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树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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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续忆》
附录四
扫地出门(注)
高诵芬起草
徐家祯整理
1966 年从 8 月底到 10 月底这两个月中，我家不知 来了多少批红卫兵。家中值钱 的东西都被他们抢的抢， 偷的偷，拿光了。三层楼的房子，十几间房间，每间都像刚 遭过战火一样: 家具挪了位，横七竖八地放着; 抽屉开的开，关的关，有的还翻倒在地 上; 满地都是踩脏的衣服、被单，撕碎的纸片、书画、文件; 打破的瓶瓶罐罐，堆得有 几寸厚。我们也懒得打扫、整理，因为知道整理、打扫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小时就会 有 一批红卫兵来抄家。何况，那时已听见有资本家被扫地出门的事了。消息传来说:某 某大资本家被赶到棚户区去了，一家几口挤在阁楼上，只有几平方米大的房间，还没 有自来水和卫生设备，要每天去公用水喉提水，去公用厕所大、小便，还要倒马桶。 还听说红卫兵让某大火柴厂的老板一家住没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他们两夫妇都是全上 海有名的大胖子，有几百斤重， 以前我看见他们坐在三轮车里，一个人坐一辆还塞得 满满的。现在只好用木马桶，一坐上去，马桶就散开了，粪尿流得满房间都是。这简 直是恶作剧!
我想: 我们一家四口在这样大的房子里总是住不长的，不知会搬到哪儿去呢。只 希望不要如此狼 狈就好了。
“文革”中住处:上海江苏路安定坊 284 弄 16 号
11 月 4 日下午二点左右，突然居民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房管处 的几名干部来 了，通知说: 这房子要做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我们明天就得马上搬出去。
那时，我经过两个月抄家、批斗的折磨已经吃不消了，经常会感到恶心、气闷， 脉搏间歇很厉害，心脏也很不好，又患严重的失眠症， 正躺在床上。我丈夫半年多前 刚中风出院，抄家前已能行走，现在受了刺激又严重起来，也躺在床上。我想: 现在要 我们立时三刻搬出去总不是好事，只希望不要搬到棚户区去; 再说，一房子抄剩的木器、 衣物叫我放到哪儿去呢? 总不见得再让我们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吧! 这样想着，我就 对干部们说 :
“你们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我们只希望住的地方要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我丈 夫中风过，身体不好，希望你们能够照顾照顾。再说，这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一个干部说 : “给你们住的地方当然有自来水、抽水马桶。这里的东西我们会照 顾的。你们不放心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去看房子。”
那天，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正在家，于是，我们三人就跟他们去看房子了。原 来居委会打算让我们搬去的房子就在附近，离我们自己的房子只有十五分钟路，在一 条很大的弄堂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分配给我们的是朝北的后间，倒很大，好像 有二三十平方，但黑洞洞 的，只有一扇窗，窗外一二米就是别家的高墙，几乎完全没 有光线能 射进来。房里唯一的光源来自很高的一扇天窗，像牢房一样。而且这 幢房子 的住户好像很多，只见周围都是人家，厨房、洗澡、水龙头都 是公用的。
我大儿子对里弄干部说 : “我父亲中风后身体到现在还未复原，能不能换一间朝 南有阳光的房间?”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小外孙(摄于住处)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外孙、外孙女(摄于住处院中)
他们回答道: “这样的房间，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很多资本家被扫到没有卫生设 备的棚户去了，你们也一定知道。还要挑精拣肥吗? 明天上午就搬进来吧!”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好默默依从。回 到家里，我们整理了一些东西，把要带的必需品装 在几个箱子里，再决定要搬什么家 具去，还打算明天一早请人先帮我 们去那间房打扫一下。
谁知第二天早上，居委会来人通知: “不要搬了!”我们不知是吉凶祸福，心中转辗 不安。到了下午三点钟，突然来了大批街道党委、居委会和房管处的干部，男男女女 总有几十人，他们叫我们立刻搬到附近另一条 里弄去。我们说想先去看一看，至少也 要先去打扫一下吧。他们说:
“不用看了! 花园洋房，还有什么好看的!”
