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二十分，一架中国民航A310客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机舱内坐满了乘客，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龄相仿的人，一张张青涩羞怯的脸表情凝重，一副大考前忐忑不安的神情。我坐在靠近窗舷的位子上，眉头紧锁地凝视窗外。飞机离开地面后快速地向上爬升，散乱的云雾从身旁飞快地掠过。我回望了一下身后的满天白云，心里默默地想，要是自己的忧心和不安能像窗外蔽日的云翳一样可以抛在身后，那该有多好。我此刻的处境就如同飞机在云雾里穿行，眼前一片迷茫，飞往的国度是梦想的他乡，还是伤心的异乡？一切都不那么确定。
这一年对许多人来说注定是个人命运转折的年份，六月刚过，我便下定决心出国求学，而最方便快捷又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自然是澳洲。出国留学首先碰到的是筹集一笔昂贵的学费，自己成家没几年，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哪来那么一大笔留学资金？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向父母亲求助。支付完学费，递交了申请，就进入漫长的签证等待。从六月开始，澳洲驻中国领事馆就暂停了一切业务，但留学申请却像雪片似的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涌向澳洲大使馆，没几个月，大使馆已经积压了几万份留学申请，我的那份申请也在其中。十月，澳洲大使馆恢复办公，留学签证的审理速度自然加快提速，到了十二月中旬，我顺利地拿到赴澳留学签证。由于大使馆短期内一下子发放了许多签证。为了能赶上学校的开学日期，大家争相购买飞往澳洲的飞机票，机票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有些时段的机票竟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从拿到签证的那一刻开始，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将要放弃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东西，诸如稳定的工作，优裕的生活，温暖的家庭，如鱼得水的社会关系，顺风顺水的人生……从呱呱堕地到大学毕业，在父母亲的庇荫下，一路走的顺顺利利，没有离开过上海，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受过多少挫折，生活犹如高山流水，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从容随性，到了而立之年，人生更是步入佳境。然而，这一年我又不得不选择出国，一则为了心灵对自由的向往，另外也是为孩子谋划一个更美好的前程。所以，在我面前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不会退缩，我想如果人的一生终将有一条上坡的路要走，那么早走总要比晚走来的更有意义，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条上坡的崎岖之路会让你望而却步，力不从心。
坐上这家班机前的几个小时，一清早家里人叫了一辆面包车为我送行，到了虹桥机场，只见出境大厅大门前被黑压压人群堵的严严实实。不多时，出境大厅开门放客，一时间人声鼎沸，秩序大乱，只见人们拿着行李争先恐后的往里面冲，小孩的哭声，女人的叫声、粗鲁的叫骂声不绝于耳，忽然传来一声巨响，只见一块硕大的大厅门玻璃被人潮挤得粉碎，看得人胆战心惊，这样的场景哪像是斯斯文文出囯求学，活脱脱变成一场大难临头的逃难。经历这么疯狂的一幕，即使我此刻坐在舒适的飞机上，心绪也难以平复。
飞机平稳的朝南飞行，但我的思绪却没有方向的胡乱飞扬。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飞机顺利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我下了飞机，赶忙搭乘机场旅客捷运来到离港大厅。到了之后，我先忙着脱去几件厚重的外衣，顺便把衣服口袋里塞满的牙膏、肥皂之类的小东西拿出来，再把这些东西胡乱塞进一只空的背包里。收拾停当后，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接着我再去办理转机和行李托运手续，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这才发觉自己的肚子早已空空如也。看看机场内的餐厅、酒吧到处食客盈门，高朋满座，悠闲用餐的客人个个红光满面，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再回想自己的处境，摸摸自己兜里仅有的300美元，实在不舍得在此＂大手大脚＂的花钱。我在心里不住地叮嘱自己能忍则忍，因为在我面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手中多一个铜板，今后的生活便少一份妥协，钱是我最后的避难所。所以尽管自己肚子不时有一浪高过一浪＂要吃饭＂的抗议呼声，我也不为所动。说来真的很讽刺，昨天我还把一个铜板当作一粒沙子来看待，现在一个铜板却变成一张大饼那么的大，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连自己都暗暗吃惊。虽然我坐在宽畅的候机大厅显得无所事事，但一种屈辱感像一团乌云久久盘桓在心头挥之不去，平生第一次尝到了什么是饥肠辘辘，什么叫自惭形秽的感觉。就这样我在香港机场忍饥挨饿的度过了十二个小时，晩上十点四十五分，我所乘坐的飞机才飞离香港前往澳洲墨尓本，结束了我一生中最令人难堪的等待。
