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一回到院里，便被院长找去谈话。没有想到谈那么久。整整4个小时，话头一打开便无法收住。从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说起，到艾滋病村的现实情况、艾滋病人的生存处境、到我的田野工作经历、到省调查组进村调查情况及其旗帜鲜明的表态、到一夜之间情况逆转有人制造事端我不能离开村庄的原因……。开始只是陈述事实，有问有答，后来彼此都有许多感慨。最后，院长说：“院里准备举办学术论坛，每两周一次。你能不能讲一次，把你对艾滋病课题的调查，做一次学术报告？”
——怎么讲？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问。
答：畅所欲言，放开讲！研究无禁区，只在我们学术圈子里讲。
报告题目：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
这是我跟院领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当时体会到“沟通”的快感。我想，沟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特别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应当是共通的，许多隔膜屏障造成的不了解或者是误解，就是因为缺少沟通。
果然院里第一场学术报告会安排我来讲。科研处通知我的时候，我人在村里。他们要我尽快赶回，拟定报告题纲。我提交的报告题目是：用脚做田野，用心写文章——我的艾滋病课题研究。待我赶回院里，报告会的海报已经张贴出来了。我跟院长谈了我准备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我的田野方法、河南农村艾滋病现状，以图片为主，不谈观点只谈事实。院长依然说，放开讲，学术研究无禁区。“没有限制，敞开讲，研究无禁区，学者要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又说，准备邀请一些院外人士参加，问我希望邀请谁？我说，省委组织部。我最希望省委组织部来参加，更高级别的领导更好，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们了解我究竟在做什么，希望把我的了解传达给他们，希望我的研究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我希望沟通。院长又说，我个人还可以邀请一些我认为合适的学界同人参加，以扩大社科院学术论坛的影响。
科研处跟我具体讨论报告内容。说是院里很重视这次论坛，想转变院里学风，有些人搞研究关起门不接触实际，有些人连门也不关直接从网上下载，还是一些专家……。“安排这次报告，就是要转变院里学术空气。以后要形成制度，每两周搞一次。”科研处要我尽快把讲稿拿出来，以便准备讲评。我的这次报告是不需要“讲稿”的，想了想，便把一篇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研究报告《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交给了科研处。那是我提交给全国社会学年会的一篇论文，后来不知怎么被放在了网上，有人告诉我的时候，早已经流传开了。交给科研处的时候，我特意告诉，这不是“讲稿”，只是请讲评者先感知一下河南艾滋病的基本情况，以图片为主的课件，随后送上。既然院里这么重视这次学术报告，我要认真准备，在90分钟的报告时间内，传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
“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
开讲的前一天，科研处又找我讨论报告内容，我带上准备好的课件到科研处。这次是科研处长出面谈。
处长说，我在下面两年哩，知道的比你多。（这位处长曾作为河南省“三个代表”工作队在一个县驻村，兼职副县长。）我知道光是城关俩村，艾滋病就多得很。谁都知道，但是敏感问题，不能说。艾滋病的家庭成本肯定比社会成本高。（问：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艾滋病治病主要还是靠自己，最后倾家荡产，社会（当指政府救助）付出还是少部分。你说的都是真的，河南艾滋病起源于血浆经济，但是不能这么说。你去采访一下就走了，我们下去，马那比……，他给你倒杯水你喝不喝？当然后来听人说喝水不传染。我们下去发被子，进到村里，小媳妇在你身上摸一把，几天恶心得吃不下饭。捞住县委书记的手，你握不握？你是肯定不会在村里待，采访了就走了，不挨他们。你不知道，艾滋病人又可怜又可恨。当然主要还是可怜。发给他们的药不吃都卖了。艾滋病人卖药，你不知道吧？马那比，爹妈都是艾滋病，闺女还嫁人，不是哄哩（骗人）是咋？得了艾滋病还出来打工，搞装修，给你家装修你都不知道，不是害人哩？！
