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我的下迁之路

1970，我的下迁之路

陈江峰

    1969年冬的某一天，北京的玉泉路校园突然热闹起来——召开全校大会， 由刘西尧做报告。 刘当时是科教组组长，文革期间，政府机构都打烂了，中央文革成立了一些“组”管事， 科教组管科学院和教育部， 所以刘是我们的双重领导。他的报告很长，记得最清楚的一点，也就是他报告的要点：苏联的导弹8分钟就可以飞到北京，所以要战备，大学要疏散出去，要离开北京。

    这个报告之后，整个学校都乱套了，也不学习了，也不上班了。我想，既然北京待不住了，该把北京周围以往想去而没有去过的地方都玩一遍。那时候我有一辆永久28寸自行车，于是把自行车一天能往返的地方跑了一遍。最远到了小汤山，好像单程是45公里，多半天骑到那里，洗个温泉澡，然后再骑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半途还到老同学陈道公、李彬贤家歇了歇脚。

    据一位可靠人士告诉我，此后的某天，刘西尧亲自到学校来主持校革委会会议，讨论科大疏散离开北京的事情。会上科大的革委会委员想到江西去办农场， 像清华、 北大一样，但是刘西尧要科大迁出北京。当天中午刘要求革委会起草报告，然后他亲自修改成科大下迁，离开北京。在下午的会议上，刘监督科大革委会委员签字盖章，把报告收进皮包，扬长而去。过后由他批复同意科大下迁。

    接下来，在刘的推动下，学校派出两个小组出去，寻找下迁地点。一组到江西，一组到河南。据参加选点的老师回来说，在江西直接遭到拒绝，说有太多的单位在那里办五七干校，当地已经没有能力再接待新单位了。去河南那个组被指派到了南阳地区的邓县，实地一看，那地方非常荒芜，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不合适。

    隔了一段时间，传言说我们可能要去安徽。据传是李德生找刘西尧商量决定的。

    几天后，当时担任校革委会委员的李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下迁到安徽的安庆， 马上就要派出一个百人先遣队去，你是单身，没有负担，你去参加先遣队吧。于是我就成了先遣队队员。我确实没有拖累，行李很简单，一共三件：一个箱子，里面装的衣服；一卷被褥（这两件是我上大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个肥皂箱，装书。其实，我还有一辆自行车，但是走的那天把车借给一位同学，没有及时收回来。这辆车被扔在了当时食堂的院子里，隔了一年多，居然被别的老师找到，又转到合肥。

    忘了是什么原因，学校给我们指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坐大轮顺长江而下到安庆。武汉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坐公交车很困难，根本挤不上去，车门口挂一串人，在车的后面再挂一串人。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在火车站提取了行李，几经周折，运到轮船码头。但是码头告诉我们，船还没有清空，暂时不能办理行李托运，要我们下午五点前去办。有半天的空余时间，想到东湖的大名曾经灌进过耳朵， 我们决定到东湖去看看。 几位同学一起来到东湖，当时的东湖相当的荒凉， 颇为失望， 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大。因为时间充裕，就绕着东湖转圈。转着转着，觉得不太对头，低头一看，坏了，手表停工了，也不知道是几点，赶快往回走。紧赶慢赶，好像还坐了三轮车，幸好赶到码头时，工作人员还没有下班。

    到了安庆，我们被告知落脚点是位于马山的原安庆市委党校。马山是一个小山包，山顶上竖立着一座三层小楼，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许多玻璃窗是破的，家具很少，只有一地的稻草，那是让我们打地铺的。我们先遣队员的工作就是收拾环境，比方说安玻璃啊，打扫卫生啊，等等。在安电灯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学老师傅的样子，把钉子含在嘴里，抬着头安装，忍不住说了一句话，把钉子吞进了肚子。人们赶快陪着他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说不要紧的，回去吧，多吃点菜就行了，不会有事的。幸运的是，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一两天后，还是那位革委会的李老师找到我，要我测一张地形草图，以便校领导到安庆革委会去要地皮。我手头没有任何工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那时讲究的是“没有困难要上，有困难也要上”。我就找了几个同学，在行李里找出一副三角板，三角板中间有一个半圆凹槽形的量角器。有一位同学有一个像手表一样的指南针，非常粗糙。然后再找到一根绳子， 当做尺子。 就凭这套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工具，运用我大学一年级暑假前周口店普通地质实习时候的基本功， 花了三四天时间， 弄出一幅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地形草图。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安庆市某些地方应该是有地形图的。但是因为初来乍到，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尚未与地方建立联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后来终于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了正式的地形图，居然和我们测的草图基本吻合。不过我相信，我们测的草图没有派上用途。

