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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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出版前的话
一九八八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正与来南澳探亲的父母一起用晚饭， 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杨汉勇先生从悉尼打来的长途电话。经杨先生自我介 绍，我才知道他是《华声报》的负责人之一。
杨先生的头一句问话即是:“您一定知道《华声报》，而且一定也是 我们的读者吧?”对于这个问题，我简直又羞愧、又窘迫，不知怎样回答 才好。作为一个长住在澳洲的华人，当然不会没听说过《华声报》;但是 要说是该报的“读者”，那是完全称不上的。《华声报》创刊至一九八八年， 至少也已出了一、二百期，我看过的不会到五期，怎么配算他们的读者? 对于华人自己的报刊，不但不积极投稿支持，竟然连消极地作个读者这点 义务都未尽到，又怎么不使我感到羞愧和窘迫?(注 1)
杨先生听我在电话中支支吾吾，就接着说:报社以后将会每期按时 寄赠给我，并希望我今后多向该报投稿。
《华声报》杨先生的热情、慷慨倒使我很有“无功受禄”之感，于是， 搜索枯肠、挖空心思也得写点东西出来。
其实以前，我这支笔倒是有点“意到笔随”的，每年十万二十万字的 译著、随笔在各地陆陆续续发表。然而，不知怎么，后来我这支笔变得越 来越笨拙，越来越沉重起来。所以，除了心血来潮还会胡诌几句杂文、随 笔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再写了。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在一次旧书大拍卖中买到一本中国学者蒋彝 先生三十年代在英国旅居时所写的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中译名《伦敦杂碎》，或直译为《哑行者在伦敦》)。后来，我发现蒋彝先生用 “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名字作书名写了一套游记性的随笔。蒋 彝先生之所以自称为“哑行者”，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英文，或者不愿讲话， 而是根据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意思取的 一个名号。从书中，我可以领会作者不愿在书中把自己作为一个主角来写 入，从而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而宁愿作为默默无“言”的旁观者来观察西 方风情人物，对比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记录自己的感受心情。
蒋彝先生是位学者，学贯中西;他又是一位画家，画的是具有西洋 水彩画风味的中国水墨画;他也是一位书法家，会篆、隶、草、楷，字体 清秀不俗;他还是一位诗人，写的是古诗、律诗和绝句，诗句通俗易懂， 诗中有画，画中有情;他更是一位散文家，我看过他的两本散文都文笔隽 永、流畅，古今中外，融为一体，见闻感想，触类旁通。
读了蒋先生五十多年前的游记、随笔，倒真有点引起我重新提笔的 兴致。蒋先生在伦敦旅居了五年，他即景抒情洋洋数万言记下所闻所感; 当时我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市也已住了五年有余了，其中不但看到了五、 六次南半球的春夏秋冬，也看到了南半球的种种风土人情，尝到了人生的 甜酸苦辣，为什么不像蒋先生那样，一点一滴、一情一景地记述出来呢? 我的经历及感受，还会引起别人的共鸣、使别人得到启示，也未可知。 《华声报》杨先生的电话，成了我动笔写《南澳散记》的催化剂。
在一九八八年中的五个月里，我一口气完成了这本《南澳散记》， 寄澳洲悉尼《华声报》，连载了一年半。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 写这本文学性的散文实在有点“不务正业”。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在澳洲 一发表，竟然好评不断在悉尼、墨尔本各华文报纸、杂志上出现。《南澳 散记》被誉为是“开放在南半球的一枝中华异花”(墨尔本《海潮报》)， “很有特色的散文佳作”(墨尔本《汉声杂志》)，甚至是“属于全世界的”， “生平读到的难得的佳作之一”(悉尼《华声报》)。这近十篇评论评得那 本《散记》成了澳洲文坛最佳的散文作品，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起来。
其实，回想写此书的动机，完全如最近刚故世的当代伟大美国作曲家阿 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 1900-1990)在他的音乐论著《音乐和想像》 (Music and Imagination)中所说的一样，只是“自我表现”而已。当然， 科普兰说的是音乐家的作曲，但道理跟作家写书一样，所以摘引如下:
“为什么创作音乐对我的灵魂如此重要?是什么使作曲 成为那么绝对地有必要，因而与其他日常活动相比，别的 一切都是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创造力的冲动永远不会满 足?为什么一个人永远都创新?对于第一个问题——创造 的需要——答案总是一个——自我表现;这是用以证明一 个人对生命的最深感觉的基本需要的。......每创作一部作 品随之而得到的是一种自我发现。为了了解自己，我必须 创作。......而且，正如艺术家是通过他的创作来发现自我 的一样，世界是通过艺术家来发现自我的。通过艺术家的 创作，世界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实质。”
也许正是艺术家发现自我和世界发现自身存在的这种相互关系，促 使我选择了本书的特定题材:南澳，以及特定形式:散文。我选择南澳是 因为我居住在南澳，是我文章的出发点，也是我要想发现的世界。然而， 我又不想只发现南澳，而想发现自身。于是，我就只能采取散文这种形式， 以自身为线索，把我主要生活过的环境 —— “解放”前、“解放”后和“文革” 中的中国以及西方世界连接起来。在写作中，我尽量抛开一切束缚，包括 形式的和内容的。我以为，我这样的形式及内容会被人批评为“零乱不堪”、 “目中无人”。但是，意想不到这种写法正是评论中最为推崇、欣赏的，并 被认为恰是我的独特风格。
文章写成了，也在报上连载完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朋友和 朋友的朋友都来索取那本《散记》的影印本，弄得我既欣喜，又不胜其烦。 于是，大家就怂恿我将它出版成书。出版成书当然是正合我意的事。然而， 不知是那本东西“生不逢时”还是有别的原因，自从该文连载完毕至今一年 之中，我设法联系了不少国内外出版机关，都讲现在散文销路不畅，不愿 出版。我真没有想到:要出版一本书原来会比写成一本书更要艰难呢!
不料正在我认为此书出版无望之时，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忽然慧眼独 具地决定出版此书了。这真使我有点喜出望外。在这里，我除了向该出版 社的全体编辑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之外，只能祈求我的这本小书在她的作者 的祖国也能像在他的移居地一样大受欢迎，从而使那个好心的出版社不要 因此书的出版而亏本了。
本来，趁着出版之便，我应可以大大斧凿、删削一番，无奈我素来 不会删改自己的文字，看来看去只作了一些细小的改动而已，其他仍然让 她保持原来面貌，美丑不论吧!
我想，孩子一旦出了娘胎，是美是丑都已成定论，无法再改动了。 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如果嫌他不俊，除了再生一个之 外，恐怕别无他法矣!
一九九 O 年十二月十一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注 1:其实在我开始为《华声报》(周报)写“南澳散记”专栏前，已经为墨尔本的《汉声》杂志(月刊)写了几期稿。杨汉勇大概看到了《汉声》上我的文章，才想 到来向我约稿的。不久，墨尔本创办了澳洲第二份华文报，名《海潮报》(周 报)，也来约我为他们写稿，于是我就在 1989 年元月开始为他们开了一个“东城 随笔”的专栏。这么一来，那时，我就为澳洲的“两报一刊”同时刊登专栏。“两报一 刊”，在“文革”时是家喻户晓的名称，指的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 《红旗杂志》。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文章，都先在这“两报一刊”上发表。所以， 我后来常对人说: 我也为澳大利亚的“两报一刊”写过稿，而且是同时为三份报刊写稿。这在澳大利亚大概还没有第二人吧!
我前些年也买过一本旧书，Chinese Calligraphy,by Chiang Yee,是Methuen & Co.LTD. London,1938 出版。买来也没看，也不知Chiang Yee是谁。最近才知道Chiang Yee 叫 蒋彝。这么有意思的人。
我真的从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感动的事，您说人家要像蜘蛛一样 时机没到来的时候努力织网 就像最黑暗的时候，您也没放弃学习英文 其实您当时也不知道将来能有出国的机会 机会来到的时候敏锐抓住机会 就像你能敏锐抓住机会出国 很多人都没有抓住机会
我真的觉得您的文章一定会流芳百世，让众生受益 就像您的祖先，高老太太行善一样，您这样写文章也算是行善了
希望将来看到您更多的文章 谢谢
我看您上次在文学城登上了南澳散记目录，特别想看，但是网络上还看不到这个文章，期待将来有机会能看到。我当时出国觉得像人连根拔起一样，特别一开始特别难。您这样的世家子弟，居然能够吃得下这样的苦。特别是你说在纽约流泪的那一段，我是感同身受 因为您说过 电视剧好像是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人吃的苦您都吃过。我刚出国的时候经历也一样，但是我就写不出来
实在太喜欢您的文章了，有很多感想一时写不出来 我词不达意，请多多原谅
希望看到您更多的作品 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您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