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乡土

故事并非虚构,或曽身临其境,或则道听途说。
正文

《公社儿女》 后记

(2020-12-18 08:20:19) 下一个

《公社儿女》 马振魁著 

后记

  文明之初,结绳纪事,为了纪念出生年份,发明了十二生肖。各个生肖都有讲究,龙年尤为不同,为多事之年,有人认为是迷信。一九七六年适逢龙年,从年初到年尾,很多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不相信是巧合。这个龙年发生的大事件,影响到大孟营,改变了中国,震惊了全世界。

  每个游子心中都有一个故乡,那是活着的梦想和朦胧的归处。故乡有我们儿时的玩伴,有我们惦记的父母亲朋,和忘不掉的那情那景。生命在那开始,知识在那启蒙,情感在那发育。故乡是让风筝翱翔天空的丝线,故乡是让生命之根深植的沃土。故乡像一坛老酒,越久越是芳醇越是令人回味。回味的是逝去的时光,是远去了的亲情,是那点放不下的家国情怀。

  离开故乡太久则不易回去,有了金钱与时间,还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你要备好鲜花或者香烛,失去的可能是亲朋故旧,或是你记忆中的美好。故乡全不似梦中所见,“别时容易见时难”。

  大孟营向西向南是大平原,向东五十里外是大海,向北十五里外有山脉。这样一种地理条件下,冬季没了庄稼的大地四野茫茫。极目远眺,可看得很远很远。村里孟四叔好玩枪弄炮打野物,完了秋农闲时扛杆火枪,四处寻摸着猎野兔子。枪筒里灌满了火药钢珠,等看到猎物再装是来不急的,野兔子是何等的敏捷。有时候风狂雪野地搜寻一天,竟毫无猎物可打,孟四叔心里不甘空手回家,举枪向天狠狠地放上一响,让那爆炸声在野地里随风飘荡。不过孟四叔还是枪头吊着野物的时候多,大多时是兔子,有时会有个村人叫不上名的大鸟。秋天拾柴的人也有发现一窝小野兔子的时候,兔子太小没肉,看看就是了。也有人把小野兔子抓回家养,野兔子极难驯养,逃跑能力比家兔强。兔子盗洞能力天下第一,所谓“狡兔三窟”,家兔不加防备,都可能土遁溜了跑没了,所以不能让兔子挨着地。为了防止野兔子跑掉,养家兔的窝都不用,被抓住的小野兔子被放到空缸里面养着,可一个不留神,野兔子会用祖传兔子蹬鹰的绝技,一个弹跳就从人的眼皮底下逃了。

  平原上有狼踪,山里的狼有时抗不住饿,窜到平原上来寻食。独狼狡猾机敏,有枪的孟四叔没机会看到,往往是冬夜里拾柴或行路的人与独狼冤家路窄。拾柴的人有扁担,抄起来与狼对峙,狼不急不慌地围着人转圈子,等待进攻的时机。人不能让狼追着转,转上几个回合人晕了,狼就有肉吃了。人要主动进攻,追着狼打,铜头铁腿豆腐腰,一扁担拍在狼腰上,人就有肉吃了。人有被狼吃了的时候,人总结经验并口耳相授,还是人胜狼退的时候多。传说东头马二爷夜晚行路,村西小路上突然两支毛茸茸的胳膊从后面搭上双肩。东头马二爷听人说过,这种情况不可回头探视,否则让狼咬住脖子当场毙命。也是年轻人胆大,东头马二爷不惊不诈,就势用两手各抓住一只狼爪子,再用后脑勺顶住狼脖子,让狼张不开嘴咬他。东头马二爷把狼背回家,门口喊上两嗓子,叫家人帮忙把背上的狼勒死。狼肉炖了吃,狼油狼骨做了上好的药材,狼皮硝了作成褥子,铺在雪地上睡觉都觉不出冷。东头马二爷到老腿脚都好使,人说多亏了那条狼皮褥子。

  远离村庄的老坟地里,塌陷的坟洞里时有野狼过冬生仔,狼崽子可是不敢动的,狼护崽子,动了狼崽子,母狼不会善罢甘休。就有那不信邪的两个半大小子,钻坟洞里拿把镰刀割了狼崽子的喉,作了坏事还不急着回去,爬上老坟地里的一棵大树上等着看热闹。母狼猎食回来,看到死狼崽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仰天一顿狼嚎,招来大小一群狼,围着老树根一顿啃。老树根苦,群狼啃到一半,去远处河里冰窟窿口用水漱口。吓得屁滚尿流的两个坏小子,扔下棉衣在树杈上,撒了脚丫子逃回家。群狼把树啃倒,恨恨地把那两件棉袄撕扯粉碎,心尤未甘的狼群,骚扰了周围几个村庄,咬死吃掉无辜的猪羊报复人的“兽”行。

  人怕狼,狼也怕人,不是饥不可耐,最好谁也别招惹谁。

  这个夏天有点热,麦收过后家家都磨麦子,用白面蒸包子擀面条。村里通了电后,购买了多种粮食加工机器。大队办了加工厂,人们不再用石头碾子,吃米面都去大队加工。麦收后磨面的人多,停人不停机器,机器一天到晚地转,屋里都是粉尘。磨面厂设在李家的前院东厢房屋,地主家的房子,厢房屋比一般人家的正房屋还宽敞。磨面先出麸子,然后根据要求,或出八五面,或出更黑或更白的面粉。麦麸子是好东西,马吃了夏天不上火,不得肠梗阻。麦麸子几乎和麦子一个价,二毛五分钱一斤,麦麸子轻麦粒重,麦麸子喂马比麦粒好。养大牲口的生产队,赶了大车拉着挂面去换麦麸子。

  磨面厂屋里四角都是面粉尘,时间长了,聚少成多,磨面的人扫吧扫吧能弄不少。人吃嫌脏,是喂猪的好粮食,可以拿脏面换点好面。给集体磨面的时候,小队或者大队磨的面多,就当着来磨面保管员的面舀上两瓢白面,保管员也不说啥。个人的当然不能拿,一是多少麦子磨多少面都有定数,再说个人家那点粮食金贵,拿了良心不安。聚少成多,天长日久磨面厂就有了自己的小粮库。晚上夜深人静时,磨面的人都是本村年轻人,干活无聊又乏味时,会从小粮库挖点面犒劳自己。天冷了拨了锅疙瘩汤,天热时搅上盆过水面,有油了就烙几张饼。菜吗,黑灯瞎火地,随便去谁家院里摘点,反正也吃不多。

  这天该着青岗和知礼值夜班,到了后半夜,两人饿了要做点啥吃。青岗去挑水,知礼看着机器,也不用总盯着,磨面机上面是个斗样容器,麦子一点点往下漏,斗里别断了麦子就行。青岗挑着水桶去打水,大队用铁皮水桶,庄里除了磨面厂,再没一点灯火。黑是黑,井台还看得清,青岗就用了扁担钩了桶放到井里去摆水。“咣铛”一声,水桶磕着了井沿,青岗骂了一句,胳膊又甩了一次。奇了怪了,这桶就甩不下去。青岗睁大了眼低头一看,哪有什么井筒,只有浅浅的一汪水在井台中央。青岗揉揉眼睛,确信自己没作梦,以前值夜班,累了有睡着的时候,机器响着,睡不太着就作些希奇古怪的梦,一个楞怔醒了,屋里机器轰鸣。青岗揉了眼睛,又蹲下用手摸了摸那汪子水,挺深挺凉摸不着底,把自己吓了一跳。这井水水位咋就这么高了,只有秋天发大水时井水才齐着井沿。现在虽不旱,可白天井水还一扁担深,怪了事了。把扁担放一边,用手抓桶梁在井里摆满了水,挑着两桶水往磨面厂走。一路上就琢磨是咋回事,一进磨面厂就喳喳呼呼地和知礼讲了。知礼笑他胡说八道,看他说得那么认真,自己拿了手电去看。等知礼回来,就见青岗在屋里捉老鼠,几只大小老鼠在屋里窜来窜去。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齐说:“要地震吧!”。去年辽宁海城发生过地震,大喇叭讲过一些地震的知识。两人跑出屋,四外看看,见天上繁星闪烁,四外安安静静,一片黑暗。正在犹豫之时,突然间听见远处似有滚雷声,大地霎那间摇晃起来,机器一下子停了,屋里灯灭了。两人在摇晃中站不稳,各自抱着头蹲在地上,就听一片墙倒屋塌的声音。感觉过了好久,大地才不再动,就有人声四外传来。

