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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气的胶卷——唯一幸存的照片

(2021-11-10 15:25:38) 下一个

第122期|沈涛 822

不争气的胶卷——唯一幸存的照片

沈涛 822

岁月如梭，来去无痕，扳手一算从科大毕业已经三十三年了。最近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读到微信公众号《科大瞬间》上科大校友写的几篇回忆文章，勾起我对校园往事的点滴回忆，有一种想写出来与朋友分享的冲动。

沉重的哈密瓜

那是大学第一年暑假结束，我跟几位科大新疆同乡一起乘火车返回合肥。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合肥没有直达车，中途要在蚌埠站转车，事情就发生在蚌埠火车站。

为了让同寝室的同学尝到新疆特产，那趟旅行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几个哈密瓜。哈密瓜实沉，造成我们当中有的人行李超重（当时乘火车有每个人二十公斤的行李限量）。乌鲁木齐火车站好像有人有熟人，上车时我们没遇到任何麻烦。上车后大家行李分散放，躲过了几次车上的超重巡查。原来我们计划一路上以瓜代饭，多消灭几个哈密瓜，解决行李超重问题。可是哥几个一上车，就投入了没日没夜的拱猪大战中，影响了吃瓜的速度。到蚌埠站换车时，我们几个因为行李太重，走在了队伍的后面，引起了车站工作人员的注意。我们被拦下，行李被一件一件过秤，最后开出一张五十多元的超重罚单，我们顿时傻眼了。那是八十年代初，一个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也就十多元，罚款比一张火车票还贵（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合肥一张学生硬座票价是三十八元四角），最让人懊恼的是巨额罚款是因为搬运了几个不值钱的哈密瓜。

我们先跟工作人员求情：穷学生远道求学不容易，对铁路上的规定不了解，又是初犯，能不能教育为主，罚款意思一下就行了？不行！我们又退一步：哈密瓜我们不要了，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罚款能不能就免了？还是不行！工作人员看我们还想软磨硬泡下去，态度变得蛮横起来：少说废话，再不掏钱就扣人（也不知道他们凭什么）。眼看要转的去合肥的车进站了，我们只好认倒霉，每人掏出一张十元大团结，付罚款走人。

那次返校我带的哈密瓜最多，有人只是因为选择同行才被卷入其中，事发当时及事后没有任何人对罚款平摊的合理性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让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非常对不起同乡。换个角度来看，我也为自己交到了真正的朋友而感到庆幸。

当年一起乘车的几个科大同乡在西安合影，前排右一是作者，身后是大雁塔

不争气的胶卷

1982年我从新疆乌鲁木齐实验中学毕业，我们中学连续好几年每年都只有一位毕业生考取中科大，而且都是学校的理科高考状元。1984年实验中学破天荒地迎来大丰收，有九位同学考上了中科大。作为先期入学的学长，我琢磨着要为新来的学弟学妹们做件有意义而又力所能及的事。

那时候刚入大学的新生都喜欢在学校大门口或标志性建筑前拍照，寄给自己的父母、亲友、老师、同学，为自己人生旅程的新起点留下纪念。我当时脑子灵光一现：可以去租个照相机，为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拍纪念照。说干就干，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起了个大早，乘公交车去合肥市中心的逍遥津公园，租了个海鸥120相机，又去照相器材商店买了卷简装的（没暗盒）120黑白胶卷（当时彩照还很稀有）。之前我从来没有摆弄过照相机（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那份自信），就去找了化学系一个会玩相机的同乡。同乡钻到被子里帮我把胶卷装入暗盒，还教了我海鸥相机的基本使用方法。末了他特别关照胶卷拍完了不能马上取出，要先把胶卷倒回另一端的暗盒，才能打开相机后盖，取出胶卷，送照相馆冲印。我当时急着想去拍照，听得有点心不在焉。

有了相机、胶卷和使用方法，我马不停蹄地找来了新入学的几位学弟学妹，还拉了两位也是实验中学毕业的学长作陪。一帮人在科大不大的校园里说笑嬉闹，摆首弄姿，我用手中的海鸥120记下了每个人的青春倩影。拍摄过程相当顺利，不到半天，整卷胶卷就拍完了，我还用刚从同乡那儿学来的秘籍，比正常张数多拍出一张来。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我头脑一热，动作娴熟地打开相机后盖，整个胶卷瞬间曝光，所有人的表情、我的所有辛苦、所有人的愿望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也让我在学弟学妹面前精心打造的爱心学长人设轰然崩塌。

悲剧发生后我还不死心，拿着相机和曝光的胶卷又去找那位同乡，盼望他还能有办法补救。同乡帮我把胶卷倒回暗盒，表示他也无能为力。我还是不死心，又把胶卷拿到照相馆，说明了情况，拜托他们无论如何尽全力抢救，这样才有了下面这张唯一幸存的合影照。

新疆乌鲁木齐实验中学科大校友合照，前排右2是作者，背景是老图书馆和孺子牛雕像

倔强的孺子牛

科大东区校园老图书馆的东南角曾经立有一尊石雕（现在被移到了老图书馆北面的草坪上），水泥基座上两头低首蹬足的壮牛合力顶起一个圆球。听老校友说石雕最早起名扭转乾坤，当时有校领导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张扬，与科大朴实沉稳的校风不符，遂改名为孺子牛。这尊石雕是78级全体同学献给母校的毕业礼物，大概在我读大二还是大三那年完成。

