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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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六十年的轨迹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我早早的起了床。吃完早饭，拖着两个沉甸甸的箱子赶往机场。箱子里装着在北京所需的用品和少量书籍，大批资料和行李几天前就已发往北京。飞机九点准时起飞。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完全没有睡意。看着外面的云朵一块块从下方飞过，心里不由得浮想联翩。
人一辈子过得真快！你看，生下来懵懵懂懂地过了六、七年，小学和中学各六年，再搞两年文化大革命，农村六年，工厂四年，前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大学四年，水生所十四年（包括在德国两年多），深圳十二年。后三十年就又过去了。真的像做梦一样，“弹指一挥间”呀。
细想起我这一辈子，感到还算是过得有价值，至少自己还算满意。人一生过得是否有价值，我觉得不是看你得到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对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我创造的价值，在搞科研方面，在促进水产品出口方面，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还是有的。至少超过了国家给我的报酬，没有白吃人民和国家的。可以说，我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当然，人民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和尊重。我很庆幸遇到了好时代，没有跑掉“为世界人民服务”，而是能让我留在国内“为中国人民服务”。国家真的是在变，虽然还不是那么放开，但比起文革前要好多了。这也许是唯一能说文化大革命是“坏事变好事”的地方吧？
有人说，这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我并不这么认为。必须承认，像我一样努力，一样有水平的人有很多，但并不是个个都能像我这样幸运。我在这几十年里，遇到了不少对我很好的领导，也遇到了很多关心我的同事和朋友。我应当算是这代人中的幸运儿。
回想这一辈子，从小到大，我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小时候喜欢画画，想当画家。后来喜欢天文，常做梦到月亮上去。再后来喜欢写诗和算术。初中开始是喜欢俄语，后来变成了喜欢化学，想当个化学家。高中时喜欢物理，特别是无线电。再后来，一直对自动控制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我的工作，却跟我的爱好大相径庭。第一份工作是下农村修补地球。然后是当工人，这还算是和我的兴趣擦边而过。然后学习的是病毒，研究的是水生动物。然后……，就是搞检疫。
我有时问自己：什么叫理想？理想就是爱好吗？好像有时候是一样的。我觉得理想就是做自己想做或者喜欢做的事情，但前提应当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我小时候应当说没有理想，只有幻想或是空想。不过在有了工作以后，我对自己的工作也同样感兴趣。在工厂当工人和技术员时，我对技术革新感兴趣。在水生所鱼病室，我对鱼类病毒病也有强烈的兴趣。而在深圳的检疫系统里，我对进出口的水生动物检疫同样也感兴趣。我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享受，努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算是理想，还是叫随遇而安？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或者说这种情绪，使得我这一生总是过得乐呵呵的。
飞机开始下降，钻进了云层。突然，我又想起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那段话：“保尔双手捧着头，沉浸在阴郁的思索中。他的整个生涯，由孩提时代到最近几天，像电影一样在他面前闪过。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审判。结果他自己非常满意地承认，他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坏。他犯过不少的错误，由于愚蠢，由于年轻，然而大半还是由于无知而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中，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还有他的几滴鲜血……。”
这种审视有点过于残酷。我也回头看了看。这六十年的轨迹弯弯曲曲，不过始终在前行，没有停止，也没有后退。和别人比，我比很多同龄人幸运，应当感到满足。看看自己取得的成绩，虽然有可能做得更好，但尽力了，好像没有留下太多遗憾。这就足够了！
一阵轻轻地震动，飞机平稳地降落到首都国际机场。我从沉思中醒过来。人不能一直在想象中过日子，该再一次清零了。前面是一个新的战场。我站起来，拎起手提电脑，朝舱门走去。
一个老人，蹒跚地在人生的路上前行，身后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人生轨迹。这里有挫折，有失败。这失败有的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部环境，也有的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错误。但这轨迹始终在向前，向前。从来没有停止，没有后悔，更没有后退。这，还不令人感到满意吗？于是，他对自己做了如下的评价：
“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也犯过一些错误，打过几次败仗，但从未当过逃兵！”
