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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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中的家乘——每一粒沙都是山海 之二
《科大瞬间》编者按：本文是作家岱峻老师怀念张家干校友自传体文章之第二部分（原文链接）。第一部分链接
（编者按：岱峻老师是《发现李庄》三部曲的作者，著名作家。6月28日，岱峻老师在他的QQ空间“泰山石敢当的空间”发表了三篇长文，标题分别为《茫茫雪地两行脚印——每一粒沙都是山海1》《漂泊中的家乘——每一粒沙都是山海 2》《孤村犹灯火有人夜读书——每一粒沙都是山海 3》。岱峻老师以家干发布过的文章及他们两位之间书信来往为材料，整理书写了数万字的自述体长文以纪念家干。此为第二篇。）
整理者岱峻老师言：
亡友张家干（1966年12月2日——2025年2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华家河镇西张家村。爷爷是黄埔8期学员，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政权易帜后，这家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于是家干一出生便受黥面。他在村小上学6年，镇上初中两年，县里学了3年。1983年以总分598分（满分690分）的成绩，摘取湖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创下这个红军县前无古人的记录。他在中科大和武汉大学本硕毕业后,进入中国长城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从普通员工做起一步一步成为公司高管。他早年投身科研领域，多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项。他才情出众，意志超人，爱心广博，40岁后致力于公益项目，资助寒门学子超过千人，影响广泛。
我与家干仅一面之缘，交往未及两年，他却是我近年来思想与情感交流最深最频密的兄弟。我们家庭背景略有交合，阅读旨趣极为相似，三观相投，相识恨晚。整理亡友旧著，所有材料均来自家干微博，以及我们往来通信。如有不妥，责任在我。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故是文不为发表，仅求自我纾解。
漂泊中的家乘
——每一粒沙都是山海 2
大学二年级暑假，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套外国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带回家。爷爷见了，饶有兴致拿去阅读。就在那次，我问爷爷当年在黄埔军校学了些什么。他回答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另有一次，我问爷爷当年是否听说过毛泽东，他没正面回答，只说了句那时彭德怀的名气更大。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张与仁撰写《第一期同学录序》：“诸生毕业离班，或编入别动队，担任匪区之善后工作，或回各省，建树民众自卫武力之基础，或分发各军，指示士兵正确之革命路线。“爷爷毕业后，极可能是循第三条路，分发至国军部队，曾驻扎贵州、福建等地。爷爷有些饮食习惯，在老家人眼里显得极其“怪异”。比如，爷爷喝刚下的生鸡蛋。老家家家户户都炒吃腌咸菜，只有爷爷拿腌咸菜打汤。水田长田螺，种田人讨厌得不得了，爷爷居然炒田螺肉吃。记得文革期间一年冬季，爷爷在生产队犁水田，见田里有很多肥大的田螺，捡了一提桶，放工后提回家，自己动手，先将田螺洗净泥，再用清水煮，待田螺张开，挑出田螺肉，放进锅里爆炒，吃起来真香。
爷爷的历史问题，据1951年法院判决书称其“历任蒋匪军八十二师准尉副官，伪区党部书记、指导员，第十后方医院文书上士”等职。脱离国军，回到地方，估计是在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民国二十八年腊月十一，爷爷迎娶祖母。先后生有二子二女。民国三十年，生长子振东（即我父亲）。民国三十三年，生长女珍仙，两三岁亡。民国三十六年，生次子振军。小女回仙，大约生于1951年，夭折。
爷爷回乡后任黄安第二田粮处征收主任职。在国共两党明争暗斗大背景下，既要执行上峰指令，不在当下留话柄，又注意身段柔韧，留有余地。爷爷谨言慎行，广结善缘，在家乡留有口碑。
一是解救曾宪红。某天，高姓官员抓了邻村人曾宪红。高与爷爷熟稔，当天他特绕道拜访。高进屋跟爷爷寒暄，曾宪红被捆在门前椿树上，由手下人看管。本房幺叔看见，就进屋告诉爷爷。爷爷问明缘由后对高说，如果你今天抓人直接带走，没来我家，这事我不知晓。你抓了人，还带来我家，被抓的人恰好是我远房老表，我若撒手不管，怕说不过去。高听懂了话外之音，自知理亏，说既是张主任老表，我这就放了他。爷爷赶紧出门，亲手解开绳子，对曾宪红说：老表，你哪里都别去，赶紧回家吧。曾宪红一边急速离开，一边回头张望。他一定百般不解，总担心夜长梦多。
