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讲述一个个真实发生的小故事。从媒体报道中收集编译而来。
多年前在苹果蜂餐馆，只有我们一桌却等了三个小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不再去苹果蜂就是了，餐馆有的是。投诉？我才懒得帮它改进呢。但如果你是一个大案的受害人，司法体系却忽略你，你就没法这么淡定了，你会气炸了，因为只有一个司法系统。今天的真实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强奸案的受害者，我们来听听司法体系是如何忽略她，伤害她，和偏向案犯的，以及她是如何抗争的。
受害人名叫杰里·埃尔斯特（Jeri Elster），一位40岁的女士，独自住在西洛杉矶，一个山顶社区。这是个优雅安静的社区，居住着许多大学教师或退休人士。
1992年8月27日夜晚，杰里在家熟睡。这是个满月的夜晚，却是个不祥的夜晚。
清晨1点，一名惯犯从后院潜入，弄开了房子的后门，进入房子搜索，找到一些金钱和珠宝。他进入卧室，发现杰里在沉睡。
杰里被惊醒，发现自己双手被绑，头还被蒙着。一个人坐在她身上，命令她不许叫，不许动。
那人把杰里翻过去趴在床上，用一把杰里家的剪刀，剪开杰里的衣服，从后面进入杰里身体。完事后，他并没有走，命令杰里趴在床上，不许动。他去到处翻找值钱的东西，找了一阵，又跑回卧室弄一次。在下面的三个小时里，他就在洗劫房子和强奸杰里之间来回折腾。
从这个案犯的作案过程来看，这是个老练的不慌不忙的专业罪犯。是不是加州的司法体系惯出了这样的罪犯呢？读者读下去，自有分晓。
杰里没有反抗，没有喊叫，但在她心里，她的感觉是，如果现在她能够的话，她会杀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的人性也被这家伙夺走了。
大约在3点半，房子安静下来。杰里翻滚下床，停了一下，没动静，那人真走了。杰里跪起身，去到卫生间，从一个抽屉里弄出一把修饰剪刀，剪开绑着的手。她发现，她是被自己的尼龙袜绑着，应该是案犯从她的洗衣房拿来的。
杰里向911报警。警察几分钟内就赶到了。把她送到桑塔莫妮卡医院的强奸处理中心。
强奸危机治疗师梅兰妮·伯克（Melanie Burke）女士赶到医院，在检查室见到杰里，看到杰里处于极度惊吓状态，在明亮的灯光下，在忙乱的医护人员和警察的问话下，不知所措。
梅兰妮的到来，对杰里来说，像天使。梅兰妮告诉杰里，首先，你没有任何过错，第二点，报警是这种情况下，最正确的做法。
一个例行程序是完成“强奸证据收集袋”，在杰里身体里外刮取和梳取案犯留下的体液和体毛。这个过程有侵入性，让杰里有一种又被侵犯的感觉。她知道为了破案，这是必须做的。她像咽下死苍蝇一样咽下自己的感觉。
在早上5点30分，证据收集完了。证据很充足，采到很多精液，做DNA比对完全没问题。
警察用警车送杰里回家。警察体贴地陪她坐了一会儿，问她有什么人可以联系，来陪她。邻居也来看她。
渐渐地，大家都走了。杰里一个人安静下来，先把自己好好清洗了一遍，这是她一直想做的。
这个伤害对杰里的影响是，杰里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不想工作，不想健身，不想购物，什么都不想做。她想过死。不过，她还有一件想要的，她想看到这个案犯落网，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她极为想要的。
第二天一早，杰里的案子派给了侦探哈里·奎农斯（Jary Quinones）。奎农斯把杰里的“强奸证据收集袋”送去了洛杉矶警察局的证据控制中心。在那里，给它贴上案件号码，将其存入一个冰库。冰库里，已经存了几千个“强奸证据收集袋”了。
奎农斯把在杰里家采集到的指纹，送去比对，没有结果，那些指纹可能不是案犯的。
由于杰里被蒙着头，她不知道案犯的长相，无法制作画像。奎农斯仔细看了一遍案子资料，没有其它线索可以查下去。
6个月后，奎农斯不再花时间在杰里的案子上了。杰里的案子成了冷案。从此以后，不再有人过问。
我们也不好苛责奎农斯，他对记者说，有时候，一个月有70个案子，下一个月有50个案子，再下个月有100个案子。他只能去追有线索的案子。
“等等”，读者会说，“刚才不是明明说采集到大量精液吗？为什么只比对指纹，不比对DNA？”
这样问，就问到这个故事的一个关键点上了。要比对DNA，需要先从精液中，提取出DNA，这个过程不像让电脑做比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需要花人工和花钱的过程。已经有几千个“强奸证据收集袋”存在冰库里等待提取DNA。洛杉矶警察局只有能力处理很少量的证据袋。无奈之下，洛杉矶警察局定了一个规定，只有确定了很明确的嫌疑人，才能去处理相应的“强奸证据收集袋”。
所以，这就是洛杉矶警察局很奇怪的地方。最强大最先进的侦查工具，DNA检测，不能直接用来破案。要依靠老旧技术先确定嫌疑人。是不是很荒谬？有枪不能用，只能用弓箭。
这就是社会现实：我们的富豪有钱闲得，送一辆轿车上太空；我们的警察局穷得，没钱去用DNA破案。
杰里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她想，破案不是那么容易的。所有影视作品，都描写破案如何困难曲折。耐心等吧。这一等，就等了三年。她逐渐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
