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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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
（之四）
徐家祯
三位作家
（接上文）进师院的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吧，我们系科进行过一次班级的大 调整。原因是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但记得系里拆掉了几个班，把这些班的 学生安插到没拆的班里去。我们班原来只有 27 位同学，第二学期退学了 一位，就变成 26 位同学了。拆班时加进来 9 位新同学，全班就有 35 位同 学了。
后来成为作家的沈宗洲，就是班级调整后到我班的学生之一。沈宗 洲也是“调干生”，但年纪并不比我们高中毕业生大几岁，只是皮肤黝黑、 言行老成，看起来好像比我们大好几岁的样子。
沈宗洲有几个特点，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
第一个特点是脱俗。沈宗洲很善于与人打交道。只要他想与某人接 近，他就有办法很快与那人熟悉起来。我跟沈宗洲其实年龄相差好几岁， 也没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他一调到我班之后，不知怎么，很快就与我熟 悉起来了。
沈宗洲的第二个特点是抽烟。在那个年代，中学生是绝对不许抽烟 的，所以到了大学，我不记得有哪位应届毕业的同学抽烟。我班的“调干 生”似乎也不抽烟 —— 要是有人抽的话，大概烟瘾不大，抽得不多，我已 经毫无印象了。但是沈宗洲却是个“老枪” (上海人叫烟瘾很大的人为“老 枪”。我想，这种说法一定来之于以前说鸦片烟瘾大的人，因为抽鸦片是 要用烟枪的)，整天有一支香烟挂在嘴角上。后来他成了作家，大概要熬 夜写作，烟瘾就更大了。因为抽烟抽得太多，不但捏烟的那根手指发黄了， 满嘴牙齿也变黄了，而且对着你说起话来，也会闻到一股浓烈的烟气。
沈宗洲还有一点，也很引人注目:他调进我班时，随身带了一支铜 的小号。在系里喜欢乐器、带乐器来大学的同学一定不止沈宗洲一人，但 是，除了最普通的带一支口琴或笛子来以外，不知道有没有人带小提琴来 大学的;而带小号的学生，我想全系同学中一定只有沈宗洲一人。我好像 问过他，为什么带小号来。他说:“在学。”但实际上，我很少听他在寝室 练小号。要练的话，也只是偶尔吹几个音阶，作最初级的练习而已，没有 听他吹过一首完整的曲子。而且毕业以后，虽然我还与他继续交往好多年， 却再也不见他吹小号了。
沈宗洲说话十分从容不迫，跟姚德禄正好相反，所以他们俩有点相 互看不起对方。沈宗洲的慢速度说话，使他说出来的内容让人感到更有权 威性，更令人信服。这就是我前文说他“言行比较老成”的原因。
沈宗洲进师院时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女儿，但我跟他交往 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位太太和女儿。他也从来没有邀请我去他家。他告诉过我，他家住在曹家渡，所以，回家时早几站下车，就可以顺便到 我在江苏路愚园路口的家了。
在师院念书时，沈宗洲有没有来过来我家，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 是毕业以后，他来得很勤。这就与沈宗洲个性中明显的缺陷有关了。
沈宗洲从来没有与我细说过他的家庭出生，但我有个印象，他是职 员家庭出生，家境并不富裕，而他，却是一个很贪图物质享受的人。沈宗 洲不但喜欢抽烟，还喜欢喝酒，也喜欢打桥牌、跳舞、交际、所以，他喜 欢结交一些有钱、有名望、有地位的朋友。
在大学里，据我所知，他交往最多，而且友情保持最长的朋友，除 了我以外，还有两位:一位是跟他一起调进我班的另一位“调干生”，崔思 明;还有一位是他原来班级的同学，高淦鑫。崔思明、高淦鑫和我，我们 三人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文革”前，我们的生活状况都比一般人高 出一大截。
“文革”前后，沈宗洲经常来我家。前面已经提过，他为人很脱俗， 也善于交际，所以，不久，就与我父母也相处得非常熟悉了。有时，近午 饭或晚饭时来，我父母就留他一起吃饭，他从不客气，总欣然留下。那段 时间，我父亲每饭必酒，除了早饭，中午、晚上都喝。夏天，往往喝冰镇 的啤酒，冬天就喝温热的绍兴黄酒。我母亲和我们子女，除了过年等特殊 情况以外，平时是不喝酒的，所以我父亲巴不得有人陪他喝酒。沈宗洲就 很乐意陪我父亲喝酒、吃菜、谈话，往往吃得醉醺醺满脸通红才回家。
他常想介绍我认识他校外结识的一批朋友，说他们常在一起打桥牌、 开舞会，要是我去，他可以教我，而我对这些活动都不感兴趣，所以大多 婉谢了他的好意。记得只去某人家打过一次桥牌，但因为没有兴趣，以后 就再也不去了。沈宗洲告诉我，“文革”前，他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右派陈仁炳很熟，常去他家打牌、开舞会。不过，他好像并没有说过要介 绍我认识陈仁炳。沈宗洲还几次提议，可在我家开舞会，因为我们家房间 既大，又是打蜡地板，开舞会非常合适。但我从不接他的话头。