二是劝放罗品山。陈乡长手下抓了罗品山。罗品山的叔父是共军司令，1949年后被授少将衔。乡长父亲知道儿子闯祸，火急火燎向爷爷求援。当初乡长这位子，曾安排爷爷担任。乱世莫做官，爷爷推辞了。当爷爷问清情况，说罗品山是得放，并答应从长计议。当晚爷爷在家里办一酒桌，宾客除了陈乡长，还有几位熟朋友。酒席上，爷爷有意将话题往抓人上引。几杯酒下去，说到罗品山一事。爷爷问乡长下一步打算怎么处理。乡长答罗是县里具名要犯，只能交人结案。爷爷说，人交上去，肯定活不了，罗司令会善罢甘休？就算陈乡长你可以远走高飞，你一大家人还要生活在这里，他们将来怎么办？乡长听罢，说案情已禀报县里，没法转圜了。爷爷建议乡长赶紧放人，同时派人去县里报告，就说人犯半夜逃了。陈乡长照此行事，放了罗品山。陈乡长1949年后只身去了台湾，家人无大碍。
彭家仕是爷爷搭救过的另一位乡人。彭认定爷爷是他的救命恩人。即便到了后来，爷爷成了专政对象，彭当了生产队长，每到春节，都专程来家里给爷爷拜年。有群众批他政治立场不坚定，与五类分子来往密切，彭毫无惧色，回答说：做人要讲良心，张克成救过我的命，我怎么可以跟救命恩人划清界限？
政权易帜前夕，爷爷携妻及年仅两岁的幼子踏上逃亡之路，八岁长子只得送去外婆家。一家三口跟随流亡大军，一路餐风露宿，颠沛流离。最后抵达重庆，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爷爷的几位家乡同僚亦抛家舍子，逃到重庆。那段时间他们来往密切，怎样搞到一张去台湾或香港的船票，是经常谈论的话题。重庆也四面楚歌，爷爷一家，住了一年左右。客居他乡，满是艰辛，唯一的欣慰是幼子冠生可爱活泼。走在街上，看到远处的汽车，小冠生拉着大人的手，喊：“车子来啦！车子来啦！”一口重庆童音。
多年以后，讲起爷爷那些朋友，谁去了台湾，谁去了香港，祖母如数家珍。祖母说，当年有朋友力劝爷爷，跟他们一起走，说无论到了哪里，有他们一口饭，就有爷爷一口饭。爷爷最终选择留下，除了不愿亏欠别人、不愿骨肉分离外，他掂量没做过坏事，新政权总还不至于要自己的命。
奔生的路越走越窄：冠生染上天花，因医治不及时而死。爷爷奶奶离开重庆，回到故土，就赶上1950年10月的全国镇反。12月1日爷爷被收押。1951年6月27日黄安县人民法院下达通知书，“十年刑期自1951年6月27日起至1961年6月26日止，关押抵刑日数：6个月26天，释放日期：1960年11月30日。”此时爷爷名字已由“成”变为“诚”，因何而变，不得而知。父亲记得，爷爷被抓那天晚上，他已上床睡觉。同时被抓的还有爷爷胞兄。抓捕者刚带走爷爷，又折返回来，将家里一只箩筐上的绳子抽走。1951年7月3日，判决书“法刑字第18号”宣告：张克诚，男，三十八岁，黄安二区曾家乡人，在押（地主）。右列被告因反革命罪行被群众告发，本庭审理判决如左：主文被告张克诚一贯反革命，勒索群众，敲诈人民，倒算我贫团。解放后仍不悔改，反有意瞒田，逃往四川继续进行匪特活动，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十年。事实查被告极端反动，历任蒋匪军八十二师准尉副官，伪区党部书记、指导员，第十后方医院文书上士，黄安第二田粮处征收主任和处长及七里坪伪商务会商人代表等反革命职务。
爷爷发配包头第14劳改队服刑。父亲回忆，爷爷写给家里的信，总要嘱咐祖母，要想办法让儿子上学，读点书，多认些字。父亲说家里就他们母子两人，孤儿寡母似的，上学读书只能是奢望。
爷爷向管教人员反映，政府判决多处与事实不符。后来爷爷听从管教人员建议，提出书面申诉。原审法院重新审理，认定原判三处事实有误、应予订正，最终裁定虽维持原判，但以爷爷在劳改中表现较好为由，予以提前释放。
爷爷获释回到村里，七年前那个熟悉的家已不在了，房子土改中被没收，换了新主。经人指引，爷爷总算找到妻儿借住的家。爷爷回来第一件事，想让独子再进学堂。就在张氏祠堂，十年前七修族谱的地方，办有一所中心校，父亲最终被学校拒绝，理由是年龄过大。
1961年，爷爷再被法院判处管制两年。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爷爷每次都首当其冲，轻则被召集训话、写交代做检查，重则被批斗，当众羞辱、体罚甚至严刑拷打。一次，是在学校开批斗会，爷爷被打得昏死过去。领头的打手姓曾，绰号豁子。另有一次，爷爷又遭批斗，斗他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爷爷是黄埔生，逼他交出中正剑、同学录。事情过去几十年，爷爷已全不记得那些东西是搁在哪里，还是弄丢了。斗他的人认定他态度不老实，接连批斗了好多次。
县里修水利工程，各大队派差，多有爷爷。修檀树岗水库那次，爷爷带去的行李弄丢了，奶奶念叨了好多年。当时一床行李称得上家里一大件。至于雨天修路，冷天搭桥，更是司空见惯，随时听候大队民兵连长差遣。这些算是强制改造性劳动，不计工分。