说搬就立刻要我们动手。我们以为至少昨天已经整理了一下东西， 那么就把准 备好的东西带去吧。谁知他们说，所有带去的东西都要检查过:衣服只能带布的，呢绒、 绸缎、皮货一律不准带; 家具只能拿最劣质、简单的。而且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一条 被子; 再拿一张原来放在院子里吃饭的白木桌子、四张方凳、一张大床、两张可以折叠 的钢丝床 和一只放被子的被柜! 后来大儿子说，他是当老师的，总要一张书桌和一个 书架吧。他们说，拿了书架就不能拿书桌，两者选一。最后，大儿 子选了书桌，于是, 他们让他拿了家里最破旧的一张。大儿子又说，父亲 中风还未回复，希望能有一张有 靠背的椅子可以让他坐坐，于是总算他 们答应让我们拿了一张藤椅。至于书籍，除了 《毛泽东选集》，我们只 能拿一套《鲁迅全集》。这就是我们允许带去的全部财产!
我在二楼房里整理要带去的衣服时，里弄干部们就在旁边监督， 顺便就在我们 的抽屉中乱翻。平时都是邻居，现在却“痛打落水狗”，翻脸不认人了。一个叫刘英的 干部，在我的柜子里看到一块绿格子的 锦缎被面和一对白布绣花的枕套，拎起来对大 家说:
“看呀! 他们用这么讲究的东西!” 我心里暗暗想:真是少见多怪，乡曲小民! 这种普通东西也值得 大惊小怪! 我在理衣服时，背后站着一个叫魏淑琴的干部，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高诵芬，你以后要改改呀!”
我心中暗想: 我一世不偷别人的财物，不抢别人的东西。天让我生 在富家，嫁 在富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我从未做过坏事，待人一向客 客气气，没有贫富之分。 以前里弄要选妇女代表，派出所还硬要群众选我。政府每次有什么号召，作为妇女代 表，我只好带头响应。有一次某地发生水灾，里弄里发起捐寒衣运动，我第一个将家 里的棉衣、棉被拿了许多送到居民委员会。你们干部还玩笑地表扬我说: “高诵芬呀， 你发嫁妆了!”办人民公社，办托儿所，我又第一个把家中碗碟、画报、书籍捐出去; 1958 年大炼钢铁，我把嫁妆里全新的铜、锡器捐出去，居委会还把我捐出去的东西放 在里弄展览会展览，做大家的榜样。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 真欺人太甚! 想到这儿，我 就脱口而出:
“我五十岁了，改不好了!”
她讨了个没趣，倒也只好哑口无言。
东西理好了。儿子们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躺在床上的父亲扶上了车，车上再 放两只幢篮，里面装的是油盐酱醋和碗碟筷子。三轮车来回装了三、四趟，全部家当 就都装完了。天黑了，干部们不让我们再 搬，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居住了十多年的老屋。 屋子里剩下的东西，连 破布、纸屑、垃圾都全被没收，我们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手里拿的是扫帚和畚箕，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扫地 出门”!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在同一天，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叔祖一家也被里弄干部扫 地出门了，而且就 扫在与我们同一条弄堂里。因为三叔公家那时只剩他们两老夫妻和 一位还没有结婚的女儿，按照里弄 干部的标准，三口之家还没有资格跟我们那样住朝 北的后间呢，于是就分配给他们住一个只有一扇小窗的汽车间。他们的大儿子一家七 口以前也跟他父亲同住，现在同时扫出了老屋，住在同一条弄堂内 一栋老式石库门房 子里，七个人合用两间，连卫生设备也没有，只好每天倒马桶。不久，原来跟我们住 在同一条街道的二叔公也被扫出了老屋。二叔公 以前有姨太太，租房子住在静安寺附 近，后来姨太太死了，房子就由本家绍大看守，现在红卫兵就把 他们一家扫到那间屋 子去了，条件比我们都好。看来所谓“狡兔三窟”还是有道理的。(注 1)
搬出了老屋，红卫兵的骚扰总算停止了，因为 我们拥有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检 查过、批准过的， 当然再抄家就没有意思了。但别的骚扰却又来了。 搬出老屋不到一 个月，房管处忽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青皮寡血、猴头吊颈的干部，来责问我们为什么 当年的房地产税还没有缴付。我说: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不住自己的房子而租住房管处的公房了。既然我们的房子 已经交给了房管处、 居委会，怎么还要我们付房产税呢?”