  真的是地震了,唐山为震中,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强度里氏7.8极。北京天津受到波及,整个唐山市夷为废墟,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轻伤者更多。大孟营由于离震中远些,村里没有人死亡,但有被砸伤的,多是睡梦中跑不及墙倒时被砸伤头胳膊或腿。夏天夜短,天很快蒙蒙亮了,惊恐的人们光着身子站在院里或聚在村街上。有门楼的人家,大门被坍塌的砖石堵住了,一时出不去人都憋在院里,空地上聚在一起互相安慰。没有门楼的人家,全都跑到街上,伤心地看着村里那一片墙倒屋塌的惨景。一会儿天大亮了,还没有余震,没人敲生产队的上工钟,醒过点味来的人们,开始从屋里抢些东西出来。

  工是不用上了,各家各户开始在街上搭简易地震棚。门板高粱桔草帘子,逮着啥是啥,先搭个挡雨遮阳的棚子让老人孩子窝进去。然后各户在自家大门前的街上,捡来倒塌墙的砖搭炉灶,把平日不舍得吃的花生油白面拿出来。家家都开始不想过了似地,没有节制地大吃起来,村街上飘散着各种油煎热炒的香味。人们太恐慌了,只听说过的那种大灾难一下子落在自己头上,眼看着一辈辈传下来的老庄户院墙倒了,准备娶媳妇的新房靠几根柱子歪歪斜斜地顶在那。还省什么呀,命都差点没了,现在吃点赚点,谁管它明天是什么样子。辛辛苦苦减省了一辈子,不敢吃不敢喝,老天爷轻轻一摇,啥都完了。吃饱了喝足了,脑子似乎可以正常思想了,男人们就急忙去屋里把能收拾的东西弄到外面。虽然不想长远,眼目前的日子还要过,水筲水缸被子衣服,有的人家就把箱子柜子都抬了出来。村里一片大乱,干部们家里同样是一片狼藉,暂时顾不上别人。只有饲养员必须回到饲养处,照看好没被砸死或者跑散的牲畜。不上工干活,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吃了烙饼,下午开始做高粱米干饭。忙乱了半天的人们刚刚安定下来一点,开始打算以后怎么办时,第二次地震又来了。因为人们都在外面,这次地震感觉更强烈。天摇地晃,怪异的光从空中划过,心悸的恐怖声在耳边响起,整个世界突然莫明其妙。所有立着的东西都剧烈地摇摆,人根本呆不住,都蹲在地上没法睁眼看,头晕眼花心慌。时间变得好长好长,大地和天空都在旋转不停。人们像簸箕里的米粒,被一个巨人一阵紧似一阵地颠簸着,一个不小心就会从簸箕里颠出去,掉在一个巨大莫名的黑暗里。好久好久,一切归于寂静,大家慢慢睁开眼,想要扶着什么站起来。第一次地震时房子的四面墙已经被摇酥了,第二次再震,虽然只有十几秒,房子倒得更多了,村庄越发不像样了。还好人们都在外面,屋里的东西在两次地震间隔期被抢救得差不多了。本来还幻想着天黑可以进屋休息的人们,知道没希望了,彻底死心了,开始准备在外面过夜。因为是夏天,夜晚怕热怕蚊子咬,天天前半夜都跑上房顶睡觉,后半夜露水大了才下来进屋睡。地震了,就在外面睡吧。谁想得到,白天还晴晴的天,突然间乌云不知从哪来,几道白嗤嗤的闪电和几声轰隆隆的雷声过后,瓢泼大雨不停地下起来。男人们冒雨在临时窝棚外手忙脚乱,把能抓到的草帘子,庄稼桔杆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甚至床单炕席都拿来搭在窝棚上。老人和孩子都卷缩在里面,女人们也忙着把吃的东西收拾好,还不忘了盖好酱缸咸萝卜缸。天越发暗了,雨不停地下,这时有哭声从谁家窝棚传来。受了别人感染,更多的哭声在雨夜中与南北坑的蛙鸣连成一片。

  左邻右舍已经不再分你我,各个窝棚里挤满了相邻人家的老人孩子女人。男人们在尽了保护家人的所有努力后,或坐在窝棚口为里面的人挡风雨,或几个人头顶着破蓑衣或者草帽蹲在窝棚外,用几袋旱烟打发湿冷的雨夜。半夜时雨还不停,秀芹拉着三儿进她家的窝棚,小小的空间拥挤得里面人只能眯会眼坐着休息,三儿在窝棚门口仅能挡住头部的地方挤坐着。秀芹毫无顾忌地抱着三儿,三儿两脚在窝棚外的湿地里任雨水浸泡,已经分不清流在自己身上的水来自窝棚还是天上。秀芹和三儿有时会动一下,两人借这个机会换个姿势,用相互温热的身子去暖对方。平时羞于表达的激情,经由这个地震后的雨夜,化为凄风冷雨中唯一的热源。大雨下了一夜,大人们都睡不着,人人心里一团乱麻,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雨还在下,天却朦胧地亮起来,三儿感觉秀芹身上热得反常。他在雨中站起来,身体已经麻木,手在身上抹了下,然后去摸秀芹的额头。秀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烧迷糊了,不情愿地睁眼看了三儿一下,就又闭上眼睛。三儿赶紧冒雨去找马震云,看看能不能找点感冒退烧的药。万幸马震云的药箱子在他的窝棚里,取出几片阿斯匹林给三儿。三儿用右手攥着这几片药,拿个瓢从混合着雨水和井水的缸里舀了水,看着秀芹服下。雨还在下,没法做饭,窝棚里坐了一夜的人们,不再顾忌什么雨水,头上随便顶个什么东西光着脚在雨地里活动着僵直的身子,嘴里不停地诅咒着老天爷。

  终于有人来了,大队长沿街走来,告诉大家不要进屋拿东西,还会有余震。马震云开始统计村里受伤的人数,登记名单向上报告伤亡。这时就有在昌黎县城工作的人,冒着夜雨徒步走回村里。来人告诉大家,铁路公路交通都中断了,整个唐山地区已经和外部失去联系。扭曲了的铁路和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都是心急火燎要赶回家的人群。人们以顽强的意志,用脚板一步一步往家奔,年轻的担心父母家人,上点年纪的想着妻子儿女。这些由于各种原因在外谋生的人,就想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再远再险的路程也挡不住归家的脚步。更有不知来自哪里的人,用一台柴油机做动力,拼装出一台临时机动车,一路颠簸着回家去。这是唯一的轰鸣声,大家都在或急或慢地走着,听到轰鸣声的人们会主动让出路来。路上那么多的人,没了平日的喧哗,疲惫却不知疲倦地,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朝家的方向默默地走去。

  这一年哀、乐很多,一月八日听到周总理的哀乐,七月六日听到朱老总的哀乐。九月九日,三儿在后院搭盖过冬的抗震屋,大喇叭又播出了哀乐,这回是为伟大领袖。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毛主席的生与死对你就有巨大影响,那影响是真实具体存在着。“毛主席”已经不是人们对毛泽东所任职位的尊称,那是一个至尊的符号,代表着无上的权威和大多数人无条件的尊崇。庄稼人愚钝,不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庄稼人痛苦,七月二十八日的大地震毁掉了他们遮风避雨的房屋,饲养牲畜的圈舍;庄稼人迷茫,毛主席的逝世究竟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十月六日,上面庆祝四人帮垮台,庄稼人被组织起来,绕庄游行。三儿揉着朦胧睡眼,掩着衣襟,在黑夜中踢踏着和大家一起从前街绕到后街,然后回到低矮的抗震屋睡了。三儿像没有文化的庄稼人一样麻木,不知道十年文革结束了,他的好日子就像隧道尽头的曙光一样出现了。

  公社组织祭奠大会,贫农代表吴发真情流露,哭喊着:“毛主席,您老人家走了,谁来领导我们?”