小时候，奶奶操持家务，爷爷和我父母三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每天晚上，爷爷戴上老花镜，拿出记工本，记录当天出工情况，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和谁干啥农活，详细得很。到了月底，生产队公布当月每个社员出了多少工，挣了多少工分，爷爷总要拿出自己的记录比对，免得被错记漏记。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爷爷将记工任务交给了我。
我是家里长孙，很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睡。五岁多进村小学，放学后喜欢拿粉笔在墙上门上写刚学的字，让爷爷认。爷爷每次去供销社买东西，总要买回几支粉笔给我。学校练写毛笔，要求每个学生带砚台去学校，爷爷拿出一个旧砚台给我，说是他小时候用过的。我嫌那个砚台又大又重，用了一两次就不再用了。每天早晨爷爷喊我起床上早学，尤其到了冬季，天亮较晚，天寒地冻，家里没有闹钟手表，全靠爷爷估摸，时辰一到就在被子里用脚推我。
爷爷有阅读习惯。每个生产队订有一份《湖北日报》，放在队长家，爷爷隔段时间就去借报还报。队长识字不多，那份报纸爷爷可能是唯一读者。爷爷有时让我读报。读报不比读背课文，碰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道理，就问爷爷。
1983年我考上中国科技大学，那是爷爷最开心的时刻。克成的孙子成了湖北高考状元的消息传开，上门道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爷爷带我走亲戚，去了四家至亲：王家冲爷爷的丈母娘家、大塘爷爷的姐姐聂家、爷爷妹妹的邹家店和爷爷侄女的彭家嘴家。村里一位爱摆弄照相机的年轻人，在我上学前，给我们八口之家照了张全家像，这是张唯一的“全家福”。
（▲1983年，全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那以后，我寄回来的信一定全家聚拢听爷爷念读，家信则由爷爷执笔、以父亲的名义落款。爷爷亲笔写下家书共十八封，我保存至今。爷爷总是嘱咐我安心读书，生活上不要太节俭，他报喜不报忧，唯恐我为家事分心。
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了，粮食收成不错，农业税还没取消，交足公粮才能卖余粮，国家又把收购价压得很低，粮丰价贱卖粮难。八口之家，除了我在读大学，两妹一弟也在读中小学，仅靠变卖余粮实在无法支撑，借钱无门。大人们商量再三，决定养群鸭子，增加收入。那时家里祖母执掌中馈，父母主力耕种，放养鸭子的任务主要落在爷爷身上。鸭子天性喜欢在野外河塘水田里游走觅食，放鸭人不论寒暑，每天都得跟着早出晚归。爷爷本来不错的身体，最终被一群鸭子拖垮。
1986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五）下午五点左右，爷爷去世。弥留之际，我侍立在爷爷床前，在亲人的祈祷声中，爷爷豁着的嘴合上了，半睁的眼睛闭上了。没敢张扬，第二天深夜，我们将爷爷草草刨土下葬，以躲过强制的火葬。
（▲爷爷给张家干的十六封信）
奶奶于民国四年（1915年）农历二月十五生在王家冲村。她在家庭和睦温暖的氛围中尤其是哥哥的呵护下，度过幸福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曾投身到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中：
民国十八年，在黄安县二程区第二乡第四村苏维埃任执委，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少先队长；翌年三月，当选乡团支部书记兼少先队中队长；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向组织请假，到箭厂河红军总医院看望哥哥。后因家乡遭国民党进攻，无法回家，就加入当地组织，看护红军伤员，并在大别山武家荡张姓小村隐蔽过年；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乞讨回家后不得不向二程区长何博安自首，请保办酒；同年五月，被迫离家逃难达半年之久。五十多年以后，随着政府优抚政策的落实，人们才逐渐了解到奶奶这段红色经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腊月十一，奶奶出嫁到西张家，与爷爷克成开始长达四十八年的甘苦与共。
父亲生于1941年，童年无忧无虑。仅仅几年，山河巨变，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被寄养到王家冲外婆家，他的大舅送他去塆中私塾认字发蒙，前后约两年。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机会进学堂门。
