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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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科大为“恢复高考”呐喊
许子明、胡建恺、王宝城
图片说明：1977年科大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新生入校。
1977年在“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提出“恢复高考”仍然有很大的阻力。在邓小平批示的科大许子明等九人的来信中提出了办好科技大学的四点建议，其中第三条是“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在当时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政策下，明确而大胆地提出:“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是这封信的一个亮点。
2007年《中华儿女》第六期发表了《197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纪实》（作者邵桂花），文中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其中提到“邓小平阅读了《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9人关于办好科技大的联名信(其中有“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以后，又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
为了了解这个历史过程，特将《197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纪实》全文转载如下：
197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纪实【作者：邵桂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遭到灾难性的摧残。6月13日，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通知推迟半年进行。 谁也没料到， 5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扔进垃圾堆”。从此，全国各高校均停止了招生。几年后，千百万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几届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同时，各大专院校的教师或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者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遭受迫害，全国各大学名存实亡。1972年，在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被废除6年以后，开始实行仅仅凭推荐选拔而不需要经过任何文化考试的高校招生制度。其结果，进入大学的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而且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自从“四人帮”鼓吹“考试交白卷英雄”以后，大中小学的文化考试，或者干脆取消，或者名存实亡。学生们“考不考，都升学”，“学不学，都毕业”。这种反对正常选拔学生标准，反对招生时进行文化考试的做法，对于教育战线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整整被废除了l 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
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看到了教育问题的严重性， 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整顿教育战线。 当年的9月26日，他就严肃地责问：“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对“四人帮”的捣乱破坏，他气愤而不失讽刺幽默：“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打倒“四人帮” 以后， 如何肃清流毒， 解决这个危机呢？1977年，邓小平在正式复出工作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划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这个重要问题了。5月12日上午，他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时指出：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两天后，他在与王震等人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指出：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两个月以后， 他在同长沙工学院(由哈尔滨迁往长沙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主体部分组建)负责人谈话时，披露了两年前自己的一个大胆设想：“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而现在看来这样做还不够，还应当发展。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他还讲：教育部已决定招研究生。要允许个人挑老师、老师挑学生。显然，他已经把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作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了。
众所周知，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制度问题正式提出来，并由邓小平当场“拍板”，是在著名的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议虽然在落实1972年周恩来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指示精神方面有所进展，但是，由于“两个凡是”阴云的笼罩，会议结果仍然突破不了“文革” 时期实行的不合理招生规定。
对此，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既心中有数又不动声色，决心先组织个会议，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工作的真知灼见，把科学和教育工作情况全面了解以后再作决策。7月29日，他听取了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与会人员基本确定以后，就要提出几个问题考虑。他简明扼要地归纳道：“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
做法? 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紧接着，他强调说：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八一建军节这天上午，他又约来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 重点大学应该可以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鉴于座谈会期间有国内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所以，他告诉两人：“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我不能都参加，我主要是提点设想，鼓干劲。”然而，他的“提点设想”一鸣惊人! 他的“鼓干劲”迅速催动着广大知识分子满腔爱党报国为民的激情之火。
8月4日上午，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拉开了帷幕。邓小平讲话开宗明义：“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他认为，就是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因为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他问大家：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随后，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座谈会的座位排成环形。开始时大家都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秘书汇报一下会议情况，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意料，4天的讨论，他只有两次因为重要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不仅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而且还亲自主持，这是很少见的。座谈时他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大家看到他态度如此认真，都认为机会很难得，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就都踊跃发言。当时百废待兴，涉及问题很多。 但在他引导下， 讨论很快就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
紧接着，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触及到了一个当时非常敏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提出了如何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制度的关键问题，他关切地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 这种人成千上万， 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
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
在结束了4日下午的接见活动以后，邓小平继续主持座谈会。8月6日，这是讨论“两个估计”重大问题集中的、也是“拍板” 解决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主要问题的关键一天。对有人谈到学制等问题他表示赞同，说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
这天座谈会上， 高校招生考试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下午讨论重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这上面。这时，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发言，集中讲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 现行招生制度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
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 他建议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做到广大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水平的青年，都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他的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成，与会者一致主张立即恢复高考。看到老教授、老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情绪激动，希望国务院马上下决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邓小平插话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因为这毕竟是涉及面广的一件大事啊! 大家一致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稍一思索，环视了会场之后，迎着大家期盼的目光，语音不高却斩钉截铁：“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邓小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的决断简要明快，一锤定音。当即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群情激奋之际，他提醒道：“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在有人谈到“以学为主”的问题时，邓小平说：
“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一般大学招的学生水平可能低一些，教学内容应有所不同，出的人才普通一些，但也可能出些尖子。”