  吴发,现在被尊称为吴老发,经历过当年土改的积极分子们没几个了。田各庄活埋刘家兄弟时,吴发去观摩,还记得那段前尘往事。一九七七年夏天的夜晚,大家在村里一个空场乘凉,闲聊起土改时的人和事。吴老发曾经身临其境,也和大家一起泼土埋过人,把“搬大石头”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听故事的人中有一年轻人,正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太热了蚊子又咬学不下去,和大家在一起乘凉。当时运动结束,村里大喇叭成天广播“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时事也是政治考试内容,备考的学生得风气之先。后生小子听吴老发讲完,不由得说了句:“真没人性,你们也太残忍了。” 吴老发听了默然,一晚上心神不定,后来拍了屁股上的土回屋睡觉去了。这个晚上躺在炕上,吴老发翻来复去睡不着,黑夜里刘家兄弟俩你来我往地折腾他,还有一个吐着长舌头的女人在眼前晃。那是早年间吴发在唐山当皇协军时,逛妓院不想给钱作的孽。吴发和那个女人睡到半夜时,自己在床上屙了一泡大便,然后狠狠地拍了那个背对着他睡觉的女人屁股一下。女人惊醒翻过身来看他,沾了一屁股吴发屙的屎。吴发向老鸨诬告那个女人不检点,并大闹妓院。老鸨明白是怎么回事,惹不起闹事的丘八,骂了那个女人还倒贴了吴发几块钱。吴发回营房时臭显摆,引得一众兵痞去妓院看笑话,那个女人不甘被人调笑上吊死了。消息传开来,吴发的恶行为长官不齿把他赶出了皇协军。吴发当过皇协军这事大家知道,村里有那么几个人,为了混口饭吃当过“活会儿”。那时的庄稼人没觉悟,为了活命不把当汉奸为羞耻。妓院这档子事村里人不知道,吴发自己都忘了,没想到冤死了的女人这时来找他索命。天亮时,吴连驰叫他吃早饭,发现老爹已死在炕上,脸上惊恐依稀可见。

  一句话让风烛残年的吴老发生出悔过之心的年轻人是三儿。孟宪朋生了三儿二女,三儿学习好,七二年上高中时,赶上邓小平复出,升学要考试。大孟营有两个人考得好,一个是历山书记的儿子,另一个是三儿。根据成绩,三儿可以上县一中,历山书记的儿子上新集国办高中。新集国办高中比社办高中不知好多少,可还是比不上县一中。历山书记动用权力,让自己的儿子上了县一中,三儿上了新集高中。上县一中要住校,每月家里要交十元钱,学校虽对贫困家庭有点补助,也就是三两块钱。孟宪朋知道自己出不起十块钱,对三儿上新集高中很满意,每天走路上下学,家里一分钱不花。可村里好事人多,纷纷议论历山书记仗势欺人,把三儿县一中的名额让自己儿子顶了。话传到历山书记耳朵里,以为是孟宪朋家不服气生事,一怒之下把孟宪朋以前当过“活会儿”的历史翻出来整他,不许他当生产队会计。好人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会内疚,小人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怕别人记恨,索性坏上加坏。历山书记就是村里的土皇帝,谁也惹不起,孟宪朋想去赔罪,却不知赔罪的话从何说起。依历山书记的性子恨不得把三儿从课堂里揪出来,让他每天在地里打熬筋骨。历山书记耐下心来等,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三儿在新集高中学习好,学校要发展他入共青团。政审表寄到村里,历山书记逮着机会,在政审表里强调了三儿的“家庭问题”。三儿不但没能入团,还受了批评,说他对组织不诚实。三儿新集高中毕业后,村里不利用他,在队里整天下大田劳动。好在三儿干活踏实,能吃苦受累又不生事,在村里人缘不错。三儿如果吊儿郎当,活得没个人样,也许历山书记还高兴些。小人恨别人学好,三儿不自暴自弃,就成了历山书记的眼中钉。找不着三儿的喳儿,就找他家的事儿,有点借口历山书记就在大喇叭里敲打孟宪朋。几年下来,一听大喇叭响,全家就心惊肉跳。地震后,村里房倒屋塌,人们用茅草木杆在外搭窝棚,政府及时发来救灾物质,每家灾民都可以分到一些物品。历山书记发话了,地主富农家不给,孟宪朋是历史反革命,不抓他蹲大狱已经便宜了他,救灾物质不许发给他。三儿连累得家里一盒火柴都没分到,灾后又没地方去买,做饭时只好去邻家借火。

  孟宪朋想起那句老话:“惹不起躲得起”。找到老朋友马讳山,看能不能在外面找个什么临时工让三儿出去混几年。三儿不在家,让历山书记把气撒在自己身上好了,谁让自己不知哪就得罪了他呢?靠老朋友的面子,马讳山人托人,最后在一个河北苇场给三儿找了个临时工作。拿封大队开的身份介绍信,去一个国营苇场当合同工割苇子。虽然比干农活还苦,可有朋友的关系以后有了招工指标,就能转成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人。割苇子是冬季的活,苇子长在水里,冬天水表面冻实了,人才可以到冰面去干活。待割的苇子扎手,割过的苇子茬扎人。脚下是寒冰,冬天没遮没盖的大平原,一阵阵卷着残雪的风呼啸着从湖面上刮过。苇场每年冬天都雇很多农民干这又苦又累的季节活。三儿没选择的本钱,只要能逃出历山书记的手掌,再苦再累也不算个啥了。凭自己的本事,辛苦干上几年,说不定就逃出了这虎狼窝。一路走着一路憧憬着,进了大队办公室,也巧了,历山书记和其他大队干部都在那说着闲话。三儿就提出开介绍信的事,本来很简单,就是几句话,证明三儿是大孟营的社员即可。是个健全人就可能出门,出门就要介绍信,这都是小事一桩。会计褚文明拿出公文信纸就写,几笔写完了,打开了红印盒,把那枚章子在印盒里摁了两下,就要“啪”地一声盖下去。这是褚文明最得意的时候,手里那枚章子就代表了大权在握,说它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也没大错。“等会儿”,就听历山书记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褚文明拿着红印章的手停在了半空,看着历山书记眼里满是疑惑。历山书记看也没看三儿一眼,对褚文明说:“介绍信不能给他开,让他回去吧。” 褚文明遗憾地看了三儿一眼,扭过头对着印章刻字的那面认真看了看,然后把那枚圆印章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里锁起来。三儿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地说出两个不连贯的字:“为…啥?” 历山书记看都不看三儿一眼,也没说一句话,转身撩起门帘走了,身后留下一屋子沉默的人。拿不到大队开的介绍信,就哪儿也去不了,三儿沮丧地回家了。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再次复出,面对国家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已经十年没有大学入学考试,上上下下都没准备。耽搁了十年学业,对知识的渴求压抑得太久,上千万的青年学子看不到出路。再不选拔人才,国家现代化面临重大挫折,整个民族将落后于世界发展。上面召开特别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被压制太久了,不敢表达真心想法,人们习惯于一切服从上面。就有温元凯先生提出十六字意见:“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一条“领导批准”足以扼杀任何学子渴求知识的梦想。 “领导批准”就是书记让谁去,谁就有机会参加考试,其结果就是“武大郎开店”,在一群“瘸子里拔将军”。温元凯先生说:“邓小平听取了我四分之三的意见”,实际是邓小平否定了温元凯的建议。因为那“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是座谈会的既定目的,而“自愿报考,领导批准”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方式。依了温元凯先生的十六字方针,就不能举行一场公平的高考,无法为国家选拔有用之材。温元凯先生事后说:“因为我当时胆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 不能怪温元凯先生,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已被固化,一元化领导根深蒂固。更有其他先生们还在会上讲什么“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邓小平当场对温元凯先生说:“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简简单单一句话,青年学子拿回了自己被剥夺的权力,真正是拨乱反正。只要是威权时代,人民还是需要明白官。三儿不用再去求历山书记,何况求也是白费力,历山书记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和你说话都嫌太多余。