他们回答说: “不管你们住不住，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你们的，房产税还得由你们 来付! 如果三天之内不缴，红卫兵再会来一次革命行动，把你们扫到棚户区去!”
这真是蛮不讲理了: 既然房产权是我们的，我们当然应当付房产 税，但为什么 我们却没有权利住到自己的房屋里去呢? 既然整栋房子现在都由房管处、居委会在使用， 我们已经住进公房，每月要按时向 房管所缴付房租，那么还有什么责任为我们已经没 有使用权的房子付房地产税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 但这就是当时红卫 兵的逻辑!
自从抄家第一天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五百块钱以后，厂里始终没有 再给我们一 分钱生活费。我们一家四口只有大儿子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资收入，这就是全家的生 活来源。那五百块钱除了给女佣解散费，还被 红卫兵偷掉一部分，再在两个月的家用 中贴掉一部分，剩下不到两百元 了，现在房产税就要一下子付掉一百多元，将来生活 怎么过下去呢?
第二天，我大儿子陪我去区房管处，想恳求他们宽容一下。他们丝毫不肯让步， 并说: “这一期房产税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缴清，否则马上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以后， 不管住不住在那房子里，只要房屋所有权是你们的，就要每年按时付房产税，除非主 动将房屋上缴。”
我听了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他们逼我们缴房产税的本意。他们 是要没收我们 的房子! 因为这栋房子的户名一向是我的名字。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没有理由可以 没收我的财产，于是就想了这个办法来逼我上缴。但不上缴又能怎样呢? 我们难道每年 还有能力为自己不能住进去的房屋缴房产税? 何况，这样一年年付下去，到哪年才会了 结呢? 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填了房管处早就准备好的 “房屋上缴申请表”，签了字、 盖了章，把老屋“主动”上缴了。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住处
高诵芬全家“文革”中住处
里弄分配我们住的新住处离我们的老屋很近，走路只有五六分钟而已。其实， 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老屋的全景，好像时时提醒我们原来的家在哪儿!
新住处的房子不能算差。那条里弄原来也是很整洁、安静的。每 家都有一个小 铁门，一个小花园，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的，有 汽车间，有小阳台。我们搬进 去的那栋，原来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 现在已被供为大花瓶的荣毅仁家的私人秘书 独家租住的。主人跟荣家是同乡，也是世交。那时住着男女主人和他们的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还有一位老父亲，大家叫他老爷爷。老爷爷原来就是荣家的私人老师， 后 来进了文史馆。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算资本家，当时是不一定轮得着抄家的。但据 说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里弄干部，干部叫了一班不知来历的红卫兵，被莫名其妙地抄了 一次家。因为抄过家，在房管处看来就成了好欺负的对象。再说，这房子本来不是私 人拥有而是房管部门的。于是，房管所先逼他们空出车间楼上两个小亭子间来，让两 家工人搬了进去; 又叫他们空出楼下朝北的一间来，让我们一家搬进去;最后又要他们 出空汽车间，让一家工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住进去。于是，本来独家住着的房子就成 了五家合住!主人七口人缩在四间房里，虽然条件比我们几家都要好得多，但也已经够 委屈他们了。