1995年，这天，一个朋友给杰里寄来一张报纸，登载破获一桩强奸案，作案手法与杰里案很像。杰里把剪报给警察寄去，希望为破案尽一分力。
没人给杰里一个回音。她在失望中煎熬。
又一个三年过去了。1998年，杰里在一个强奸案受害者互助会的活动中，得到一个令她不安的信息：据说强奸案的起诉是有时间限制的，过了时间，就不能起诉了，案犯就跟没事人一样了。她回家后，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
接杰里电话的，是侦探理查德·古兹曼（Richard Guzman）。古兹曼刚调进性犯罪调查组不到一个月。
杰里首先问，三年前她寄去的剪报是否有帮助。古兹曼无法找到那份剪报的踪迹。更让杰里吃惊的是，她第一次知道，她的案子老早就被束之高阁了。这么多年来，她在白等。读者能体会她此刻的心情吗？
古兹曼让杰里再寄一次剪报。他说他来处理。
杰里问古兹曼起诉时限的问题。古兹曼说好像是7年，他去查询一下。
古兹曼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洛杉矶县助理检察官劳拉·简·凯斯纳（Laura Jane Kessner）对古兹曼说，她记得年限是8年。
不管是8年还是7年，俩人都同意，杰里案应该尽快办。
与所有罪案影视作品不同，杰里案一决定办，一下子就破了，破的很快，又极平淡无奇。
古兹曼收到杰里的剪报，以剪报中报导的案犯作为嫌疑人，就有理由，按洛杉矶警察局的规定，把杰里的“强奸证据收集袋”送去洛杉矶警察局的罪案实验室，排队等待处理。在冰库里沉睡了6年多的证据袋，终于离开了冰库。
1999年7月， 罪案实验室的罪案学家贝茜·斯旺森（Betsy Swanson）提取了DNA，将其送去在伯克利的加州案犯数据库做比对。
1999年7月27日，DNA比对确定犯罪人是雷金纳德·米勒（Reginald Miller），他不是剪报中的案犯。
破这个案，连追踪追捕犯人都免了，米勒从1992年起，就一直呆在诺科（Norco）的州监狱中，罪名是抢劫和强奸。就是说，他犯下杰里案不久就犯了另一个案子，进了监狱。
侦探古兹曼不用离开他的办公室，这个无法破的冷案的所有侦破工作就做完了。这就是用不用DNA检测技术的差别。
1999年12月，案子移送给地区检察官，去做起诉。这是助理检察官凯斯纳的工作。真要动手做事了，她决定要复查一下起诉年限，她告诉过古兹曼，她记得是8年；古兹曼记得是7年。
这一复查，凯斯纳傻眼了。强奸案的起诉年限不是8年，也不是7年，而是6年。早就过了。
这个米勒，他犯了另一桩抢劫强奸案，很快要出狱了，好像判的很轻。他强奸了杰里，但不能因此起诉他，甚至不能讯问他关于杰里案的事，因为他有人权，有隐私权。
杰里极度失望，失望再转化为愤怒。“罪犯有人权，那我的人权在哪里？难道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偏向罪犯的吗？”
这个愤怒，给杰里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她必须改变这样的司法体系。
杰里去了加州议会。在那里，她得到了卢·科雷亚（Lou Correa）议员的支持。
科雷亚议员起草了一份议案，将强奸案的起诉年限定为10年。杰里要求再加上一条：不管多长时间，只要DNA比对成功，检方都有一年时间进行起诉。
科雷亚议员同意加上这一条。
2000年2月29日，在位于沙加缅度（Sacramento）的州政府大楼内，加州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科雷亚议员的议案。杰里在会上向委员们讲述自己的遭遇，讲自己被罪犯伤害后，又如何被司法体系伤害。与会者听着杰里的讲述，无不动容。委员们通过了这项议案。
该议案随后递交给加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杰里都去讲述自己的遭遇。同样感动了所有与会者。议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获得通过。
2000年8月24日，加州州长加里·戴维斯（Gary Davis）签署了该议案，使之成为法案。
洛杉矶警察局的冰库早就装不下证据袋了。好几辆冷冻车停在冰库外面，充当冰库，保存新的证据袋。
有了这个新法案，这每一个证据袋都是有意义的。
杰里现在很忙，她和许多人一起，在努力推动，让警察局有更大的资源和能力去提取DNA证据。
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常常喜欢挂在嘴边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是多么的无知和幼稚。司法的漏洞永远存在，只能靠人去一点一点补上。杰里的努力，补上了一个漏洞而已。
作为城市警察系统来讲，经费是市政府批的，不是无限。作为乡警系统来讲，经费问题涉及警长是否能选上或者雇到警察的问题。
很多警局鉴于规模而没有自己的罪证实验室，就不得不雇佣私人公司做类似DNA检验的事情，费用高。获得结果后还需要对比不同数据库查看是否有match，又是一个需要专门技术的事情。
都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