。只是由於愛好寫作，當年年底，縣文化館通知我去開一個業餘作者會議。碰巧，縣廣播站的林站長兼總編專門到會上和我們見面，發給每人一本稿紙，鼓勵我們給他投稿。我會後寫了一篇寄過去，後來聽説被采用了—--播出時我本人沒聽見。然後又寫過幾篇，也都被采用了。第二年的夏天，當林總編專門去我家，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那里做專職記者時，我受寵若驚，也從此實現了第一個人生理想，不吃黑饃了。
“你中啊！不吃黑饃了。”
從鄉親們的贊語中，我更深切地體會到了那種羡慕。
另一位業餘作者對我説，“你小子撿了個漏兒！”
我聽出了其中的羡慕和嫉妒，但我沒介意他的話。因爲全縣成百上千的下鄉和回鄉知青，會寫兩筆的多了去了，而我被選上，不再吃黑饃，誰説不是幸運呢？
衆多的鄉親們不喫黑饃，似乎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
（2020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