班机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下了飞机之后，我马上赶去办理转机到悉尼的手续。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我的眼帘，原来这个人是我单位的同事陆元昌，他乡遇故知的一幕，让我不由得欣喜若狂，总算遇到一个熟悉可靠的旅伴，一路上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许多。陆元昌比我小几岁，他任职于我单位＂对外引进办公室＂，虽然我们不在一个楼面办公，工作上也没有多少交集，但我们俩也算是莫逆于心难得投缘的同事，上班时几乎天天见面，聊天，吃饭，还一起办理赴澳洲留学。他看到我也很高兴，我们兴奋地攀谈，逛免税商场，还拍了几张相片作为留念。从他口中得知，我们到达悉尼后，他的大学同学杨峰开车来接他，我心里不由的感叹，有人来接机真好！同时心里不断地盘算着最好也能顺路送我去我的落脚处，最不济的也应该帮我叫一辆出租车。虽然自己有此等念头，但碍于情面不好当着他的面提这样的要求，如果万一被他婉拒，岂不更加的丢人。就这样，我开始转弯抹角地聊接机的话题，但他一直闪烁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几个回合下来，我看他那副难言的样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时我脸上依然保持愉悦的笑容，心中却有点隐隐不快，不过转念一想，今天自己如果开始学着乞求于人，那还奢谈什么出国奋斗。另外大家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他也得靠朋友们帮忙，哪有再顺带捎上我的道理，人总是先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才会进一步考虑去帮助他人，这是普遍的人性，没有对错之分，更不是什么品格上的瑕疵。经过一番审己度人，纠结不安的心也就释怀许多。抵达悉尼国际机场之后，我们一起出关，大家彼此互留地址，相约再见。分手之后，他便快快的消失在拥挤的人潮中。
我推着一大堆行李走出海关大厅，举目四望，眼前全是陌生的，眼花缭乱的店铺广告，肤色各异的人群，听不懂的广播，甚至连方向都辨别不清。再环顾一下自己左右，有的旅客驾轻就熟的快步离开，有的同前来接机的朋友热情寒暄，有的则翘首以待的等待着来人。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东张西望地寻找大厅的出口，除了举目无亲的惶恐之外，又增添了几分紧张和不安。自己唯一认识的人自顾自的绝尘而去，我还能指望什么其他人来鼎力相助，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顺着人流走出机场大厅，陡见日丽中天，阳光灿烂，心里不由自主的涌现一丝希望，或许事情并没有自己所担心的那么糟。我登上了一辆出租车，把写有地址的字条递给了年轻司机，出租司机二话不说载着我飞快的驰离了机场。12月的悉尼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出租车所路过的地方到处景色亮丽，街道齐整，绿树成荫，车流有序，行人稀少，与繁华的大上海完全不一样。我坐在车上一面贪婪的看着街景，一面享受着暖暖的轻风，感觉非常惬意，最令我吃惊的是吹来的夏风中还带着淡淡的花香，竟使我严重的副鼻窦炎不治而愈，真是太神奇了！
从悉尼国际机场到我落脚的Strathfield 小镇差不多有20公里，出租车开了二十多分钟便停在一幢公寓门前，司机帮我从车上拿下行李，我支付了19澳元车资，便拎着二个沉重的行李走上了台阶。中午时分，整个公寓内安静的出奇，白色墙面整洁如新，阳光透过窗户的一角洒落在淡黄的走廊地毯上，像是向我投来欢迎的笑脸。我费力的登上了三楼，轻轻扣响走廊尽头一扇紧闭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个英俊帅气的中国小伙子，他打量了我一下，便立刻用上海话说：＂侬是新来的？＂我赶忙点头称是。他急忙过来帮我搬行李，然后把我引进了客厅。这是一套二房一厅的公寓，客厅朝北，有二十多平方米，一扇大玻璃门通向阳台，阳台正面对着一个大网球场。朝南的一侧是一间10平方米厨房，与客厅和厨房并列的是一南一北的二间卧室，卧室之间还有一个卫生间。房间看上去有点陈旧，比公寓的外观更有年代感，紫色的旧地毯，绿色带花的墙纸，掉色的家俱，破旧的沙发。客厅靠阳台有一块空间，地上排放着二张席梦思床垫，整个客厅看上去有点杂乱拥挤。小伙子指了指一张空着的铺位，说是为我预预留的，又指了指紧挨的一张床铺说＂这是我睡的地方。＂我打趣的说：＂我们算是一对最亲密的邻居＂。我向他道了谢，并把自己的行李放在铺位旁边。
我们坐在沙发上攀谈了起来。他叫李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出来前在上海的一家国营单位做设计工作，他比我早二个星期来澳洲，本来是去投靠朋友关晓红（上海乐团大提琴手），后因关晓红暂时无法安置便把他介绍到这里。李祁是家中独子，外表文质彬彬，内心热情似火，我们俩谈的颇为投缘，大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稍作休息后，李祁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我购物的向导，他带我到邻近小镇Burwood去买些我生活上的必须品。