    看当时的架势， 安庆市根本没有想让我们在马山建大学。那栋三层楼的房子，应该只是一个中转站。科大来一拨人，就在那个地方中转，到指定的农村去插队。于是整个驻地人心浮动，谣言频传。

    当初学校动员下迁疏散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精神，说只要能离开北京，去哪儿都可以。根据我过去在广西栗木锡矿工作的经验，我觉得栗木锡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系革委会接受了我的建议，派王荣杰老师去广西栗木锡矿，和在该矿区开展工作的271地质队联系。果然，271地质队对我们非常欢迎。

    正在此时，王杰老师写信过来说，广西的271地质队欢迎我们去，因为我是建议人，希望我负责。当时我很犹豫。在先遣队里，我资历比较老，和一帮同学一起到了安庆，现在却要扔下他们，一个人跑到广西去，似乎不仗义。但广西是我建议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我不去，这事可能办不成，就要对广西那边食言。考虑到去广西可以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同时在安庆的多数同学认为安庆形势太乱，还是去广西为好，我组织了十位同学一起去广西栗木，有在北京的，有到了安庆的。

    到了271队，对方不满意，说本打算你们来帮忙干活儿的，结果却来了一帮学生，只有一个老师，顶不了用。与学校商议之后，又增加了五、六位老师。

    在广西栗木待了半年，那半年的生活相当丰富，很有故事，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简单来说，我们主要参加地质工作，也参加劳动，因为当时干部都要参加劳动的。大约在四、五月份，学校军训队（南京空军的）派了一位军官来到栗木，要求我们立即回安徽参加运动。地质队强调各种

各样的困难，说在这里也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想放我们走。双方妥协的结果，决定我们6月30日离开广西回安徽。我代表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向军代表提要求，允许我们在回校的路上参观一下韶山，毛主席的家乡。打出这样的旗号，军宣队的同志同意了。总的来说军代表还是很讲理的。

    6月底就要离开广西，却连下倾盆大雨，矿区南边一条小河发了洪水， 把矿区往外的交通全部封死。 真的天意留客？等了好几天，大水退去，我们才离开广西，转道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旧居，于七月初到达马鞍山。当时我们化学系都在马鞍山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顺便说一句，从栗木回来时，行李多了一个樟木箱，还是整板打制的。多年后想，对环境太也不友好了，一株直径数十厘米的大树，数十年都未必能长成。

    半年前从安庆出发离开安徽，半年后回安徽却到了马鞍山，个中原因全部是道听途说。1970年初，安庆传闻中科院要将科大的领导关系转给安徽，科大师生当然不干。又传来消息说，某月某日科学院和科大革委会的代表前来安徽办理“移交”手续，在安庆的师生想到合肥火车站去拦截，向他们陈情要求科学院继续管科大。于是开了几辆已经到达安庆的解放卡，满载师生，浩浩荡荡驶向合肥火车站。大概动静有点大，安徽省革委会得到消息，让火车在合肥站前面的一个小站（很可能是编组站）临时停车，通过列车广播找到科学院和科大的代表，用汽车把他们送到合肥的宾馆。到火车站的师生因此扑了个空。据说安徽省革委会把这件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且是文革中安徽的第二号反革命事件。正因为这一闹，事情到了李德生那里，他觉得把科大安排在安庆的确不合适，于是把已经停办了的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园划给了科大，外加金寨路斜对面的银行干校。科大师生来到安徽后，分别到淮南、马鞍山等地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化学系分在马鞍山。