  三儿学习好却不敢奢望上大学,就报考昌黎县师范学校。考完和大家对答案,似乎全都答对了,心中不由大喜。三儿自信心满满,两个月后收到体检通知,虽然没告诉考分,想是考得不错。一家人都很高兴,左邻右舍也来祝贺,更有一伙的同龄人让他请喝酒。三儿什么都答应,高兴地拿着体检通知去县医院检查身体,一个庄稼汉转换身份学习好还不够,还要身体好才有资格吃商品粮。三儿体检没毛病,成天地里干活身体壮得牛一样,踏实下心来在家里等通知书。田各庄公社一起通过考试并且体检过的另外一个人十一月初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过了年就要去山海关桥梁厂技校报道了。三儿一直等到腊月也没见谁寄片纸头来,村里人一开始恭喜他,慢慢地就有了各种传闻。一直等过了开学季,三儿知道没希望了,不知道去找谁,却也无法忍受这不明不白的屈辱。三儿花了一天时间跑去县教育局询问,人家说是地区教育局负责招生工作,查档案要去唐山市。三儿不死心,买了火车票,坐四小时车去地区教育局。教育局的人耐心听完三儿的申述,心里明白是政审卡住了,安慰三儿说:“今年是第一年恢复高考,考试录取过程都很仓促,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很多合格的考生都没能录取。你千万不要灰心,明年再参加考试,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三儿垂头丧气地回来,报着那么大的希望,作了那么多努力,最后毫无结果,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第二年三儿不想参加考试了,禁不住爹劝,勉强去报名,却过了报考中专的年龄。虽然可以报考大学,可人家连个县师范学校都不让去,上大学不是痴人说梦吗?要赌气回家,想到爹的苦口婆心,勉勉强强地登记报考大学。这时已经是阳历五月份,公社办高考复习班,考生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脱产”学习。三儿也想去,可大队却把他列入修海河的民工名单。全家人都知道那是历山书记刁难三儿,村里那么多年轻人,却强迫他出民工,就是为了不让他考大学。修海河是极累的活,民工都是吃钢屙铁没成家的壮小伙儿,吃得睡得干得了重体力活。为了三儿能考大学,已经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的二哥替三儿出民工。

  三儿家地震房太拥挤,放不下一张复习的书桌。邻居敬福太已经整修好自己的间半正房屋和两间西厢房,李宗义邀请三儿和他就伴,实际上是提供三儿一个学习的地方。两家只隔着半截地震塌了的墙,三儿吃过晚饭不用走正门,就从墙头跳过去。没有电灯,李宗义每天把灯注满油,长灯捻子火苗扑扑地跳。三儿学到很晚,李宗义似乎早已睡去。三儿上炕时,脑子太乱有时睡不着,李宗义却又醒着和他说会儿话。每天一灯油,庄稼院算是很浪费了,三儿不忍心让人家出这个钱,就从自己家拎个油瓶过去。李宗义有点不高兴地说:“这点灯油斤斤计较,考上大学不比啥都强?” 三儿不再说啥,知道自己肩负父母的期望和个人的理想,还有乡邻的祝福。白天干再累的农活,为了这一瓶瓶烧掉的灯油,敢不刻苦攻读?

  三儿顺利地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考完一个多月,县里贴了大红榜。三儿榜上有名,又通知体检,可想到政审,又不敢报任何希望了。一天三儿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说是县里教育局的。两人来村里调查三儿的表现,正赶上各小队长来大队部开会,大家一片声地赞扬三儿是个好小伙儿。两位调查人员非常惊讶,这与他们连续两年收到的大队党支部的举报信完全相反。两人来的路上商量好了,调查结果只要三儿不是坏得不可就药,替三儿向大队书记说情,放过年轻人一马,有人考上大学是全村的光荣。现在还没开始调查,就从全村各小队长那得到三儿的正面评价,还有什么比全村各小队长的评价更可靠呢?小队长们可是全村人真正的民选代表,如果不是他们来开会,哪里找得到庄稼院里最忙碌的这些人呢?两人商量后,调查以全体小队长们的说法作结论,不再和大队书记面谈。并特意来到孟宪朋家告诉三儿,今年肯定能上大学。三儿做梦也想不到历山书记给上面写了黑信,也真感谢县教育局,这次派了两个人来村里核实举报内容。感谢自己的父老乡亲,感谢县教育局的调查人员,没有他们自己会又一次中了暗箭,与大学失之交臂。还以为是爹的“历史污点”影响自己上学,原来是自己的“现行问题”导致上次没被录取。历山书记无法明着抵抗上面的政策,就连连写检举信阻挠三儿上学。一封地方党委名义发出的指控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就足以毁掉一个年轻人,这是想重复马震雷当年被军校强令退学的故事。三儿一家人感激不尽,淘米做饭张罗酒菜要留人家吃饭。两位调查人员笑着谢绝了,能有这么令人满意的结果,能为国家公正选拔人才,他们比吃什么都高兴。两位调查人员走后,孟宪朋对三儿说:“今后你上了大学,有多大出息,也不能忘了乡亲们,要多想大家对你的好。” 三儿听了,心里五味杂陈,只是点头再说不出话来。

  收秋前,出民工的二哥得了肾炎从海河工地回来了,说是活太重累坏了。得了肾炎的人不能干重活,庄稼院需要男人干的活没一样是轻省的。三儿知道二哥这病是为自己而得的,否则得病的说不定是自己,更别提什么考大学了。

  正是种麦子的季节,三儿是个壮劳力,每天跟着牛屁股拿个粪筐往垄沟里施肥。那天在村东南那块地种麦子,中午收工回家,一进前院,透过地震后没倒塌的正房屋过道,看到爹正坐在后院抗震屋的门口看信。见三儿进院,爹把手里的牛皮纸信封一扬说:“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虽然县教育局来的调查人员递了话,可好消息真的来了,三儿一时手足无措,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又在做梦。三儿不掐自己的大腿,那方法人人都知道,作梦都会用。他左手拎着粪筐,右手拿着粪耙子,抬了头眯了眼看天。夏末中午的太阳很高很亮挂在白蓝蓝的正天上,阳光把大地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亮亮堂堂。

