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鸟
就是想飞。
小美
我生妹妹以后，小美是我家第二个保姆，妹妹一个多月时她来到我们家。一看她那么年轻，我心里开始犯嘀咕，别又像第一个保姆一样干几天就走了。
第一个保姆是江苏姑娘小平，才十五岁，刚从家乡出来就来给我伺候月子。小姑娘不知该干些什么，支一支动一动，却爱看书，整天捧着一本书埋在里面。请她做点事，很不情愿放下书。我没用过保姆，不好意思支使别人，就自己蹭着去干。小平是独生女，不会做饭，我做的饭又不合她的口味，吃几口就做要呕吐状，像害了喜。我急忙说：“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自己做来吃吧。”她倒不奢侈，只吃白开水泡饭。女孩正长身体，光吃这个怎么行？结果又要操心月子孩，又要操心小保姆，累得很。干了不到一个月，她收到家里一封信，哭了一夜，问她，没什么大事，就是想家。第二天就辞工，回了家乡。
还是得请人，出了月子我要上班，得有人带孩子。丈夫说，从贵州老家找一个吧，老家穷，从大山沟里出来的人可以踏踏实实地干。寄了火车票钱回家，那边送过来小美。
小美仍是年轻。十七岁，个子矮矮粗粗，面孔黑黝黝的，眉眼直愣愣的。刚从山圪圪到大城市，手脚都没地方放。不过她的嘴很甜，把自己放低了一辈，管我叫婶婶，(十五岁的小平还叫我姐姐呢)，管刚出生的女儿叫妹妹。她的贵州口音把妹妹说成“美梅”，十分的入耳。她也机灵：“婶婶你教我，我样样都学得来。”我做饭，她在旁边递油递盐。我给女儿洗澡，她在旁边递毛巾递肥皂。不出几个星期 家里的活路样样都拿起来了。
小美来了不久，女儿脸蛋儿嘴边长满了红斑，刺痒刺痒的，都给抓烂了。老太太们说是牛奶过敏，遂不敢喂牛奶，吃些糕干粉之类。红斑还是长，身上也有了，痒得她日夜啼哭，大人小孩都休息不好。我和小美抱着妹妹去医院。医生检查了妹妹的红斑，再看看小美，问：“这是谁呀？”小美不愿说自己是保姆，忙说：“我是美梅的姐姐。”医生打量着小美，再看看我，觉得不象母女。问：“从哪来的？”我代答：“从贵州。”医生说：“伸出手来看看。”小美手心有一层层的蜕皮，医生刮了一小片，进了化验室。一会儿他出来，对小美说：“你过来看看，家长也来看。”显微镜下，一个浑身是毛，张牙舞爪，面目丑陋的“大虫子”，豁然扑入视野，吓得我一哆嗦。医生说这是疥虫，在小美手上找到的，孩子身上的红斑是疥疮，是被她姐姐传染的。想到两个月的妹妹身上爬满这样穷凶极恶的虫子，我心疼得要流泪。回到家马上拆洗被褥，烧水烫衣服。小美象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一声不敢吭，也不敢碰一碰她心爱的妹妹，只是一个劲地干活。然后她和妹妹从头到脚抹了药，包得严严的，捂了两天。折腾了一大阵，疥疮好了，两个女孩便都象脱胎换骨的人，皮肤细嫩起来，人也水灵了。事后说起来，小美又不认账了：“哪里可能么，我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虫子？”
小美从农村来时带了几身衣服，浅粉色带金丝边的西装外衣，翠绿带粉花的毛衣，宝蓝色的喇叭腿裤。在我家待了不久，小美知道这些衣服很难穿出去了。正值夏天，我给她缝了一条连衣裙，浅蓝底白花图案，白领白袖边。小美穿上，效果出奇，立刻如换了一个人，现出了青春蓬勃的样子。小美爱煞了这条裙子，从不离身，晚上洗白天穿，美得不行。于是我又给她缝了一条连衣裙，两条换着穿。过了几个月的城里生活，小美的身材竟苗条匀称起来，眼神也不是那么直直愣愣的了，穿着飘飘逸逸的连衣裙，俨然一个城市姑娘。
