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七日是庚午蛇年的大年初一，也是我来到澳洲迎来的第一个春节。清晨，几缕阳光从窗户的一角爬了进来，好像是专来给我们拜大年似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起得很早。吃过了早餐，李祁先来到我们这里，他住在我们临近的一条街上，今天我们相约一起去市内观光游玩。
小时候过年，我总爱穿新衣服，长大成人之后，这种习俗已不再坚持，但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出门前，我把箱子里的衣服都翻了个遍，看看自己穿哪套衣服较为合适，一番比较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穿较为宽松休闲的衣服，上身一件鹅黄色的布衬衣，配上一条灰色的卡其西裤，脚登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其实房间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这般的郑重其事，其他室友也是如此，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是在穿衣镜前顾盼生姿，磨蹭良久。所以等她们一起出门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需要足够多的耐心。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換旧符。＂，大年初一，我们这里没有新旧桃符的门神可以换，唯有脱掉平日里这身上学打工穿的旧衣服，换上一套新衣服，以一番新的面貌示人，同样可以达到除旧布新的效果。我们这些在艰难困苦中奔波生活的人，好像很看重这所谓的＂新面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样的信条。好的开始固然很重要，到底能不能与成功划等号，我不敢说。
屋外阳光明媚，气温和暖。我看了一下手表，欣慰的觉得出门的时间总算并不太晚。我们坐上一列驶往市中心的火车。列车飞快地奔驰着，隆隆声不绝于耳，窗外是飞掠而过的美丽景致，可惜却吸引不了我们的目光，大家似乎对彼此的衣着打扮更感兴趣。
李祁先是打趣地说：＂今天我们才算是真正有了点‘人样’。＂
孙小玲点头称是，说道：＂总算可以扬眉吐气出彩一回了，出国前，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体体面面的生活，从没有邋里邋遢的样子示过人。来了这里一个月，人好像被脱去了一层皮（爱面子），现在衣着寒酸的去见人，也不觉得是件羞愧丢人的事情。＂孙小玲说话总是快人快语，一针见血，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还是多拍几张照片寄回家，让他们鉴别一下我们这身衣服到底是‘土’还是‘洋’＂，我在一旁插话道，其实我是渴望多照些相片，才说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
张惠萍看了一眼大家，说：＂今天大家的穿着打扮才像个真正的上海人。＂
＂难道我们不打扮就不是个上海人了？＂孙小玲急忙争辨道
李祁插话道：＂此话没错。＂然后指着张惠萍说：＂今天唐人街人潮涌动，你帮我们鉴别一下哪些人是上海人，哪些又不是。＂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穿什么样的衣服才像个上海人？似乎没什么固定的标准，＂像＂与＂不像＂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特质上，而且这种特有的＂味道＂只有上海人才能心领神会。我们从新年的穿衣打扮，说到我们上海人的生活，再说到上海人是怎样过年……大家对盘桓在美好记忆中的上海总是那么的津津乐道。
到了中央火车站，我们先去了悉尼唐人街。大年初一的唐人街热闹非凡，一条近百米的南北街道，挤满了喜气洋洋过节的民众，街道二旁的店铺门前到处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一家餐厅的门口围着很多人，锣鼓喧天，欢呼雀跃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人们正兴致勃勃地围观舞龙和舞狮表演，我们也兴奋的挤进了人群，这样热闹喜庆的表演我们在上海可从未见过。我们几个人像孩子似的一路尾随着看表演，沉浸在欢天喜地的快乐之中。
出了唐人街，我们又去一趟麦当劳餐厅，吃了一顿别样的新年＂大餐＂，其实寒酸得我还是点了一份炸薯条。然后我们又去了环型码头、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这些热门景点都是留学生喜欢游玩的地方。虽然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但那里的一切还是如平常那样，丝毫没有春节的氛围，这个节日对我们中国人有特别的意义，对西人来说未必如此，他们还是同往常一样衣着随便，神情自在，悠闲自得地享受灿烂的阳光，夏日的海风，还有民安物阜，祥和平安的生活。哪像我们个个衣冠整齐，一脸喜上眉梢的神情，还前呼后拥地大声说话，拍照留影，活脱脱像个异邦来的游客。
年初二是个星期天，房东Peter请了一天的假，这样我们房间里的室友们可以非常难得的凑在一起。前几天Peter把他春节聚餐的想法告诉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一致表示赞同。初二的中午，我们这里要举行一个大聚餐，每个人都得准备一个菜，再拿出十块澳元作为购买熟食和啤酒的资金，还可以邀请自己的好友一同加入。节前我曾致电给陆元昌，邀他过来与我们一起共度佳节，但他有工要做，不克前来。参加聚餐的有我们房间所有的人，另加我们的＂编外＂室友，共计十多个人，大家聚在一起非常热闹，推杯换盏，喜气洋洋，来到澳洲，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喜庆的聚会。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话题大多集中在从前上海过年的一些奇闻趣事上，还有负笈留学，远离故土的辛酸经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除了聊不完的话题，准备的菜肴也非常丰富，而且还特别的好吃，尤其是港式烤鸭、叉烧、脆皮烧肉、澳洲啤酒，都是我从未吃过的东西。这么愉快的春节聚餐，至今想起还令人难以忘怀。
过完了春节，我来澳洲已有整整一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接到妻寄来的四封家信，信中有思念，有回忆，有嘱托，也有些埋怨的话。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妻写道：＂出国前几天，你是那么的意气奋发，整天忙着在外面应酬，有道不完的别，又有赴不完的宴席，你对别人总是有求必应，唯独忽略了我的存在，我多么希望你能匀出点时间来陪陪我和女儿，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好。但你无动于衷，看到你快乐的忙进忙出，我只能暗自落泪，把这些小小的愿望统统藏在心里。今天我讲给你听这些，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我当时忧伤的感受。＂