  得清在监狱里表现好,再加上监狱复查他的案子,发现证据不足,所以提前释放他出狱。本来准备蹲上十年大狱的得清,吃了六年的监牢饭,就被放出来了。回到家的得清没了媳妇孩子,家里房子也被地震塌了,只好搭个地震棚睡在里面。村里没有谁蹲过监狱,坐过牢的得清就有很多故事与人分享。庄稼人最关心吃喝,总是爱问得清在监狱吃什么。得清就把监狱的食谱向人们仔仔细细地说道一番,说时免不了夸张一些。不过监狱的伙食也确实比庄稼院的伙食好,早上高粱米粥,中午吃窝头,晚上有时吃粥有时吃窝头或两样都有。每天都有菜吃,周末还改善生活,大米饭或者白面馒头,吃有油有肉的菜。过年和家里吃的差不多,猪肉炖粉条,包饺子肉包子,还组织文化活动,比村里热闹多了。得清最后一年还交了个狱友,得清进去的早对他很好。朋友比得清晚一年出狱,得清有时会赶集变换点现钱,买了香烟肉肠去探望还在狱中的朋友。朋友家住县城,犯的是投机倒把的罪,得罪了人或赚了钱太招摇,被判了两年关进了监狱。朋友知道得清家穷,不知道怎么从牙缝里省出点粮食,换成香烟肉肠给自己,心里就打算着今后报答得清的主意。朋友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好人就业都很困难,何况一个有前科的人。好在形势变了,投机倒把不是罪,而是搞活经济。形势让朋友如鱼得水,拉上得清一起远途贩卖。一来二去,两人赚了不少,就在秦皇岛租个街边房正式做了买卖。先是发豆芽卖,后来收购花生米,榨花生油卖,花生饼加其它原料做饲料。再后来在山里包了地种葡萄,赚了不少钱。得清发迹以后,思念刘贞和儿子,知道老婆和自己离婚也是情不得已。村里人的舌头比刀子还快,杀不死你不收口。自己蹲了六年牢狱,又在外奔波两年,都是媳妇在照顾两人的儿子。强奸犯的儿子,又是个“脱油瓶”,还能少受了别人的欺负?想着儿子和前妻在村里受苦,得清就托人去和刘贞商量,让儿子出来和自己一起干。栓子已长成个半大小子,上了初中学名温新。读书不是很好,不是学习的料。庄稼人眼皮子浅,光顾眼前的利益,哪管孩子的将来。土生土长的庄稼子女,有没有将来都另一说。按刘贞自己的想法,要带着栓子和后夫生的女儿一起出来挣钱。这就有了麻烦,得清这时不缺女人,可得清是个念旧的人,得清是一个有情有意的人。得清的性格带给他灾难也带给他幸运,得清就把生意给了刘贞一家,自己带着笔钱回家养老去了。想到妹妹妹夫替他发送了老人,虽然有些争产的闲言碎语,可房子还是自己在住,就给了得惠一笔钱,剩下的得清留着过日子。公社解体后,村里风气不好,赌博之风很盛,得清开始和人小赌,后来身陷其中一发不可自拔,最后输光了老底。本可以再出去赚钱,喝酒赌博淘虚了身体也削弱了意志,竟破罐子破摔,在村里穷混起来。实在缺钱花,有时去找栓子或者刘贞要,要来的那点钱更不禁花,就再去要。一回两回还行,时间长了前妻和儿子都不待见他。不待见是真,可有血脉相连,总不让他空手回去。刘贞后夫和女儿一开始心里嘀咕,后来不满就放在脸上,全然不念得清转让生意的情分。一来二去地,一家人就分出了两套心思。一个生意却像是两家在做。到后来,后夫和女儿一起玩猫腻,儿子也是针尖对麦芒,一家人的心思都在斗心眼上,没人管生意好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贞心灰意冷,一边是亲儿子,一边是亲女儿,当妈的偏谁都不好。后夫在外面还惹了很多风言风语,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刘贞留了后手,自己也攒了点钱,最后一家人散伙,一个生意分成了两份。刘贞犯了愁,知道后夫不是个有情有意的,自己也不可能和儿子或者女儿过。得清虽有情意,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刘贞不好去趟那窝子浑水。后夫的家不愿回,前夫的家回不去,自己的儿女又指不上,思来想去人生竟是如此无味。经历丰富的好看女人,心里觉得谁都对不起,可离婚再婚能怪自己么?只怪当年不检点,跟谁好不行,偏偏和狗日的胡子刘混,让他公报私仇把得清弄进了监狱。刘贞一时想不开,买了一瓶农药,在一间小出租屋里服毒死了。等到家人得到消息全都晚了,后夫躲了不见,还是得清和两个孩子把刘贞的后事办了。办完刘贞的后事,得清在小出租屋收拾刘贞的遗物,最后一夜睡在刘贞的床上。心里骂自己不争气,也怨刘贞不来找自己,更是咬牙切齿地恨胡子刘。

  胡子刘没事,退休了回家,日子还过得好好地,身体没病家庭没灾,就等着寿终正寝。公社姚书记日子不太好过,公社所在地田各庄有很多人对他不满。这也不能全怪姚书记工作不好,一年到头吃住在田各庄,就免不了涉入田各庄的人与事。庄稼院的人事错综复杂得很,村里各个家族的利益相互纠葛,满足了一家就得罪了几家。不过姚书记想得开,自己五十几岁的人,退了休回家养老,田各庄的人和事眼不见心不烦,倒是要好好利用手里这点权,给孩子谋点利益。姚敏玉在恢复高考后上了县师范学校,又上了学的女儿不嫌弃还是庄稼汉的未婚夫。姚书记当年恨不得把马震雷搞臭,甚至想找个罪名送他进监狱,现在却想着如何提拔他,帮马震雷就是帮女儿。姚书记不再怕马震雷把女儿甩了,也不愿意女儿把马震雷甩了,马震雷那人还真不错,都是让自己给耽误了。马震雷对女儿好连带对老丈人也尊敬起来,现在“翁婿”二人逢年过节还在一张桌子上喝酒。不过马震雷那个倔种不会接受自己的提拔,帮他还要不让他知道才好,姚书记托了自己在县里的老同事老熟人把马震雷借调出去当了个干事员。马震雷那么能干有见识的人,很快就搞得风声水起,两年后转正成为干部。马震雷后来到县教育局工作,官至副局长。姚敏玉毕业后分配到了县中,爱上自己原不想干的老师职业,教学上有口皆碑。两人工作结婚生孩子长工资买房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生活得有滋有味。两个庄稼院青年男女,靠机遇也靠自己,在城里有了家。

  知青都返城了,翟馨梅和夏跃进结婚了,留在了村里。夏跃进现在是大队书记,公社解体后,自己率先搞了个槊料大棚种蔬菜。吴一冕比其他知青回城早,当知青时又入了党,比其他知青都混得好,已经是市商业局的副局长了。夏跃进毕竟上过农学院,菜种得不一定比其他庄稼人好,但头脑活络了解市场,所以两口子先富起来了。村里人有样学样都建了槊料大棚,夏跃进和翟馨梅却不再种菜,只负责收菜卖菜,和种菜的乡亲订了收购合同。根据市场行情季节变化,指导菜农多样种植,反季节种植。有翟馨梅和吴一冕在城里的关系,菜销路广卖得好,现在林上村是乡里有名的蔬菜生产点。夏跃进和翟馨梅在城里买了房,一女一儿都由翟馨梅母亲帮着照看,也是沾了农村户口的光,能生两个孩子。两个人一半时间在城里批发卖菜,一半时间在村里收菜。闲时把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们招到饭店歌厅,聚餐唱卡拉OK。大多数知青都混得不咋地,有些人下了岗,没下岗的干苦力活挣辛苦钱,还有回城女知青迫于生计去卖身。

  高向东不太得意,当年处理夏跃进不得力,得罪了夏跃进在姚书记那也没落好。搞“斗批改”时伤害了很多人,文革后还被定为“三种人”。高向东觉得自己冤,都是按上面指示做,最后却要自己背黑锅,怎么就成了“三种人”?真没地方去讲理。不过工资照拿,还是商品粮户口,高向东和自己同辈人比,心里还是知足,“农转非”毕竟是件非常难的事。田尚鹰仍然下落不明,有人说在海拉尔见过他,也有人说他跑到了新疆,更有人说他在“金三角”当个贩毒小头目。没有音信好,父母大哥被打死,总是有那么几个仇人。有人看到,每年清明时,当年田承业被砍死的地方,有烧纸留下的灰。