    据同学们说， 我到达马鞍山的时候， 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他们正等待分配。同学们还告诉我，马鞍山的工人师傅相对来说整人不是非常凶，政策水平较高。

    在马鞍山期间，经常参加劳动，学习已经不多了。我们地球化学专业分在修建部，哪里有修建任务，我们就到哪里去劳动。记得到过二钢厂，平炉大修，场面非常宏大，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混乱。因为炉前都是高级别的师傅，稍外围一点是正式工， 我们远远的干一些搬运材料之类的边角活儿，也没有人管。那天我正发高烧，只好躲在一个角落里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起来继续干。温度实在太高，整个车间就像一个巨大的烤箱。盐汽水敞开供应，这是唯一的降温措施。

    此外，还干过别的活，如造房子（平房）、砌砖等等。劳动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总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师傅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工地转悠。后来别的工人师傅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五级以上的高级工，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的绝活儿要用在关键的地方。比方说，高炉顶是一个半球体，每块耐火砖之间的缝隙不能小于零点几个毫米，每上一块砖，后面跟着一个技术员，用非常薄的钢尺去量，测试缝隙是不是符合标准。这种活只有几个师傅才干得了，平时的小事，或者说一般的粗活儿，他们是不干的。

    不久同学们被分配走了。分配工作全部由工军宣队管。送走同学，我们继续边学习边劳动的生活，似乎更松散了一些。

    8月1日建军节到了，马钢组织畅游长江。从上游也就是马鞍山西南方的采石矶下水，越过主航道，到对面的江心洲折回，在马鞍山的码头上岸，全程好像十公里左右。我有幸参加了这项活动。我当年体力充沛，前半段从采石矶到江心洲，没有什么问题。刚折回不远，遇到两条大船，他们的尾浪叠加在一起，我有点不适应，在救生船上休息了几分钟，等大船过去，再下水游回马鞍山。因为越过了主航道，我总是吹嘘自己是横渡过长江的人。生平唯一，终身难忘，后半生一有机会就情不自禁地显摆一回。

    九月初接到通知，要我们到合肥。到了合肥师范学院老校园，门口的金寨路其实就是一条公路，中间是柏油路，两边都是泥巴，算是人行道。1路公交车已经开通，成了我们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 老校门向北歪对着金寨路。校门东侧，包括现在教五楼、地空学院和核物理的楼以及管理学院那一带，是一个村子，房屋拥挤，道路泥泞不堪。八十年代，那里有了湘皖酒家，令许多届的科大同学难以忘怀。南边到现在物理楼以北，有围墙围着，南面是大片稻田，东南有若干巨大鱼塘，常有水鸟出没。

    从学校正门进来是中轴线，过了东西两侧的眼睛湖，现在的教一楼就是当年的主楼。现在郭沫若广场的东、西两片草地，是两个池塘。图书馆是合肥师院的老建筑。水上厅的位置没有建筑物，只有水池，是合肥师院的游泳池，我们下去游过泳。几次过后，凡下水者全都染上了皮肤病，奇痒无比。那时有医生过来了，但是没有什么药物。皮肤科医生建议我们煮乌桕树叶洗，疗效居然很好。艺术楼是合肥师院的老建筑，在现在孺子牛的南面有一排平房，后来做了校卫生所。西南侧是学生宿舍楼，东边现在家属区的位置就是当年的家属区。东南边是食堂，食堂南侧现科大超市的位置也有一个小池塘。校园里只有现在的天使路是水泥的，其他的基本都是泥巴路。