（第九部分完）
江先生的回忆录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个体在中国的经历，急了会骂“王八蛋”。感觉没有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去理解中国的细节，总是会与现实产生拧巴龃龉。江先生只是坚守个人追求真理的自我信条。一定是行文有所保留，无意鸡蛋碰石头。象以上这句引而不发罢了。
感谢大家对我写的回忆录的关心，也感谢大家提出来那么多的看法。给我一个思考和交流的机会。在这里，我特别感谢网友不辞辛苦的把回忆录一段一段的贴到网上，没有他的辛勤劳动，这回忆录也没法跟大家见面啊！
关于我在北京的经历，原来在我的提纲中是有第十部分《第三次创业》，是讲我从2008到2014年间在北京的经历。但想了又想，觉得时间实在太近，就是这几年前才发生的事情。应当不属于“回忆录”的范畴，而且自己的想法也不成熟。也许过几年再写又会是另外一个角度。于是把它给砍掉了。即便是第一到第九部分，也删除了好几万字的内容。有些涉及到的人和事比较敏感，或者涉及到隐私，觉得写进去不太合适。不仅仅是改个名字能解决的，所以也拿掉了。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之所以叫做“第三次创业”。是因为在武汉，我建立了搞科研的鱼病实验室，在深圳，我建立了搞检疫的鱼病实验室。在北京，我用了几年时间，建立了第三个鱼病实验室，为全国的实验室提供病毒，抗血清和其它各种参考物质的标准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是从头做起，从零做起。我的朋友都笑我是“南征北战”。从武汉打到深圳，再从深圳打到北京。本来，检科院的领导希望我能干到75岁。我没有同意。我还要留点时间给我自己，也还要留给我的夫人。我退休前倒是全世界走遍了，她可是哪里也没有去。所以从北京回来后，我们一起周游了除南极洲外地各大洲，以及国内的山山水水。现在也没有遗憾了。正如在德国搞国际合作时，W.Ahne教授对我说的：“First work, then enjoy life.” 这二者不可偏废。
有位读者提到文革中打砸抢的事情。我想他可能没有经历过文革，所以也不必过多责备。不过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既然有打砸抢的人，就一定有被打砸抢的人。那些被打砸抢的人即便想参加打砸抢，也未必能如愿以偿。我在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文革中的二附中》里就描写过打砸抢。我们这些黑五类被红五类带领着去破四旧，还不能一声不吭。口号是一定要喊的，帮忙搬搬东西也是一定要做的，否则我们这些狗崽子难免会挨拳头。当我们筋疲力尽的回到家里，父亲正在给自己缝制《反动学术权威》的黑胸章，知道我跟着红五类去破四旧了，苦笑一句：“也好，人家的孩子到我们家破四旧，我们家的孩子到别人家去破四旧……。”这话只能在家里说说，外人听见了是要挨打的啊。我们班有三十七个人，能搞打砸抢的红卫兵只有七八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红卫兵的。当然，到1967年，是个人就可以当某个组织里的红卫兵了。但那时候，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冲到别人家里去打砸抢的时代了。武斗倒是在毛的鼓励下时不时的会有。大家都在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相互杀得死去活来。到死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到1968年下半年，红卫兵更是变成坏蛋的代名词了，要赶下农村才能收拾。所以在文革中，红卫兵是非常短命的组织，充其量是从1966年8月到1968年10月（或许也能算到年底吧，但十月后就开始下乡了）。而红卫兵的头头被关、被整、坐牢则是远远长于这个时间的。
不过，倒是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年是谁动员，支持，怂恿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去做破坏力如此之大的事情的？不是更值得深思吗？
写回忆录时，我一直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很难做到全面准确地反映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所以我强调是“瞎子摸象”，不敢说我看到的就是大象的全局，但要保证那个局部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不得不删除一些内容的原因之一。我写的内容，凡是涉及到的数据，都是可以上法庭对质的。虽然这回忆录在国内不能发表，但不能保证不被国内一些人看到，进而被上纲上线。我得学会保护自己。
回忆录好像快登完了。我很遗憾没有机会和读者们直接交流。国内和国外的网络之间有堵墙，很希望还能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我的QQ号是825860559，不知道国外能随时通过QQ跟国内的人联系吗？
现在到处疫情严重。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江育林
2020年9月12日
跑到国外，一点不后悔；经常回囯，一点亦不失落。如果是现在，依然是一样的决定。主要因为，自认为在祖国的土壤里成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许多同学，成功人士，忙着把下一代送出来或是全家移民。
华人潜意识里任何不能折换成钱的东西都不是东西。
江先生这样的人到国外一点也有成就。但是对于中国尤其宝贵。严谨的工作作风及只认真理的品行是中国文化中极为欠缺的。他个人的成就折成钱也许不多，但是他影响到的人群会采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间接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