  历山书记不当了,他的时代结束了。历山对不起乡亲们,可这能怪他吗?这世道变化太快,邓小平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把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全推翻。上面说是坚持社会主义,底下干的全是资本主义。承诺过“永不翻案”,从前的政策整个颠倒了,比“三自一包”还过分,土地都分到户了。历山不想要那几亩土地,他已经几十年没干过农活了,再摸锄把子,他丢不起那个人!不过政策好了,历山不需要去村里开介绍信,也不受户口管制,他跑到秦皇岛儿子家去了。儿子是个好孩子,虽是借了他爹当书记的光,主要靠自己进步,才有了秦皇岛商品粮户口。历山跑去秦皇岛,即是嫌劳动丢人,也是怕曾经得罪过的村里人报复他。在儿子家住烦了,儿媳妇对他也不错,自己闲不下去了,就做起了木材买卖。一开始小打小闹,就是打发一下无聊的日子。没想到经济发展这么快,庄稼人家有余粮了,第一件事就是想盖房子。如今的历山虽然不再威风八面,有时还要对买他货栈木材的庄稼人低声下气。可他有钱了,尝到富裕的甜头了,他给自己和儿子买了商品房,他把全家人都搬到了市里住。他和老婆还是农业户口,却能每天吃商品粮过日子,历山每天还有小酒喝。老婆不让他多喝,他喝多了就想起过去掌权的好日子,想起那一村子的低眉顺眼来。气头上免不了大发牢骚,说些平时不敢说的话,骂上什么人几句难听话,忘了自己也是现实的受益者。历山这个党员,享受着新政策的好处,却不和上面保持一致。在他当书记的年头,他对现实发的这些牢骚和辱骂上面的那些话,肯定进去了,只是不确定是否会被割了喉?那个高尚而又封闭的年代,低俗下流上不了台面,每个人都被要求大公无私地为他人活着。可是一句闲话一件小事都可能让人身陷重罪,被众人踩在脚下呻吟一辈子。这个低俗而又开放的时代,多数人都自私地为自己和家人忙碌着,有人先富起来了,贫穷不再光荣。历山时不时地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老婆在饭桌上揶揄他:“这么好吃的饭也堵不住你的嘴。”

  在大喇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高喊中被强迫下放的华家,在农村劳动了八年后,上面下来指示为运动中的被迫害者及其家庭恢复其本来社会地位及户口关系。文革后胡耀邦顶着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许许多多的受害家庭得以回归正常生活轨道。当华家人由农业户口又转回商品粮户口时,村里人心不平,尤其是那些年轻男女们。八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相互间的角色,突然间和自己地位相同甚至不如自己的同伴,一夜间,真的是一夜间,从劳累挨饿受冻破旧的贫困乡村搬到有高楼大厦有商场有医院有电影院的繁华都市。那种心情的失落与愤愤不平和说不出口的嫉恨,想要爆发却又没处发泄,世上还有什么能让那些爱慕着华莉的小伙子们或仇视着华家的老少爷儿们心平气和呢?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政策,没有自由迁徙的社会,让人们对自己庄稼人卑微的地位也只能无声地叹息。叹息之余,骂着诅咒着谁或者说些不堪入耳的风言风语,让自己气闷不过的心胸得到一点舒展。即使和华家好点的人们,向载着华家老小的卡车挥手再见时,看着华家在卷起的一路烟尘中远去,心里也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不知应该挑哪一味。和母亲坐在驾驶室里的华莉,随身背着的包里装着一面小圆镜,那是本队小伙儿马震吾临别前的晚上红着脸送给自己的。在几个喜欢华莉的年青人里,华莉最美好的初吻却是和震吾。震吾永远也忘不掉那人生最美妙的瞬间,阴云密布天空黑得连一颗星星都没有的夜晚,两人在北坑边一丛厚密的垂柳枝下,互相紧紧抱住嘴对嘴地吻在一起。自己的舌尖触到华莉光溜溜清爽爽的牙齿时,震吾的大脑被少女的清纯恬美冲击得一阵子晕眩。这晕眩比那年被“乐果”毒倒时的感觉更强烈,却微醺醺酒醉般让人身心舒畅,想说点啥却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一瞬间对震吾就是天长地久,不管华莉走多远将来嫁给谁,震吾永远记住了华莉还有那个神奇美妙的初吻。在以后无数的日子里,活在大孟营风言风语中的华莉,也活在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震吾心里。

  华兴还记得自己家下放那天是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四日,坐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到昌黎火车站下车后在红旗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又坐慢车到九龙山车站,一辆牛车拉上全家人晃晃悠悠地来到大孟营。卸了车太阳刚偏西,家里东西散乱地堆在院里门外,华兴的心更是慌乱得毫无头绪。突然一抬头,大门洞里站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女孩儿身后是一片灿烂阳光。想不到穷乡僻壤还有这么个“清丽脱俗”的女孩儿,华兴几乎脱口而出从书里看到的这四个字,他那由于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不安定的心莫名其妙地踏实了。后来在一个队里劳动,干不惯农活累得吐血想骂天恨地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个女孩儿,心里一下子就安定下来了。下放农村这几年,少年长成了壮小伙儿,少女出落成大姑娘,一个没娶一个待嫁,互相说过话,却从没表白过一点意思。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下放户子女,空顶着一个“知青”的头衔,除了那每年四百五十斤的口粮标准,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邻居给说过的那门亲事,也就希望了那么一两天,被人拒绝后就彻底失望了。回城前几天,两人有过一个独处的机会,眼睛看着对方,都有点什么意思,却终究谁也没说出有意思的话。两个正当年的青春男女,以前家庭成份是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圈禁了华兴恋爱的自由,现在城乡差别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让姑娘更是无力高攀。汽车开动时,心里有点不甘心的华兴在人群里寻找,却再看不到当年那个站在门洞里给他带来一片阳光的女孩儿,他无比惆怅地离开了说不上是爱还是恨的大孟营。

  晚秋时,孟宪朋的老朋友马讳山回老家探亲。落实了政策后,马讳山一家已经回了沈阳。自己家的房子早被人占了,全家只能和另外一家返城的同事合伙住在工厂后门的一个传达室里。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传达室被简单隔离开,挤住了两家共九口人。家小人们心情宽畅,小传达室间隔开的两个家都各有自己的温馨。落实政策回城的人太多,马讳山暂时负责青年再就业工作。为了给产品找出路,马讳山把京沈铁路沿线的大小城市跑了个遍。业务不顺利心情烦闷,路过昌黎时,要回老家探亲访友,顺便看看自己的孙儿孙女。儿子马震云还是赤脚医生,孙子大龙是地震那年出生的。孙子见了爷爷还认生,问他几岁了,想了想说:“五岁”,村里讲究虚岁,出生就是一岁了。见过了家里的老人和亲人,马讳山拎了瓶酒跑到花生地里去看老朋友。每年花生收了后不直接运回家,秋收大忙没时间把花生果摘了入库。离人家或者路太近会有人惦记,所以花生码垛在坨子地里,搭了窝棚派人住那看着。孟宪朋那年正在地里看花生,两人就着土灶炒熟的花生,把一瓶烈酒倒一半在碗里,马讳山端着碗,孟宪朋拿着瓶子。听着窝棚外的秋风,两人白首话当年,说到世事无常,两人不胜唏嘘。被割断脐带的婴儿和父母连着心,远离故土的人和家乡永远亲。马讳山来时满心的懊恼,走时心里澄净有如故乡蓝天上的白云。