这位“在下面两年”的科研处长对“下面社会”的认知和对艾滋病的无知令我惊讶。
处长只顾自己一路说下去，不容他人插言。然后对我说：刘老师，你看报告内容咋改改？
——我已经准备好了课件，我们先看看再说？我说。
处长并不听我的，继续侃下去：我知道的比你清楚，但是不管说。我在的县，有一两千艾滋病，只报五百，剩下的不管了。高露洁（当指高耀洁）说实话遭打压。政府修路、建学校、解决水问题，派几十人下去跟他们同吃同住。政府投入很大，当然这都是前期隐瞒付出的代价。那个高露洁，就很遭人恨。当然有人恨有人不恨。要说她给老百姓办好事了，救了很多人，少数人恨多数人不恨，当官的恨老百姓不恨。
换个题目，讲南街村吧！处长突然话锋一转，说，南街村不是咱俩一块改的稿子，后来就通过了？
我笑说，那是你自己改的，不是咱俩。
处长说，不改就考虑取消论坛，要顾及大局，如果你不改，我得跟院长说说取消还是延期……，海报都贴出去了，顾及影响还是要讲一讲吧，要不然你讲讲南街吧！题目不用改副标题改改。《南街社会》书都出版了，证明没有问题了。
——先看看我的课件再说？我又说。
“只看事实，不讲观点，请相信我，尽管院长说我们学术界内部，放开讲，没有禁区，但是我还是有分寸的。我一向的原则：不讲假话，只讲真话；真话可以不讲，假话一句不讲。”我耐心跟他说。
但是处长还是不看我的课件，也不听我说。
他说：要讲就讲南街村。
我拒绝了：南街村没有做准备，怎么讲呢？要讲以后可以讲。现在要讲就是艾滋病。
处长说：你先不要走开。讲与不讲，如何讲，听候领导研究的结果。
从科研处出来，发现贴在门口的海报已经不见了。我便知道已经有了结果。直到过了下班时间，科研处长才找我。说：刘老师，不要再搞艾滋病了，换个题目，到我那个县去咱们合作搞研究，提供食宿。
我笑望着他，没有说话。我以前是找他说过，想到他任职的县做一些调查，但一直未能成行。
处长言归正传：院领导研究决定，这是论坛第一次报告会，要讲主旋律。换别人讲，你以后再讲。好不好？
我笑说：好。
他说，这是你自己同意的啊！
我依然笑说：我可以不同意吗？
那一年，当沈丘县的县委书记升任开封市副市长走马上任时，我们社科院从处所长中提拔的唯一一名副厅级干部，是这位科研处长。
“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
如果不是研究所所长告诉，我还不知道那次院里派去银庄“接我”的就是他，还搞不清事情的缘由。
所长说：省委组织部屡次电话院里，开始是通知院人事处，后来是直接下命令赶快把人领回来！每次都不是县乡基层的意思，是周口市组织部的意思。我还跑去村里一趟接你，和人事处的人一起。当地组织部门反映，说你要领着村民去北京上访！他们最害怕不稳定。镇里书记镇长都不跟我们进村，说肯定找不着你，看出来镇上与群众很对立。当地政府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处都是这样。现在艾滋病人犯罪是个大问题，他们就是报复社会，不要被他们利用。你是资深学者，要注意影响，不然我们院里也没法支持你。你的调查还没有搞完吗？要搞到什么时候？不要再惹麻烦。河南“七君子”的事你知道吗？省里点名批评了，要影响改变国家政策呢！幸亏跟咱院没有关系。一出事，省里马上找社科院书记谈话。书记很紧张，首先想到你。院领导专门开会，分析你做事的性格，……就担心从你这里出问题！省里说了，“十七大”前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出任何乱子！你最近跟村里接触注意点，最好不要接触！书记开处所长会专门说到这件事。你只顾自己我行我素，再这样下去对你很不利，影响很不好！这一年多你没有搞科研，这次论坛，你的学术分量不够，搞研究不见得光说凄惨吧？你更多的关注艾滋病人的生存，而不是研究了。领导认为不适合在学术会议上讲。
——什么是研究？研究该怎么搞？诚心诚意问他。
“人家说你在村里又开会又拍照取证。”答非所问。
——那是我的研究方法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改变不了现实，谁也改变不了。不要对政府有批判攻击。”
——怎么是攻击政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是院里宣导的学风吗？我真的给搞糊涂了。