Burwood紧邻Strathfield，是当地比较繁华的商业中心。我们俩顶着炎热的大太阳，沿着铁路线来到Burwood一条商业主街。因为正值圣诞假期，现在又是夏日的午后，所以路上行人特别稀少，而大部分商店也处在关门打烊状态。我们来到主街尽头一家越南华人开的杂货店。从刺眼的阳光下走入店内，一下子觉得很不适应，感觉里面的光线很昏暗，店内通道狭窄，两边陈列着一排排的杂货，许多东西都没有归类摆放，乍一看觉得有点乱七八糟，让人眼花缭乱。这时李祁开始谈他的购物经验，哪些东西是今天必须要购买的，哪些暂时还用不着，等下次再买，哪些是单身生活根本派不上用场的。最后我买了10公斤大米，一大瓶菜油、一瓶酱油、一盒鸡蛋、一包奶粉、二包方便面等。我们俩提着大包小包按原路返回了家。
当李祁打开房门，客厅里已经聚了好多人，他们有的站着，也有的坐着，好像是在闲聊家常，见我们开门进屋，大家的目光都扫向我们。这时李祁先开口道：＂你们都回来了。＂，然后用手指着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今天刚到的小刘。＂我欠身笑着对大家说：＂大家好！给你们添麻烦了。＂然后用目光在人堆里寻找我要找的人，只见一位中年男子迎了上来，他个子不高，身体匀称，高高的颧骨上方长着一对不大的眼睛，他不苟言笑的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李祁连忙转过脸来对我说：＂这位就是房东Peter。＂＂你好！＂我一边同他握手，一边又说了几句客套话。他比我在照片中看到的要年轻许多，皮肤也略微白些。Peter的中文名字叫刘德芳，出国前在上海远洋公司的货轮上工作，是个看惯风云，见过世面的人，他也是我今天来这里投靠的人。我与Peter素昧平生，但同他太太相熟已久，是知根知底的同事。Peter一年以前来到悉尼，目前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干客房服务工作，而他的太太带着儿子则暂时＂留守＂上海等待团聚。刚才李祁在去商店的路上也给我介绍过Peter，说他是个冷面热心肠的人，对看得顺眼，处得融洽的房客他什么都好说。一旦觉得不合他的＂三观＂，即使是朋友介绍来的，他也不让你久呆。
Peter对我的热情只报以淡淡的回应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指着一旁的一位姑娘说：＂她也是今天抵达悉尼的，或许你们俩坐的是同一架班机＂我从这位姑娘的一脸倦容和不合时令的着装上，看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她看上去身材苗条，头发扎成一束马尾辫，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一副训练有素，威严干练的样子，Peter说完之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开了，站在Peter旁边的姑娘名字叫孙小玲，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任职于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她确实是我一路同行的陌生旅伴，不仅如此，她与我还曾就读于同一所小学、中学，我好几位同学她都熟识，说起过去的共同往事，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感叹这个世界真小。
接着Peter一一介绍客厅里的房客。女房客有张惠萍，中等身材，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口齿伶俐，性格直爽。她以前在上海手表厂工作，是孙小玲出国前的闺蜜。今天她和弟弟张恵明一起前往机场去接孙小姐，然后，他们三人又在市内观光、吃饭，所以到家比我晩了足足有好几个小时。张惠萍和孙小玲被安排合住一间睡房。男房客有Peter的外甥Thane，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从香港来悉尼读旅游专业，他出生在香港，也算是半个上海人。还有一位是他的同学Sam，也是从香港来的学生。他俩与Peter同住一间大睡房，我和李祁算是新来的被安排暂住在客厅，就这样我们七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家庭。最后Peter对着大家说：＂今天房间里所有人都到齐了，算是难得一见的盛况，我还是一句老话，只要住在这里一天，就是家庭中的一员，大家要互相帮助，同舟共济。＂Peter在我们当中最年长，又有房东权威的加持，说话自然有一定的份量。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客厅里亮起明亮的灯光，狭小的厨房开始热闹了起来，锅碗瓢盆奏起了悦耳动听的＂厨房交响曲＂，客厅顿时弥漫了佳肴的香味。Peter看到我有点不知如何自处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你刚来就不用费事了，今晚和明天就跟我们一起吃吧。＂李祁在一旁连忙插话道：＂Peter，你早上起床晚，明天的早餐，小刘还是跟我一起吃吧。＂听了他们的一席话，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一股暖流顿时流遍全身。我已经有二天没有好好的吃上一顿了，今天丰富的晚餐无疑美味之极，让我终生难忘。
现在我有了一群萍水相逢的上海室友，觉得留学异邦的日子并不那么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