  三儿的户口已经迁走,不再从生产队里分粮油菜柴。上大学第一年,队长想着三儿从春到秋干了一年,却无缘享受劳动成果。大着胆子破了例,也不和人商量,让会计把每人该分的油料花生也分了三儿一份。那份花生有十几斤,那是按政策分给社员一年的食油定量。孟宪朋高兴地把多出的一份领回家,这一年全家可以多吃几斤花生油。倒是秀芹有心,也不和爹妈商量,把自己那份花生剥了皮,挑那粒大饱满皮红的,在锅里慢火炒熟再凉了。仔仔细细缝了个小包裹,给在城里读书的三儿寄去。国民经济恢复期,城乡粮油供应都不好,花生还算是稀罕物。城里过年时,粮站每人供应半斤带皮花生,家家都宝贝似地留着,三十晚上带皮花生用热沙子烫熟了,大年初一用来招待拜年的人。收到一大包炒熟的花生米,三儿不由得喜出望外,把炒花生骄傲地与同学分享。那是自己洒过汗水的土地所结果实,也是自己心爱人的浓情蜜意。每年秀芹都按时把自己分得那份花生,剥了皮挑那粒大饱满皮红的,在锅里慢火炒熟再凉了,仔仔细细缝了个小包裹,给在城里读书的三儿寄去。秀芹信里说村里变化很大,干啥都不讲成份了,地主富农的子女都可以当兵入党了。

  大孟营村的李苏氏和李宗义仍是地主成份但不再是阶级敌人,家庭成份只是说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土改前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再和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任何关系。地主成份的李苏氏母子也和普通庄稼人家一样,可以作自己想作的事情。李苏氏可以自由地,高高兴兴地,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走出村去。不用和任何人打招呼递申请,到女儿家去看自己的外孙女外孙子们,再不怕给女儿一家带来麻烦了。有了人身自由的李苏氏,心情无比舒坦畅快,选了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十几年里头一次不请示任何人,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地去五里外的大女儿家。头回出这么远的门,在闺女家一住就是三天,大女儿天天陪着妈看这看那说这说那,每晚一唠就说到半夜。说到伤心处,母女二人抱头痛哭,说得高兴时兴奋得不困不饿。三天后,李苏氏不放心大孟营的家,家里还有两个至亲的人需要自己照顾。大女儿做了好吃的让妈带上,五里地的路不远不近,姥姥只让外孙子陪着走回家,也学学村里那些闺女嫁在外村的老太太们。天气晴明日光朗朗,李苏氏一路上和外孙子说着话,享受着大好风光。心情太舒畅,有外孙子陪着说话一点也不觉着累。李苏氏走得浑身发热,脸上红扑扑地,突然间一个趔趋,倒在了铺满阳光的大道上。外孙子急忙把姥姥搀起,再大声地喊“姥姥”,姥姥也没了回音。李苏氏的去世让敬福太老人大受打击,没多久也病倒在炕。多亏有李宗义在跟前尽孝,敬福太老人没受啥罪走了。县城当小学校长的二姐夫托关系给李宗义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手拿警棍为县公安局看守大门。李苏氏不用担心自己的儿子没饭吃了,李宗义可以按时到食堂和那些警察们一起端着盆打饭吃。时代真是变了,一个过去被专政的对象,竟然可以为一个专政机构看大门了。李宗义不会忘了怎么用高粱桔做响笛,吹奏那好听的“刘巧儿的故事”吧!那高粱桔做的响笛和那“刘巧儿的故事”曾经给李宗义,给庄稼院的姑娘媳妇们,给村里老少爷们儿带来多少暇想和快乐啊!

  公社解体分田到户后,三儿大哥脑瓜挺灵,买了辆三码子卡车搞贩运,还真赚了点钱。后来村里买卡车的人多了起来,竞争的太多,挣钱不如刚开始时那么容易,大哥就逮着啥活干啥。秋天时和儿子一起去外县收苞米,卖苞米的农民一筐筐地数,儿子负责装车,大哥在一边划正字,最后和卖家核实无误付钱两清。买的苞米倒手卖给国家粮库,多出花费的就算挣的,就赚那点车脚钱。有一次碰上个卖家话多,大哥最后对账时记的数比卖家多了几筐。大哥长了心眼,以后收苞米时,让儿子边干活边和卖家说话打扰卖家的思路。大哥则盯着卖家的手,只要卖家不动笔,大哥的正字也少划一次,最后双方核实无误时,其实卖家已经亏了。因为卖的苞米多,吃了亏卖家当时觉不出来,大哥开始赚这昧心钱。儿子年轻嘴上无毛,也没个是非观念,就把这套生意经讲给小伙伴儿说着玩。这个方法就传了出去,全村收苞米的人们都学会用这套把戏骗人。这种事多了就没有个不暴露的,有一次大哥故伎重施时被卖家揭穿。卖家事先找了几个人藏在一边,故意少划许多笔,和大哥对账时,两个人划了一样多的正字。卖家就和大哥闹了起来,卖家埋伏好的人把大哥连人带车扣下,要替所有卖苞米的人讨个公道。多亏是法制社会,派出所来人调解冲突,三儿大哥这次是丢了人又被罚了钱。三儿知道后写信批评自己大哥,占人便宜不会改善生活质量,只会降低为人的品质。上粱不正下粱歪,当爹的带着儿子做坏事,让孩子以后怎么好?大哥看了三儿的来信心里嘀咕:“书都读傻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都不懂。” 初级阶段的商品社会里,人们没了约束丢了传统,占惯小便宜的人体会不了吃亏做好人的快乐。

  庄稼人不再缺吃少穿,多数人家都过上了小康日子。村里南北两个坑都没了,大面积的水浇地使地下水位下降,一年里春夏季都干着的水坑被填平了,上面盖了几间厂房。有两家开了来料加工厂,雇三五个帮工,村里日夜听得到机器轰鸣。吴连驰家二柱子最能耐,在村里开个饲料加工厂,雇了几个人,用车按时把饲料给各养殖户送到家,现在是村里头号富户。吴国栋和温玉雪在东北承包了大片土地,每年卖给国家十几万斤粮食,自己也成了“万元户”。吴连驰现在不愁吃穿,想过好日子的梦想在儿子这一辈实现了,幸福之余还是怀念从前那热火火的斗争岁月。二柱子大名吴国梁,当年把半盆化肥施给一棵庄稼,被队长一巴掌打得原地转圈圈。现如今搞饲料可不敢含糊,坏了名声就是坏了身家性命。有了钱胆子变小,被人借了钱不还,二柱子不敢去要,怕人家衔恨破坏他家饲料生产。饲料里被人放点耗子药,即害了养殖户,更断了自己的财源。二柱子不知从哪里高价买了一条藏獒,没事牵着在村里遛,颇有当年李家老二背着大枪吓唬村人的意思。自己怕了人,却又想让人怕自己,有点钱真是左右为难。二柱子热心村里公益,每年清明时节都要花大钱租台推土机,在村里的公坟地横堆直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在村人的热情围观下,一个个小坟头被堆成一座座大坟山。这坟山高过十五里外的九龙山,早先村里抬头就看得到的九龙山,经多年开采现在已是一片平地。

  穷困时看到的是别人的白眼,有了钱得到的是村里人的红眼,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有钱还要有权。过了年村委会换届,二柱子吴国梁加入竞选,最后众人就让他当上了村长。选前吴国梁下了本钱,根据亲疏远近,实物现金不等。庄稼人眼皮子浅,只看到那点现货,却没想到是给自己脖子上套了根链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上面的所有政策指令最后还不是都由村委会执行?田亩补贴工商税收计划生育等影响村民生计的一众事物,都由吴国梁指手画脚。欠了吴国梁钱的人家,有那乖觉的看清了利害关系,说着千恩万谢的话,把钱一分不少地还上。榜样的力量,大家都有样学样,没谁傻到等村长张嘴催人还债。每个欠债人来了,吴国梁都客客气气地说:“不急不急,我不等钱用,再有紧缺的时候,言语一声。” 下次真的急用钱了,去信用社借钱,不敢为了省那点利息,去占吴国梁的小便宜了。吴国梁现在表现进步要入党,完成老爹当书记的梦想,书记还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换届书记不换人。