那位老爷爷真正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注 2)。六十年 代中，上海有位资 本家自费印了一本《思亲记》，纪念他以前当过宁波米业公会会长的父母，请文史馆 的很多文人学者为那本书题诗、写 序、作跋。也有人请我丈夫题诗，他没有答应。那 位老爷爷也是文史馆馆员，又会舞文弄墨，当然书中少不了他的大作。结果该书文革 之前就受批判，说:“做‘米蛀虫’的父母还值得思念? 什么阶级感情!” 于是参与者人人检查 过关，老爷爷自然也逃不掉挨一番批判， 但文革初期倒没有触动他。我们扫地出门， 天翻地覆、狼狈不堪的那天，他一个人还低头在中间客堂里专心致志地剥两只小螃蟹， 对来往穿梭似地搬瓶瓶罐罐、破破烂烂的我们，连一眼都不看，好像那时那地，除了 两只螃蟹，世界上别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似的。后来，我们搬进去住，老爷爷的房间跟 我们只有一门之隔，他也很少跟我们讲话， 只是在家里看书、写字而已。有时还下厨 去做一两样自己爱吃的小菜，换换口味。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精神却很好，走路健 步如飞，有时还一个人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给大家讲讲见闻。不料过了一年，老 爷 爷忽然在里弄的批斗会上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地主分子”之类，勒令他去扫地劳动， 还要捧着毛的“宝像”每天去“请罪”，受红卫兵的污辱。一次他被一个红卫兵在腰里打 了一拳，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呜呼哀哉了。
老爷爷的儿子是屋子的男主人，也是位读书人，善书画，爱藏书。 (注 3)他把自 己的书斋叫做“千明楼”，据说已经收藏了四百多本明版明钞本，正向一千本的目标努 力，所以叫”千明楼”。他知道我丈夫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就常来跟他谈论，倒从来 没有对我们显出 一丝歧视。即使在我们最为倒运的时候，他们两夫妇也称我们“徐先 生”“徐师母”。男主人有一次还对我们说: “在外面我们不要打招呼，在家里我们都是一 样的。”老实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能这样处事的人当时实在并不多。他见我丈夫 的几万册藏书都被抄光，就常借书给我丈夫看。还拿插页出来请我丈夫题诗、题词， 并要我丈夫把日期倒填在 1949 年改朝换代以前。这样，一旦红卫兵抄家发现，也不至 会批判说: “文化大革命中竟还敢继续搞封、资、修!”
男主人还喜爱玫瑰。他们的花园不大，但花圃却整理得井井有条。 几十株玫瑰 品种都很好。每株花下还插着一块小木牌，上书中英文对照的花名，像植物园一样。 但“文革”期间，养花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所以男主人不敢再照顾玫瑰， 于是花儿也就一年不如一 年了。
那家住在亭子间的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很少见面。而住在车间 的工人一家 倒每天都碰头。他们虽算是“领导阶级”，应该与我们“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但实际上 却待人很讲道理，常为我们讲几句公平 话。尤其是大家接触多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不是“坏人”，就常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来进了学校，常来请教 我大儿子 功课。他们不在家时，就托我们照看这两个孩子。大家来往很密切。
在这栋房子里，归我们独用的就是底层那朝北的一个十六平方米的后间。夏天 下午，朝西太阳晒进半个房间，热得像蒸笼; 四个人睡一间，晚上热得不得不开窗，但 又怕坏人从窗上爬进来，只好用两个 装水果的竹篓子的盖子绑在窗上做栅栏。冬天则 终日不见阳光，玻璃 窗上结满冰花，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会连底冰冻! 房间朝南那面 隔一扇拉门就是老爷爷的房间。原来，那扇拉门一拉开，前后间可以打通 成为一个大 客厅; 现在，后面一半就住了我们一家四口。朝北是两扇 玻璃窗。离窗十多米远就是 棚户区的房子，从他们的窗口可以洞察我们室内的一切。我们刚搬进去时，棚户区的 孩子们幸灾乐祸地成天爬 在离我们房间两三米远的篱笆上看大资本家的家，有时还高 声叫喊: “大臭虫!” 这是北京红卫兵写在我衬衣背后的字，我穿着扫马路，当 然大家都看 见了。他们还用石子、泥巴扔我们的窗户，我们只好整天把窗关上，对他们的谩骂、 喊叫、投掷不闻不问、熟视无睹。闹了几个月，孩子们觉得乏味，也就不来管我们了。
