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砍柴
思想边缘
《口罩的隐喻，中国的中庸思想和西方的酒神精神》
口罩的命运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进行了如此大的改变。疫情之前，大众视野里的口罩绝大部分只存在于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场面；疫情之后，它从一个防尘和医疗系统里的边缘化物体一跃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用具，以至于出现市场严重短缺，国际间形成抢购风潮。客观地讲，口罩命运的转变，得益于新冠病毒可怕的传染性和致命的杀伤力，当越来越多的医疗事例证明口罩对于抗击病毒的巨大作用时，随着医学权威认定它的社会阻断功能的增强，它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隐喻。
亚理士多德说“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它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
口罩作为文化隐喻时，它隐喻着“安全、明智、生命”，当口罩被用来作为政治目的时，它还有“禁言”和“言论自由”的隐喻，这一隐喻在某些戴口罩集会抗议“言论受限”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口罩的社会功能当前已远远大于它原初的医疗隔离和防尘效用。
在中国，新冠病毒猖獗时，“戴口罩”根本无须政治命令，善于夸大言辞的媒体曾打出震耳欲聋的广告体：“多一只口罩，多一条生命”、“不带口罩，病毒狂笑”、“宁把脑袋睡扁，决不外出冒险” 、“出门不戴口罩，既无耻又不孝”。 拒绝冒险、回避风险的态度，可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来源头，《老子》说：“我有三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儒家思想的中庸观念认为凡事都有一个标准，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度和达不到此限度是一样的错误，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冒险、不激进“无过无不及”。审视一下政治领导团体的高光显现和远程视频会议，与民众同疾苦的和谐画面里“人嘴一罩”的招牌，社交距离机械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切割，警民对峙的冷酷等等，都表明了“口罩”天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典范象征。领导者口罩遮蔽形象无疑使口罩的社会覆盖面大幅增加，就遮蔽的重要性能而言，口罩遮掩口鼻的重要性，使西方津津乐道的亚当和夏娃用以遮羞的两片树叶望尘莫及。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着“酒神精神”的演绎，“酒神精神”源于狄俄尼索斯崇拜，经尼采之手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这种崇拜保存并恢复了人类远古时代的最为原始的存在性“自由”——“粗野、勇敢、狂放不羁、打破禁忌”，如尼采所言，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人生。
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西方政客们正在改变他们固有的自由主义形象，他们开始发布命令：“必须有条件地戴口罩”。但是，西方政治家往往表现出言行不一的政治节操，他们的舞台形象似乎和口罩没有任何关系，各种发布会从没有出现戴口罩的现象，他们的禁令似乎只针对普通民众。
颇为吊诡的是，政府禁令甫出，民间反对政府禁令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他们打着“我们不是囚犯”、“我们需要说话”、“我们要走出家门”等以自由为基准的宪法大旗抗议政府禁令，对大批冷藏卡车载运的、掩埋于荒岛的尸体不屑一顾，在他们的视野里，“病毒”“死亡”仅仅是地狱入口处的警示标志，几个白纸黑字而已。口罩的功能自此被彻底消解，从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胆小鬼”的标签。在“酒神精神”的映照下，口罩又隐喻了“怯懦”。“拒绝口罩的行为”巧妙地迎合了后现代主义的“反叛”模式，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跨入勇敢者的行列，升阶为一种英勇壮举。
在中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境遇里，关于口罩的隐喻有相同又有相异甚至截然相对的现象，这些隐喻无不深刻地投射出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幻象；然而，任何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不约而同地借助幻象的力量向人民保证，自己是最值得信赖的自由捍卫者和幸福创造者，做出最不可靠或绝不可能实现的荒唐的许诺，“太平盛世”以不厌其烦的顽强方式被一遍又一遍地预言着，人民大众则乐享其成，难以置信地参与创造社会隐喻，并享用这一切预言幻境。
而这种思维的形成与很多因素相关，长子继承制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非长子要想还保持贵族的经济实力，就只能冒险，争取成功，否则就是平民身份。而毕竟这些人也算是当年的社会上层，自然就有某种对社会的表率作用。
不自由毋宁死，属于极端的思维，因为这里涉及的自由的定义可以有很大不同，我的自由未必意味着你的自由，很可能是更加限制你的自由，但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事情，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就是这样思维的结果。
最终回到动物本能的概念，弱者就该死去，你要是强者就不应该怕死，一种虚幻的精神胜利法支撑的反智主义就是这样在西方社会炼成的。
遗憾的是，动物本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是不难接受的。而人类发展文明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远离动物本能，不是为了遵循动物本能，因此相对艰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