  马克思认为“雇工…隐藏着剥削的秘密”,改革之初大喇叭也明确规定“不准雇工”。如果吴发们活转过来,不知道是否会搞个二次土改,把大小柱子们雇工扩大生产而积累的财富给分喽!敢说真话的孟老先生如果还在世,会不会替老李家田承业们叫一声撞天屈?都是发家致富,土改时的财主们被分田屋分浮财,财富使他们家破人亡;“初级阶段”有钱的老板们“剥削有理”,财富让他们尽享人间春色!当年领导穷人剥夺富人财产的革命者及后代们用手中的公权力及其相应的人脉关系迅速地先富了起来。财富来得那么容易那么快,批个条子打个电话就可以财源滚滚,谁还看得上当年那些土财主们从牙缝里抠出的那点东西!大贵又先富起来的人们一掷千金,奔驰宝马横冲直撞,别墅会馆日夜笙歌。山珍海味,玉液琼浆,“小蜜小三”,“九五至尊”,还得看“格老子”有没有那胃口。“天上人间”,五湖四海,真个是“海阔纵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人在水中,看不全一条大河,革命的功与过,留给后人去评说!

  三儿上了大学后的头一年,放寒假时回家过年。离家不是很远,学生票优待半价,车票还买得起。到家见过了爹妈家人,赶紧跑去秀芹家。秀芹从三儿的信里知道他回来的日子,只是不知道时间没法去接他,在家里正等得着急。三儿进了秀芹家,和秀芹妈没说上两句话,找个借口去秀芹家的西正房屋,两个人搂在一起亲热。热吻中秀芹感到了三儿的真情,嘴一空闲顾不上舒口气,看着三儿的双眼,说他“还没变心”。三儿急切地说:“怎么会呢,这几个月都想死你了。” 这是真话,三儿刚到城里,穿戴土里土气,说话侉声侉调。农村来的孩子,手里没什么钱,食堂里吃饭时,多吃主食少吃甚至不买菜。虽然有全额助学金二十二元人民币,也不用交学费房租。可省下一毛钱,那就是青黄不接时家里能救命的半斤多白薯干。三儿计算钱时都是拿白薯干做单位,秋收时二十二元钱可以买一百五十斤白薯干。买牙膏要二斤白薯干,一个月洗四次澡又要一斤白薯干,买本字典要五斤白薯干,寄封信都要半斤白薯干。各项日常花销总要三十斤白薯干,自己每月吃饭要一百二十斤白薯干。三儿算完吓了一跳,青黄不接时一百二十斤白薯干搀和点瓜和菜够全家活一个月。自己也太能造了,不算学费房租,一年要两个壮劳力供自己在大学吃喝洗漱。钱还是要省着点花,三儿强迫自己每月只能吃一百斤白薯干,每月省下的二十斤白薯干放假回家时好给爹妈和秀芹买点礼物。食堂饭不贵,一碗粥二分钱,咸菜二分钱,煮鸡蛋一毛钱,二两一个的馒头或者二两米饭四分钱,一份素菜八分钱,一份荤菜二毛多钱。三儿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加点咸菜偶尔买个蛋,中午和晚上都是两馒头半份熬白菜或者半份炖萝卜,有时也买个肉菜。炊事员挺好,学生可以买半份菜。周日六天,三儿平均每天吃掉三斤白薯干。三儿也学城里人,周末改善生活。周末食堂两顿饭,三儿每顿买个肉菜外加三个馒头或者六两米饭。周末一天,三儿吃掉五斤白薯干,比周日多吃了二斤白薯干。周末三儿不敢想家,自己浪费太多对不起爹妈。三儿和家在城市的同学没法比,自惭行秽难与人言,把亲人爱人都藏在心里。

  三儿在大学里能吃能睡,虽然有时睡觉会做恶梦。恶梦大同小异,多是一片黑雾从四面腾腾升起,瞬间前后左右一片黑暗,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有狗叫和一阵阵追杀声从后面传来。黑暗遮蔽了逃跑的方向,却不能帮助隐藏自己,狗吠人沸声越来越近了...。突然一道白光凌空而下,“啊”地一声叫,黑雾骤然散去,狗吠人沸变成同室同学的酣声。三儿张开眼,暗自庆幸自己逃出生天。

  学校里风气好,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一个学生在班里的位置。学习好的三儿很快崭露头角,成为一个自信满满的“天之轿子”。三儿慢慢失去了农村劳动锻炼出的胸肌和胳膊腿上的腱子肉,饥渴地求学消蚀着他以前健壮的体力,用“形销骨立”形容三儿正合适。中国人太多而大学生太少,有幸进入大学校园的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左胸上别着一枚大学校徽,走到哪都受人尊敬,名牌大学的学生,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三儿上了大学,校园里接触的都是红男绿女,眼界自然高了。在同学的鼓动下,三儿面对现实与承诺的巨大鸿沟,有了与秀芹退亲的心,可又怕处理不好弄丢了自己的学籍,这样的事村里就发生过。正式订过婚,地位变了就悔婚,三儿怕村里人说他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有了这个心事,第三年放暑假和寒假都没有回家,给秀芹和家里写信说要准备功课考研究生。秀芹没读过很多书,却是个心里明白的姑娘,三儿上了大学,两人就有了差距。知道三儿要考研究生,为了不耽误他的前程,快刀斩乱麻,给三儿写了封信主动退亲。三儿也没装腔作势,顺水推舟就同意了,面子上是秀芹不要三儿了。虽是主动退亲,这事对秀芹心里打击挺大,两人毕竟好了那么多年。秀芹伤心过后,嫁给一个家在田各庄,吃商品粮的国家粮库保管员。秀芹对他那么好,三儿想起来心里有愧,自己要是不亏心,完全可以延续这段姻缘。可没办法,城乡差别太大了。自己没能力把秀芹办成城市户口,将来养的孩子随母亲,后代还要当农民。自己虽然没有当面埋怨过爹,心里却想过,爹当年不从沈阳回老家务农,自己好歹也是个城里人。三儿大学毕业时,秀芹结婚一年都有了孩子,三儿很想见秀芹一面,可见了面说啥好呢?三儿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娶了个城里姑娘成了家,媳妇给他生了个吃商品粮的儿子。

  三儿上学时,吃副食少肚里缺油水,粮食定量不够吃。城里同学可以从家里要粮票,三儿知道农村只能把口粮卖给国家粮库才能得到粮票。后来实在不够吃,没钱吃副食,主食就吃得更多,只好给家里写信。这事被爹在卢龙的老友安庚知道,大伯每年就给三儿寄来上百斤粮票。每次三儿收到安庚大伯寄来的粮票,三儿都写封感谢信,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有机会要回去看望大伯。一直到三儿毕业工作,挣了钱吃得起肉菜,定量已经吃不完,才写信告诉安庚大伯不用寄粮票了。三儿总是忙,卢龙县紧邻昌黎,三儿忙恋爱忙结婚,和媳妇忙着生孩子,为长工资忙为提职称忙,忙得没时间去看望以前年年给他寄粮票的安庚大伯。

  再后来改革开放,户口制度还在但吃粮不再要票,大批庄稼人进城打工。三儿想到秀芹,心里总是内疚,如果晚生几年就不必为户口原因和秀芹分手。三儿回家探亲和秀芹在村里见过,也许不止一次,不知二人见面说些啥?三儿的大名叫孟庆明,他的小名只有村里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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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魁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牟山雁' 的评论 : 那是母亲讲给我们的故事。《公社儿女》讲的是“家”的事儿,人们都想有个家,家是亲人在一起,狼也有家,也有儿女亲情。
牟山雁 回复 悄悄话 這後記寫得好,特別是有關狼的一節;只是有點像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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