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两张铁丝折叠床、一张书桌， 一张饭桌和 四只箱子，已经没有地方再放被柜了。幸亏我们吃饭的方桌，原来是放在园里夏天在 庭院中吃饭时用的，平时不用时可以把桌 面拆下，桌腿折起。现在，我们就把桌面拆 下，搁在被柜上，把两件家具合而为一。这件“二合一”的“新式”家具，就放在朝北的 窗口。 平时把桌面朝窗户推过去，留出地方来走路; 吃饭时才拉出来。我们把它叫做 “活动桌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房里就几乎一无所有了。 而留下让人走路的空间最 多也只有二、三平方米而已。
我们房间的隔壁是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小间，有个洗水池，一口 白色的碗橱。 照例，这间小间应该是由我们使用的，我们可以用来做厨 房，放杂货。但原主人房子 压缩之后，他们的东西也无处可放了，于是占着白橱不让，其他杂物也堆在小间里， 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使用。而煮饭，则就到公用的厨房去跟原主人和汽车间的那家工 人合用。
我们房间的外面就是一个十一、二平方米的门厅，原来应该是公用 的，但既然 原主人的饭厅被我们占用做了房间，他们一家七口就用门 厅来吃饭了。门厅边上有一 个厕所，由所有的住户合用，洗澡则要到 二楼去。洗澡间也是由全栋房子的住户合用的，于是夏天只好排队轮 流。我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一幢房子，用水、用 厕所、洗 澡、煮饭都要动用三家合用的一点地方，于是纠纷总是难免的。
搬进那栋房子不久，冬天就来了。扫地出门时，里弄干部只让我们拿一只皮箱 的衣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里面，可以放得下多少呢? 天气渐冷，我们的衣 服被子都不够了。那时，我们留在老屋里的物品，大概除了被褥、家具被居委会、房 管处拿去给大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用，或者被干部顺手牵羊、浑水摸鱼拿回自己 家去之外，还都放在房子里面。只是因为房间要空出来给大串联的红卫兵住，就把所 有的衣物、箱子都锁在几个较小的房间里。那时，上海每天有几百万红卫兵从全国各 地来上海串联，上海市委要解决他们的吃住。最多时，光我们的老屋就住了几百个红 卫兵!
1967 年 1 月是所谓的“一月风暴”。红卫兵造上海市委的反，各级干部自身难保， 学校也成立了“造反队”。我大儿子没有历史问题， 也可以参加“造反队”。于是，他戴 了“造反队”的红臂章，到居委会主任朱玲娣家要求回老屋拿东西。朱玲娣那时自己也 在挨斗，一见我儿子戴了红臂章上门去，以为要造她的反，只敢将门打开一条门缝， 连声把责任推到房管处。大儿子再到房管处去要求。房管处那时也群龙无首了，就把 老屋的钥匙交给一位老管理员，要他陪我们去拿寒衣。 我们进了老屋，看见原来的房 子已被红卫兵破坏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打开堆衣物的房间，只见箱子、杂物堆 到天花板，要的衣服无从找起，只能爬进去拣拿得出的箱子抬了几箱出来，顺便看见 父亲收藏的砚台、书籍中还有一些没有被红卫兵拿去，也“偷”了一些夹带出来。后来， 去拿东西的次数多了，房管处的那位老管理员既不耐烦， 也对我们有点同情，而且那 时有风声说“资本家抄家没收的财物都要发还”，他就对我儿子说:
“反正东西迟早总是你们的，你们把钥匙拿去吧。以后拿东西不要再来找我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进老屋去“偷”自己的东西了。不 过，我们住的房 间只有十六平方米，再多拿也放不下; 再说，好一点的东西早就被几批红卫兵抢光，我 们“偷”来的只是虎口剩余而已; 加上那时还真的认为“东西很快就会发还”，何必现在去 拿呢? 于是拿了几次就不再去拿了。谁知不久，大串联结束，红卫兵接待站关闭， 我 们的老屋就变成了整个区的抄家物资处理中心。造反队把全区抄来的书籍、字画、文 物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老屋中整理、分类、处理。我们的书画、文物当然也混在其中了。 其余的物品则由我们厂里再来几 辆卡车全部车去。抄家物资处理完毕，我们的老屋就 成了区的警察局， 楼下做交通警察的办公室，二楼做警察宿舍，三楼则住了局长一家。 这样的局面一直保持到 1982 年政府落实政策把老屋发还给我们。