    我们到学校以后，先住图书馆二层东侧。后来搬到教一楼四层，我们地化专业男教师住在正中间的大教室，现在这里成了门厅。那年冬天发生一次“事故”。化学系另一专业的男老师住在我们东侧的教室。一天清早，东侧教室传来巨大噪音，过去一打听，才知道所有人的衣服，包括棉衣毛衣，被“梁上君子”席卷一空。大家损失惨重，狼狈不堪。据说这种偷窃方式在合肥并不少见。而令人不解的是，小偷不光顾逃跑最容易的正对楼梯的教室（我们的宿舍），而去偷稍远一点的教室。原来我们房里一位蒋老师说梦话，他的梦话从睡下开始，到苏醒基本不间断，不但说，还唱。平时本是极大的干扰，特殊情况下成了一种保护措施，让小偷忌惮有人没有睡着，不敢下手。    那段时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卸货，经常要去卸从北京玉泉路校园运来的物资。在南七里站往南一点，有一条铁路的专用线，还有一个小小车站。北京发过来的闷罐车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肩挑人抬，往校园拉。记得搬运工具缺乏，连板车都很少，非常吃力。北京玉泉路校园里面大大小小的东西，就这样搬了过来。大如核物理系防护用的水泥墩，横截面大约有一平方米，高度有七八十公分，每块一、两吨，上百块堆在校园道路两旁。小到日光灯，齐根剪了，连电线带灯架灯管往合肥搬。据说总共搬了400多车皮，高峰是1970年上半年，我们来合肥已经到了尾声。我们地化专业的实验设备放在图书馆东侧三楼。图书馆的北面，大概在现在旗杆的位置，搭了一长溜棚子，存放木质家具、课桌椅、书柜等。不记得是1970年还是1971年或更晚一些，那个棚子起了一场大火，所有家具全部烧成了灰烬。

    1970年末或者1971年初，组织了一次拉练。全体在合肥的老师从合肥出发，向北经过电厂，到长丰，到淮南，然后折向南，经过瓦埠湖回合肥，前后一周，对许多老师来说真是一次考验。 我年轻时经常长跑， 野外工作也经常长途步行，又正值年轻力壮，没有觉得特别困难。

    在淮南的时候，我们在蔡家岗下井劳动一天。因为专业的原因，我以前常在金属矿山下井工作，自以为颇有经验。结果到了煤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煤矿的规模比我到过的那些金属矿大得多。很多岔路，很多层，跟着师傅爬来爬去，到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到了工作面，师傅把我们丢下就走了，每个人相距数十米百来米，连灯光都看不见。一个人在传送带旁边，把已经开凿下来的煤块用铲子送到传送带上，不知道是怎么记录劳动成果的，也没有时间概念。最后终于等到那位工人师傅把我们一个一个领出去，回到主巷道。灯光底下觉得很好笑，所有的人满脸都涂满了煤粉，真的是除了牙齿全是黑的。我当时留意了矿区的黑板报，那时的劳动效率是每人每天半吨或者一吨，细节记不得了。后来看到国外的资料，相比之下，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

    拉练途中某天晚上，突然召开全体大会，由工宣队李队长主持。安徽省要成立党委会了，要科大推荐一位省党委委员，条件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已经恢复组织生活、女性、知识分子等等。李队长代表工军宣队推荐我们化学院的一位女老师。他的本意就是让大家鼓掌通过，没想到有个愣头青跳起来，说这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逍遥派，不能说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个不识好歹的愣头青就是我。最终还是鼓掌通过，走走过场罢了。但是所有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居然敢公然顶撞工宣队队长，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我后来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个逍遥派未必是错，不过那是后话了。

    第二天继续拉练，我走在地化队伍最后。我前面是一位身材比较小的女老师，年龄较大，身体也比较弱，我就把她的行李拿过来，背了起来。走着走着，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双方都吃了一惊，“啊”了一声。来人就是李队长。他说你怎么背了两个背包，我解释说前面的老师身体比较弱。他说要不要我来背啊。我说不用了，我还行，经得住。到了道路比较宽的地方，相视一笑，他就超我过去了。想到头天晚上公开顶撞了他，多少还是有一点后怕，怕他报复。后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报复我，也许当时那一笑泯恩仇。军工宣队后来对我还是不错的。

    随着1971年的到来，我的下迁之路就走完了。我们地球化学专业开始了在铜陵的科研，学校开建化学楼，科大的二次创业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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