1951年，爷爷到内蒙包头劳改，前后达七年。年幼的父亲与体弱的奶奶相依为命。父亲十岁出头就开始干农活，人还不及牛身高，就学会了犁田。有一次，在自家田里耕作，犁至田角，力气不够的父亲用肩扛着犁尾，顺利拐过弯去。这场景被来走亲戚的舅公正好看到，他站在路边微笑颌首，心内隐忧稍解。
好不容易盼到爷爷从内蒙回来，一家人团聚不到一年，父亲却又被迫离家，被生产队强派到阳新修水库。
1964年，父亲和母亲结婚，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人。大集体时代，跟千万农村家庭一样，早出晚归，日晒雨淋，也难保一家人填饱肚子。为了这个家，父亲吃了数不尽的苦。有时生产队放了晚工，他还要到东边大山里去砍担柴，再连夜挑到二十多里外的河口镇卖，完了又匆匆赶回生产队上工。
进入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父亲一身庄稼里手的好本领得以发挥。从大路岗到罗家冲，从干冲到罗家潭，家乡的山川田野，到处洒下父亲辛勤的汗水，留下忙碌的足迹，我们家的日子红火起来。 父亲非常重视下一代教育，对四个子女用心培养，付出很多心血。
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兄弟俩到南方工作、成家，两个妹妹先后出嫁，四个子女都有了美满的小家庭。父亲对每个孩子都惦记，每次去深圳都大包小包带家乡特产；回到老家他马上投入耕种，不误农时，菜园里的菜吃不完，就带给住在县城的女儿们。
爷爷过世较早，当时正是家里最拮据的时候。父亲一直都觉得愧对爷爷。父母在、不远游，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父亲常常拿出这些古训，当做不离乡的借口。奶奶生前，父亲母亲在家守着她，侍奉至孝，偶尔来南方小住，必须带着奶奶同行。过完年一开春，父亲雷打不动要返乡，他惦记着该播种了。奶奶九十岁那年最后一次到南方过冬，清明前回老家后就卧床不起。奶奶卧病期间，父亲守在床边端水喂饭。2005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九）13：45分，奶奶离世，享年九十一岁。父亲一手操办了奶奶的葬礼，让奶奶尽享哀荣。父亲还遵照古训，在家守孝一年。 我骤然发现，父亲老矣！
母亲涂青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农历七月十六生于湖北红安涂家湾村。母亲善良忠厚，勤劳节俭。因家庭成分高，也历尽苦辛。1964年，19岁的她嫁到西张家村，成为张家儿媳，接连生下两儿两女。在将近60年的婚姻生活中，作为儿媳，她几十年如一日孝敬公婆，直至婆婆91岁寿终正寝；作为妻子，她温良贤淑，永远把贫寒的家打理得整齐干净；作为母亲，她耐心教导，以身作则，儿女个个成人成才，品行忠诚正直。
母亲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晚年部分丧失自理能力。为了减轻子女压力，父亲担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以前从不做家务的他，在老家包揽一日三餐及所有家务；在深圳，他每周去农批市场买菜，负责给母亲洗澡。 母亲毕生辛劳，晚年在深圳生活的时间更多。老了之后病痛缠身，但一直与病魔不停抗争。2022年10月5日凌晨五时许，母亲在红安县城去世，享年78岁，魂归故里。
父亲热心宗族公益事务。2002年，村里长辈牵头重修位于喻家冲的五房先人墓，父亲大力襄助，他和另一位五房族弟负责筹集经费，为修墓工程顺利完工出力甚多。
父亲是仁慈的，他很少对我们发脾气；父亲是宽厚的，对小事轻易不计较；他也是刚烈的，忍无可忍也会爆发。父亲是一位识字很少的普通农民，他一生的舞台在家乡田野；父亲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07年，父亲母亲曾游览厦门漳州泉州，2011年游香港、珠海、澳门、佛山。
（▲张家干与父亲在莲花山公园小平塑像前）
2021年5月25日，父亲确诊患晚期胃癌。父亲以豁达的心态与病魔抗争。在亲友们的关怀鼓励下，八十岁的老父亲熬过了三年疫情，熬过了抗癌治疗，熬过了中风的打击。抗癌间隙，在我陪同下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重庆、天津、北京。当病痛一再袭来时，他心中挂念的是三位孙辈的高考；当中风造成半身不遂时，他依然坚强乐观、每天锻炼，终于恢复了自理能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能够自理生活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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