搬进那后间的第一个五月，天刚开始热起来。一天下午，我坐在床沿，忽然看 见一只大臭虫，吃得饱饱地在爬。我还以为是儿子们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谁知那天夜 里，我和丈夫都被臭虫咬醒了。我们家 一向没有臭虫，所以一咬就睡不着觉，但怕开 灯会照醒第二天要上班的儿子，就只能忍耐着。看看儿子们睡梦里也在抓痒，但年轻 人好睡， 没有被臭虫咬醒。第二天，我看床上席子的四角，见里面已经躲着臭 虫了， 只好忍痛把好好的席子角剪掉，再用布把四角缝起来，不让臭虫爬进去。在上海，一 般人家都睡木头框架的棕绷床，最容易有臭虫 钻进去藏身，所以我家的每个棕绷都用 厚布做着棕绷套，以防万一。 我检查了一下那时家里唯一的那个棕绷，套子里倒幸而 还没有发现臭 虫。后来，我们看见主人在院子里用滚水烫棕绷里的臭虫，也看见臭 虫 在他们墙上爬，才知道原来这栋房子是个臭虫窝! 两个儿子连忙买了很多“敌敌 畏”“DDT”“六六六”等杀虫药来，把所有的家具脚和门框都涂了一遍。床上先洒一层 “六六六”，在粉上铺报纸，报纸上再放垫被、床单。每天晚上，我们就是这样睡在“六 六六”上的! 跟隔壁老爷爷通的那扇拉门是臭虫爬过来的主要通道。儿子们就先在门框 上涂厚厚一层以“DDT”溶化的“六六六”粉，再密密层层糊上牛皮纸，纸上再涂一层杀 虫药。整个房间充满浓浓的杀虫药气味。我 们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利，简直是“饮鸩止 渴”，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采取这样严密的防守政策之后，房里的臭虫竟然渐 渐减少， 最后终于消灭了。
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抄家不来了，但我丈夫是本地区的大资本家，又因 1949 年前做过法官，是双重“四类分子”(注 4)，于是凡是里弄街道开 批斗会，即使不是斗他， 他也总会被拉去陪斗。尤其刚搬到新地，弄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来敲门要他 去扫地， 大热天还故意要他在中午烈日当头时去扫。 幸亏这样弄了几个月，他们也乏味了。
十六年中，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过来。1979 年，政府落实政策，我们的 财产发还了。1982 年，我们终于搬回老屋去了。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一位邻居，她 对 我说: “你们搬回老家去，真是‘死人从棺材里爬出 来，青草从石板里长出来’了啊!”
又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遇见一个平时不熟的邻居，上来主动跟我打招呼， 对我说: “你们只不过比别人多几张钞票而已，有什么罪! 现在‘四 人帮’打倒，你们好了!”
我去附近眼镜店配眼镜，一位我不认识的女职员再三对我说: “现在你要想通点， 不要再做人家 了 (“做人家”是上海话，“节省”的意思)!”
我家附近有一位摆摊的小贩，后来退休了。每次在路上看见我，他总要热情地 握着我的手说: “你千万不要做家务了。休息休息，吃得好一点，想通点啊!”
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 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 年 9 月 8 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2022 年 9 月 11 日
修改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请见本书“附录四”之注。注意：文中的“我”为作者的母亲，不是作者。
注 1: 关于我的二 叔公和三叔公，可分别 参见《山居杂忆》第 23 章《结 婚 之 四 》。关于绍大，有专 文详述， 可见该书第 44 章《阿 苏和绍大》一文。
注 2 : 关于老爷爷朱梦华，可详见本书第五章〈故园已不可再识〉注 3。
注 3: 关于屋主朱复康(龙湛)先生，可详见本书第五章〈故园已不可再识〉注 4。
注 4: 关于我丈夫经历，请参见本书“附录三”。
街道居委会权利很大，带人抄家，和房管局串通，小人得势，红卫兵去插队也是挨整，那时普遍都挨饿和精神折磨，命如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