那也是我在科大过得最痛苦的一段日子，课程越来越难，可能是因为没掌握好的学习方法，有科目考试亮起了红灯，自信心跌到了谷底。我性格偏内向，朋友不多，碰到困难不知如何寻求帮助，心里倍感煎熬。合肥夏天闷热潮湿蚊子多，北方长大的我一直不能适应，夜里常常失眠，白天无法集中精力听课。在那个灰暗的当下，我迫切需要做件事，哪怕是一件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重拾前行的信心和勇气。孺子牛的出现让我看到了机会。

我从小就喜欢抄抄写写，摆弄文字。小学初中时还给校广播站和新疆少儿广播电台投过稿，偶有斩获，文笔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一天在图书馆上晚自习，我以孺子牛雕像为主题写了一篇议论文，看好周围没人，悄悄把稿子投入了图书馆一楼的校报征文箱，然后就一天天焦急地等待结果。

苍天有眼，那篇文章很快就被校报发表了，我还得了4块钱稿费。那几天走在路上，偶尔会有认识我的人跟我揶揄玩笑几句。我表面上装作不在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能是感觉不过瘾，过了几天我又炮制了第二篇稿子投出去（内容忘了），不久又被校报发表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让迷惘中的我看到了希望，做事想问题态度更积极了，成绩也慢慢有了起色。我要感谢孺子牛默默在我跌倒之时拉了我一把，帮我重新站立起来。

很多年后我在科大校友群里偶然读到校友“剑鸣韩山”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就是《扭转乾坤》，讲的是科大孺子牛雕像的来世今生，文章中还提到三十多年前我写给校报的那篇拙文，让我欣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当年科大老图书馆东南角的孺子牛雕像

北京的失约

大四那年的暑假，我们物理系半导体专业去北京实习两周。所谓实习，其实就是参观中科院在北京的几家院所。带队的老师是北京人，实习之余给了我们很多自由活动时间，她自己回家去了。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很想到处玩玩，实习一结束就联系上了中学同学张翠松，她那时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书，约好了星期天她带我去爬八达岭长城。去八达岭要大清早去乘火车，她建议我星期六就去她学校，在男生宿舍借住一夜，星期天好一同行动，我满口答应了。

星期六吃过早饭，我从玉泉路科大研究生院的住处出发，直奔中医学院。按照张翠松给的线路图，我先乘地铁到天安门站，然后转乘公交车。刚走出地铁站，就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中间站着两个学生摸样的女老外。开始我以为是英语爱好者在跟来北京旅游的老外练习口语，就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俩老外遇到了困难，正在向路人求助。

这俩人是大学生，来自意大利，利用暑假到亚洲背包旅行。下一站要去泰国，那天早上她们计划去泰国大使馆申请签证。下车后俩人才发现身上带的证件照都用完了，于是便向路人打听，附近哪里有拍证件照的，而且要能当天取照的。被问到的路人要么听不懂她们的话，要么不知道哪儿有照相馆，老外显得很着急。我忽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练口语的机会，自己又不赶时间，就自告奋勇带她们去找拍照的地方，俩老外听了很高兴。

我向人群中的本地人问了长安街上仅有的几家照相馆的位置，然后带着她们一家家去问。出乎我的意料，一圈问下来，没有一家照相馆能提供当天取照服务，最快也要两天时间。任凭我好话说了一箩筐，甚至把为老外拍照上升到事关国家形象的高度，人家还是不为所动，还讥讽我多管闲事。我们三人顶着烈日在长安街上来回走了不少路，费了不少口舌，照片还是没有拍成。俩老外垂头丧气地坐在路边树荫下休息，我猜她们可能心里在怪我，没本事，还来逞能帮忙。

就在我打算急流勇退的时候，忽然瞅见对面路上走过几个年青人，每人手上拿着一张色彩未干的像片。拍立得！我顿觉眼前一亮，两个老外也同时捕捉到了那道闪电，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在那几个游客的指引下我们又杀回到天安门广场，老外很快就拿到了满意的相片，我也总算卸下了身上的包袱。

辞别老外，已经是下午2、3点钟，早过了和张翠松约定的见面时间，又没有办法马上通知她。肚子也早已饥肠辘辘，就在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然后乘地铁打道回府。想着回到宿舍后先给张翠松打电话，解释一下白天发生的事，重新约个时间游长城。可刚回到宿舍，就被几个同学拉着坐下打牌，打电话的事被忘到了脑后。

大概晚上8、9点钟，我跟几个同学正在宿舍赤膊打拱猪，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张翠松和她的一个同学。原来她整个白天在学校里左等右等不见我的踪影，也没接到电话，担心我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别出点什么事。就拉了一个同学，连猜带问地一路找了过来。我当时既感动，又惭愧，也不记得对她说了什么。当晚我跟张翠松去了中医学院，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爬了长城。

1986年夏天我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

诗意的结尾

大三那年我在同寝室陈东那里读到一本书，书名是《硅谷之火》，讲的是美国加州硅谷地区半导体、计算机公司风起云涌的创业故事。这本书对我触动很大，大四分专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半导体专业，选择了陈金松教授领导的微电子室做本科毕业设计，大学毕业前我又报考了陈老师的研究生。可惜那年陈老师招生人数有限（应该说自己考得不够好），当时二系的系主任方容川教授又帮助我调剂到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陈老师特意为我安排了帮实验室采购材料的出差机会，让我去上海冶金所参加了研究生面试。就这样，1987年秋我成为冶金所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两年后又在冶金所转读博士。1995年年初我来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夏天我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加州硅谷，从此在这里安家立业，摸爬滚打，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