沈宗洲的另一个性格缺陷是喜欢女色，而且喜新厌旧。他社交广阔 的原因之一，当然就是找机会认识新的女性。他曾跟我说过，他们在陈仁 炳教授的公寓里，常常关了灯开所谓的“黑灯舞会”。这在当时社会是绝对 不允许的。沈宗洲的这些活动，后来给他在“文革”中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但这是后话，在此先按下不表。
沈宗洲在他不长的一生中，结过三次婚。除了第一个太太以外，他 后面两个太太我都见过。他与他第二位太太，何时结婚我不知道，只记得 在“文革”后期，沈宗洲已经度过难关后，有一次，他请我去他当时在虹口 区的家吃饭。他介绍他太太说:她姓蔣，是单名，名字现在我已忘记。他 还说，他太太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好像是与他同一学校教生物的同 事，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与这位太太只见过一次面，留下的印象只是: 一个胖墩墩的年轻妇女，比沈宗洲年轻。我猜，他们当时的住所大概也是 他太太的。记得只有一间房间，很逼仄。
沈宗洲与第三位太太结婚时，已经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的九十 年代中了。我已经出国，我父母也已经移民澳洲。我父母离开上海后，我 们江苏路那栋三层楼有十多间房间的大房子里，就只有我弟弟一家三口住 着，显得十分空洞。于是，我们决定把它卖掉。房子卖掉之后，我小弟弟 一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有一时期就暂时住在虹口区海宁路上一座大 楼的地下室里。这是他单位暂时借给他的住处。我记得，那年我回国，就 住在弟弟的这个临时居所。一天，沈宗洲请我去他家吃午饭，说他又结婚 了。他跟第三位太太的住所也在虹口区海宁路上，离我弟弟家很近，走路 就可以到。这住所是沈宗洲用曹家渡的老房子跟人换来的。我记得，那是 一栋五、六十年代建的、很普通的五、六层高的红砖公房，他们的一套房间在顶楼，窗户外面就是虹口公园的一角。窗外林木森森，景色相当宜人， 倒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住所。
沈宗洲的第三位太太身段很娇小，年纪也比他轻很多。沈宗洲给我 介绍说，她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会认识的，也忘了 她太太的姓名。快到午饭时间，回来了一个七、八岁戴着红领巾、背着书 包的小姑娘，沈宗洲叫她喊我“叔叔”，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就结了婚，连 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这位太太我也只见过这么一回而已。
再过了没几年，到了 2003 年的一天，我与我在上海的小弟弟通电话。 他太太容容告诉我:前几天看见《新民晚报》中缝里登的讣告中，有一个 沈宗洲的讣告。那时，《新民晚报》每天都登讣告，只要副教授以上级别 的，去世后大概都有资格登在上面。我听了容容的话有点吃惊，连忙打电 话去问沈宗洲另一位常有来往的高淦鑫同学，他证实了容容的话。沈宗洲 去世时年仅 67 岁，死因为肺癌，显然，这跟他平时抽烟、喝酒、熬夜的 生活习惯有关吧。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位太太以外，据我所知，沈宗洲一生中还有不少 “女朋友”，所以，有人认为沈宗洲作风不正派，喜欢玩弄女性，不是一个 “好人”。但是，我认为，这只能算是沈宗洲性格中的一个大弱点而已。世 上之人，绝无完人，要说弱点，人人有之。沈宗洲交女友、换老婆，只要 不越过猥亵幼女、强奸妇女、引诱女生，这道法律界线，那么，成年男女 之间两厢情愿的事，别人既弄不清，也管不着，所以就不需去多管闲事了 吧。
其实，沈宗洲身上有两个大优点，我觉得是能够大大掩盖他性格中 的弱点的。
第一个优点是，为人正直，注重义气，讲究交情。正因为沈宗洲交 游广阔，生活作风不加检点，尤其是结交了“大右派”陈仁炳这种朋友，所 以在“文革”中，据我所知，沈宗洲被整得十分惨烈。他被隔离过好几个月， 不但被严加审问，还被学校“红卫兵”严刑拷打过多次。在“文革”中，“逼供 信”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惯用手法，就是要用折磨肉体的办法来逼他们 怀疑有罪的人交代出他们的同伙来。很多人因为受不了折磨，只好胡乱 “咬”出他们无辜的朋友。沈宗洲也受过“逼供信”的折磨，但他没有乱咬朋 友。否则，我与他关系密切，他完全可以胡乱招供，说我以前也是跟他一 起开“黑灯舞会”、一起打牌、聚会的;甚至还可以乱说，我们有一个什么 “集团”，我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要是真的如此，那我可能跳进黄浦江 也很难辩解清楚了。