所长突然很生气：“总之，以后你少参与这些事，我是很烦这种除了学术之外的事！哪个领导也不喜欢这种事！现在谁愿意多事啊！不要参与进去，你没有能力改变世界。谁也不是救世主，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光你的事给院里所里找了多少麻烦！”
这位所长比较年轻，刚刚上任不久，原本大家相处不错。他态度的陡然转变，让我意外。突然感到很累。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以诚相处的……。待他发作完毕，才慢慢递过一句话。
他大约也感到有些过分了，缓和道：我不会像有些人圆滑，我是有啥说啥。其实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你优点很多，缺点也很突出，优点缺点都很突出……
——优点不必说了，缺点说来听听？我说。
缺点嘛，就是太投入，顾及社会问题太少。（不懂所云，也许是说我不懂政治？）要更多把握住科研，不要管研究之外的事情。
——什么是研究之外的事情？再次真心实意地问。
“可是你现在的文章格调太灰暗……”又是答非所问。
——其实艾滋病村庄也并非没有希望，只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群了解太少。我说。
“艾滋病本身就是悲剧，光明不可能。”他说。
知道左右不是，便不再说话。沉默听他讲：“你研究南街村的方法就很好嘛，学术界评价很高。上次学术会上崔大华老师对《南街社会》评价很高。国家课题审查通过，也出版了，证明没有政治问题。院里5个一等奖，崔老师等都推荐你。我们小组力争，说出版两年了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是书记的。但是大组评选有人说当时被宣传部审查过，票数就没有书记的高，评了二等。你的话很对，社科研究要客观求实，要有对社会的敏感。你应当继承南街研究的传统。你的南街村就做得不错嘛，希望在所里给年轻人带个好头做个榜样 。”
面对这么一个新任所长，我保持无言的和颜悦色。感谢他的直爽不圆滑。这本总是被拿来做比较的《南街社会》，也并非像他们说的那么“好”。他们也未必真的认为它“好”。说它“好”，只是为了证明我现在做艾滋病的“不好”。证明《南街社会》“好”的根据，就是它“审查通过了，也出版了。”学术品格的优劣没有学术界自身的标准，而只凭非学术部门的认定。这是学术界的悲哀。我的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当初也遭人非议，能够争取到国家课题的立项，能够出版，对于我所在的河南省和河南省社科院都是意外。出版的当年，科研处要我申报省级科技进步奖，说是院长的意思，原本也是好意。最终评奖结果通知下来，院里不少人获奖，长长一串名单，包括一些一般性调研文章，都是二等奖，《南街社会》名列最后，是唯一的一个三等奖，没有一等奖。科研处的人很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啊，刘老师，还不如不要你申报呢！我倒无所谓。我对这些年的各种评奖没有兴趣，那一次更是感到很滑稽。其实院里除了令人尊敬的崔老师，至今也未必有人认真读过这本书。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事求是地讲，它并非尽如人意，只是因为它的真实，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学界曾经计划翻译出版，翻译的人业已选定，我们双方也见了面。后来据说国家领导换届学术政策发生变化，翻译计划搁浅。其实出版后的《南街社会》也引起多方争议和批评，包括我永远难以释怀的南街村。惟可欣慰的是，这是一部用“心”完成的著作，我以我真实的文字存留了一个真实的村庄个案版本，一段变革时代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历史；我一直认为，南街村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闹热一时的风云风光，也绝不会因“炒作”的结束而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我以我真实的文字使这个村庄不朽，并以此回报南街村。
而现在，对于河南艾滋病村庄的观察研究，使我感到自己比做南街的时候更加触到了社会的深处。我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探到了社会的底，社会底层故事也更加触动我心。我自忖，这本关于艾滋病事件的著作，应当比南街村写得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