8月8日，邓小平最后主持座谈会并在结束时讲话，他总结了几天来关于讨论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十七年的估计；关于调动积极性；关于体制、机构；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关于后勤工作。他认为：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他反复强调：“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包括恢复高等院校招生制度内容在内的8月8日讲话，当时就在教育战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自己也很重视这次讲话。8月13日，他就讲话传达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此件请予审阅。如无大错，拟同意发给有关单位，免得随意传达。”9月8日，他审改讲话整理稿清样，并在方毅关于印发讲话的报告上批示：“请方毅、刘西尧同志照修改的印发。”9月10日，讲话由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展开辩论嘛!座谈会期间，他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就看到了参加座谈会的沈其益教授等关于原北京农业大学“文革”期间遭遇两次搬迁，以及对今后办学设想等问题的联名信。他认为信中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遂致信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说明沈其益教授等对此“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后来，他于1978年6月、9月两次阅读聂荣臻关于农业大学搬迁问题的来信，还在信上批示：“我认为比较妥当。”“这很对”。并批送方毅阅后转交农林部处理。11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搬回北京恢复原名称的通知，这个久拖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8月18日，邓小平在家中审阅教育部报送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招生工作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看完报告，邓小平很快就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10天以后，邓小平阅读了摘要刊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许子明等9人关于办好科技大的联名信(其中有“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的建议)以后，又做出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不久，中国科学院对信中所提问题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上报国务院的报告。邓小平及时地将解决上述问题的来信、报告，批送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恢复高考制度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事态发展都顺理成章。因为座谈会刚一结束，教育部就根据邓小平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公室、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高等学校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可想而知，一年中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不仅是教育部门前所未有，而且会期40多天的时间之长也是创纪录的。这主要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并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这自然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举步维艰、徘徊不前也就在所难免。
这时，又是邓小平挺身而出，及时指明工作方向。9月6日，他在教育部的报告上，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写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同时，他在会见外宾时坚定地告诉对方：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9月15日，他阅读了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理科教材会议代表关于重点师范大学面向全国输送合格师资的来信以后，及时做出批示：“退教育部统筹安排。”9月19日，他就恢复高考制度原因、招生政策和标准问题再次“拍板”
。上午，他约见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认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 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 当然，
也不能脱离我国实际情况。他特意强调：高考“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非常重视当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主任蔡啸、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二局局长林丽韫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的报告，赞同他们提出的在招生工作文件中增写“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的建议，明确批示：“应写这一句。请刘西尧同志参酌。”后来，国务院于10月12日批转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 《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就明确地规定：要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此时，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他催促“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革”期间不考试的做法，废除推荐制度，采取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会议结束当天，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
为使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向纵深拓展，邓小平于9月初在对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的批复和数次谈话中，彻底否定了“四人帮”关于建国以来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是排除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工作障碍的关键举措。《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邓小平于9月30日反复审阅后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10月3日，他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国务院关于转发这个意见的文件以后，当即致信华国锋：“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两天后，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讨论上述文件、文章。会后，教育部按照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他审阅后又在刘西尧关于文件修改问题所作说明的信上批示：“我看可以。”退教育部办。”不久，他又审阅了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外国留学生管理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此外，他还约见刘西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等，指出：北京大学一是要批“四人帮”，抓运动；一是搞好招生工作，筹备开学，不能耽误开学。
10月13日，邓小平审阅了人民日报宣传小组起草准备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他认为，今年的招生工作，面临着考生特别多的新情况，时间紧迫，工作繁重，各级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他同意社论提出的今年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意义重大，是“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对于招生工作实行的重大改革他也表示同意：即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这也是必要的。看完社论全文，邓小平比较满意，遂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耿飚、方毅。10月21日，这篇社论公开发表，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重要报道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恢复高等院校考试招生的历史一幕终于尘埃落定。
但是， 邓小平并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一如既往地抓下去。1978年2月底，他审阅了教育部《关于召开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请示报告》。他在听取北京大学情况汇报时认为：与其办新大学，还不如现有大学增收学生来得快。今后，凡是有基础的学校都要增收学生。在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认为：清华大学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两三千。总之，不搞好大学，就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当然，“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也有个结构问题，要研究。”他还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提出派出去的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他提请教育部研究一下，认为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作为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以后首次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者、指导者，邓小平非常重视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注意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提高升学质量，他于1977年12月23日就北京航空学院一副教授来信反映高考数学题过于容易一事作出批示：“我也有所闻。请教育部协同北京市调查一下，如何补救。”对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 他审阅后表示同意。 1978年7月下旬，他批准了教育部就贵州省天然气化肥厂扣压该厂考生准考证一事的处理意见。8月10日，他就《情况反映》(由《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上反映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一事，作出批示：“请教育部过问一下(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 8月13日，他在刘西尧关于天津市拟由地方出资扩大招生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可以让天津办，创点经验。” 9月底，他在阅蒋南翔就扩大招生问题致方毅的信时，注意到了蒋南翔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即：一是要正确解决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注意保证质量，防止因扩大数量而牺牲质量。二是今年招生时就必须预先考虑到明年招生计划如何安排落实，否则，可能陷于被动。在他的关切下，教育部又召开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座谈会，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措施。邓小平不仅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报告》，还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8月底，他审阅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又批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
30年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白驹过隙。从1160万考生中走进大学殿堂的七七、七八级数十万大专院校学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党和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挑选，不会忘记当年为他们奔走呼号的领导和同志，更不会忘记当年扭转了党和国家历史命运、同时也扭转了自己人生方向的世纪伟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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