妻的来信像一根钢针刺痛了我的心，信中提及的一幕幕情景，重复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浮现，多么孤单的背影，多么熟悉的眼泪，多么刺耳的幽怨，妻的来信触碰到我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在我小的时候，也常常看到外婆背对着我们，一个人暗自流泪，当我懂事之后，每当我看到外婆忧伤的脸上挂着泪珠，我会用自己的小手帮外婆擦试着眼泪，还不停的摇撼外婆，说：＂外婆不要哭。＂其实我自己也是噙着泪来安慰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不明白外婆为什么老是偷偷的垂泪，直到长大成人才真正明白其中的真相。外公是国民党军政要员，一九四九年，他先去了台湾，本来外婆一同前往，但亲情难以割舍，大舅久病不愈（肺结核病），行动不便，住在上海江湾澄衷疗养院，他当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图书馆上校副馆长。那时妈妈还小，她和三姨妈、小舅、小姨都还在上海念书，这么大一家人要搬去台湾谈何容易。外婆这一观望拖延竟变成了与外公的天人永隔。一九六三年外公在台湾去世，安葬在台北的阳明山国家烈士公墓。外婆那时才50多岁。我们全家人没有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给外婆，都想让她老人家能够带着那份期待，那份眷恋走完崎岖的人生路。谁能忍心在她魂牵梦绕40多年的等待中，硬生生的去戳破她用美梦编织成的幻想，虽然这种梦想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家庭是她们那个动荡年代女人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是她们一曲曲的人生悲歌。所以我从小就怕见到女人垂泪的样子，尤其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如今看到妻难过落泪的样子，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天天都盼望着妻的来信，即使来信中有再多的怨言我也愿意读。每天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问室友：＂今天有没有我的来信？＂有妻的来信，我会觉得很开心，反之则会闷闷不乐，做什么事都兴致索然，妻的来信成了我日常最大的盼望。周末，邮差们休息，也断了盼望来信的念想，但我还是能找到一些舒解情感的方法，一个人呆坐在阳台上，写信，回忆，沉思，读书。还不时的重温过去妻和好友们的来信，喜欢聆听童安格的《大约在冬季》那首歌，不知怎的，每次听他那富有情感的歌声，总能让我情不自胜，泪流满面。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
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虽然迎著风虽然下著雨
我在风雨之中念著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
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我们会不会重逢在漫天飞雪的冬季？我一直在心里自问，但却无言自答，因为从走出国门的那一刻，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妻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妻是个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心灵手巧，善良大度，勤俭持家，在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她的天，女儿是她的地，在＂天＂与＂地＂之间唯独没有她自己。她的为人处世不同于新时代的女性，倒更像是早于她半个世纪出生的传统女性。她好静，在静中透着闲雅温柔的魅力。她不爱交际，交际也仅限与同性之间的来往。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却透露出对时尚的追求。她以诚待人，对人对事从不说三道四，飞短流长。结婚之后，她买菜，做饭，洗衣，清洁，里里外外样样做的尽善尽美，女儿体弱多病，她便请长假细心照料，相对于职场，她更乐于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小家庭。我拿到签证之后，她更是忙上忙下的为我置办出国的服装和生活用品，淮海西路、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华亭路服装市场……不知消磨了她多少宝贵的时光，连我出国的行李打包和着装要求她都细细过问，决不马虎。
最近妻的烦心事又多出了一桩，上几次我写给她的信里，曾大闹起情绪，吵着想要早点回国。妻知道我的性格软弱，遇事总是先打退堂鼓，缘故是我从小就吃不起苦，少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所以她马上写来了一封长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我断了此等荒唐的念头。她在信中说道：＂你现在不在我身畔，但你的爱没有一刻离开过我。其实我对你的情感也是如此，’夜阑人静月光明，倚窗望月遥相思。’如果你让我失望，做了一个不战而退的‘逃兵’（回国），那么我们共同的志向就会出现裂痕，长此以往，很有可能走入‘志趣各异情不投，朝夕相处意难合。’的死胡同。＂妻的话虽严厉，但出发点是为了慰励我，鞭策我，要我迎难而上，她坚信这道难关别人能过，我一定也能闯过去。
出国前，我与妻有个约定，我每个星期写一封家信，每二个星期打一次国际长途电话回家。书写家信的压力相对比较小，国际长途电话就不太一样，悉尼和上海的通话费率是2.10澳元/分钟，通话时间的长短不大好拿捏，电话讲的太短，有点意犹未尽，隔靴搔痒的感觉。讲的太多，电话费贵的吓人，一通电话的费用甚至等同于我一周的生活费，以我目前的状况，这样的开支有点高的离谱，但又不能忍着不打，我宁愿生活上节衣缩食，也不愿忍受思念所带来的心灵煎熬。
二月十四日是西方情人节，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手捧鲜花的男子匆忙赶路的样子，心里好生羡慕。我不住的问自己，我有什么样的礼物送给远方的妻子呢？还是破个例，回去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回家（前几天刚打过），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妻应该会体谅我的心情。然而事不凑巧，妻竟然不在家里。她去了张惠萍在上海虹口安庆东路的家，因为张惠萍的一个同学蒋惠玲月底前要来这里读书，所以我请她帮我带个饭盒，妻正是为这事去了张家，她买了一个崭新的不锈钢饭盒，饭盒里还塞了一封信和一包腊肉香肠，当然香肠在入悉尼海关的时给没收了，还好并未有进一步的罚款。虽然丢了一包香肠，但我心里还是很感激妻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为了我，细心周到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