沈宗洲的第二个优点是他的努力。在师院时，沈宗洲就不是一个混 混日子的学生。他在所有“调干生”中，应该说是学习最认真、基础最扎实 的一位。“文革”后，大学缺乏教师，沈宗洲很快就从中学调到教育学院 (当时还叫“红专学院”)去做中学老师的培训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副教 授。姚德禄告诉过我，沈宗洲给他和另一位同学马桂珍上过课。当然，姚 德禄是用不屑的口气来说的，因为原来的同学现在成了他的老师，他当然 有点不服气。
邓小平“改革开放”、让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施行后，媒体上 大力宣传成功的商人，那时社会上把这些人叫作“个体户”。安徽芜湖当时 出现了一位“瓜子大王”年广九，卖的瓜子叫“傻子瓜子”，生意一直做到上 海，非常兴隆。沈宗洲怎么会认识他的，我不清楚，因为我那时已经出国。 但我知道，沈宗洲为年广久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帮他做宣传。好像他的一 些报道还用到电视台为年广久拍的电视剧中去了。后来，年广久犯了法， 判了刑，沈宗洲就改写别的作品，因此而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他 2002 年出版的《上海旧事》一书，现在网上还有出售。沈宗洲生前送过我一本，后来被我父亲拿去看了，他也说写得不错。可惜这本书后来不知被 谁拿去了。
沈宗洲的成功，完全靠的是他的努力，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在帮助他。 我觉得，光靠这点，沈宗洲在我们所有同学中，也是值得大家称道的。
我班后来成了作家的另一位同学叫周绍京。周绍京是广东人，说上 海话，广东口音很重，所以，他的绰号就叫“小广东”。
周绍京与沈宗洲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沈宗洲身材精壮，衣着 整齐，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周绍京个子高而瘦，穿着极其随便，脚上长年 套着一双拖鞋，踢踢踏踏，简直给人一种邋里邋遢的感觉。大概因为是南 方人吧，周绍京不但终年穿得十分单薄，而且床上一年四季都铺着一条旧 草席，不知道他是怎么挨过上海的严冬的!那时，我们宿舍和教室里都没 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再加，宿舍里的双层床上下铺都是一层木板，不垫 一层褥子，睡在木板上面，骨头都痛。我不知道周绍京这副瘦骨头身子是 怎么吃得消这种不铺褥子的木板床的。
周绍京不是“调干生”，但又瘦又黑的一副样子，看上去好像比应届 毕业生都要年长几岁。他平时很不会处理同学关系，说起话来有一种莫名 其妙的骄傲，好像别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是“老子天下第一”。于是，凡 事，他都喜欢与人发生争论。所以，我的感觉是，别人都跟他不太合得来。 我当然更是跟他毫无交往。
不过很奇怪的是，后来，毕业以后，他跟我们班的一位叫张雪凤的 女生结婚了。张雪凤给我的印象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和和气气的一位 女同学，说起话来轻声细气、实事求是，从不自夸。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会 看中这位邋里邋遢、自高自大的“小广东”的!据说，婚后，他们生了两个 儿子。其中一个“改革开放”后去乌克兰开了一家中餐馆，娶了一个乌克兰老婆，生的下一代放在上海让奶奶张雪凤带领。俄乌战争爆发后，周绍京 儿子逃到不知是捷克还是瑞典去当难民了。
“文革”之后，周绍京好像被调到哪个小报馆或小杂志社去当编辑或 记者。当时，中国南方首先刮起一阵经商风。广东潮州一带传统上就有做 生意的风气，于是就出现了不少大商人。周绍京可能利用乡亲之谊认识了 这批商人，于是帮他们写传记，做宣传。出过一本小册子。
我每年回国，与老同学聚会，周绍京只来参加过一次。那次是在静 安公园旁边一家烤肉馆子聚餐的。除了我们每年碰头的四、五位老同学外， 周绍京和邵公望都来了，但他太太张雪凤倒不知为何没有来。周绍京还是 那副自说自话、目中无人的样子，只管在同学面前吹嘘自己的成就。那天， 他还送了我那本他写的小书。内容我已经忘记，只记得是写几位潮州商人 的发家史。
过了没几年，同学传来消息，说周绍京去世了。以后，我们老同学 再聚会，张雪凤倒来参加过一次。再以后，就连张雪凤也不见了。
当然，要是出过几本书的都可以称之为“作家”的话，那么，已经出 了七、八本书、发表过四、五百万字文章的我，应该也能挤进我们班的 “作家群”，敬陪末座吧。这么一算，我们小小一个班倒出了三位作家。我 想，在我们这一届所有班级中，我班大概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吧! （未完待续）
我父母华师大毕业后留校，一年半后我父亲转去师院教书。他是圣约翰高中毕业的，读大学时就住在愚园路锦园我二伯和公公家。我对那一带非常熟悉。师院我有很多朋友，高考恢复后考入的。作家协会我也有不少朋友。所以读你的文字很亲切。问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