小美非常喜爱妹妹，整天抱在手里。我说：“小孩不能老抱，养成不下怀的坏习惯，把你累死。”我心里还想，万一小美走了，我可应付不了抱惯了的公主儿。小美说：“听不得娃儿哭。”还是抱着天天下楼，和院里带孩子的老太太小保姆凑在一堆晒太阳。每天回来都要喜滋滋地说：“我们美梅是全院最漂亮的孩子。”我不置可否，她急了：“真是哩，不是我说的，人人都这么讲呢。”我们住的是学院宿舍大院，另有一个员工的女孩云云和女儿差不多大小，也是个小美女，两个女孩共享“学院两枝花”的美称。小美不服气，总想独占鳌头，下楼晒太阳时满院寻找云云比美，示威似地和人家站在一起，回来汇报：“还是我们美梅最好看，云云就得一样，白。一白遮九丑。”因为妹妹模样可爱，小美特别喜欢抱着她到处游走，听别人的夸赞。大院里人们叫美梅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都以为女儿的名字叫美梅）抱妹妹的小美出足了风头。
妹妹才八九个月，小美就开始教她说话，天天坚持不懈，尽管妹妹不理不睬，不屑张口，小美始终不肯放弃。一天，小美抱妹妹冲进家门，喊道：“婶婶，美梅会说话了！你听，美梅，叫姐姐！”妹妹费力地压低舌头，口齿不清地叫出：“且、且。”第一声称呼不是爸爸妈妈是姐姐，小美像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喊妈妈一样兴奋，我们宽厚地接受这个事实，把这视做对小美爱心的一个奖赏。
我们和小美相处很好，真希望她能长久干下去。等妹妹上了幼儿园，她愿意回家也行，不愿回去就帮她在北京找个对象安家。可是小美说她有男朋友了，不过她总是说，婶婶你放心，我要把妹妹带大了才走，让他等着去。小美常常收到家信，躲在一个角落看半天，美滋滋的，都是男朋友来的。晚上坐在床上，背着灯光，在阴影后面写回信。高兴时给我念一段男友的信或她的回信，憋起嗓子，用外省小学生念书一样的普通话，尽是些“山高海深，比不上对你的感情深”一类的老话。她又拿了几张男朋友的照片给我看。那男的瘦小枯干，尖嘴猴腮，留着小胡子，穿着鸡腿裤，里勒歪斜地站着，像足了无业游荡的二流子。我问：“他是干什么的？”小美说得很含糊：“晓得哩，他不愿意种田，又没得本事，就喜欢跟人家耍钱。”我问：“什么叫耍钱？”她说：“就是赌钱哩。”我问：“农村怎么赌钱？”她说：“扔一个玉米豆，猜是凹面还是凸面朝上。”我很失望，果然那个小胡子不务正业，赌起钱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赌，连玉米豆也能赌得津津有味。“没得赢的，”小美抱怨，“庄家有两颗玉米豆粒，里面塞了一小片牙膏皮，总是一面朝上，你猜哪面都输。”我真为小美不值，小美虽然不特别好看，但聪明善良，也不至于配这么一个人。
后来再收到信，小美开始不安：“他叫我回去，那边都传说我在北京又找了一个对象。”小美一封封地写“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话，可是那边来信一封比一封急促，一封比一封严厉，说是要不回去，就来北京把她抓回去。小美越来越焦躁，我们也越来越不安。我试着对她说：“要不然你和他就算了，好青年多得是，你又不愁找不到。”小美说：“婶婶，你不知道他的脾气，凶得很哩，他真的会带人到北京来把我搞回去。”犹豫了一会儿又吭吭哧哧地说：“我已经和他发生关系了。”在农村姑娘的观念中，有了这层关系就意味着一辈子跟定这个人了。
终于有一天小美说：“我要回去了。”她实在经不住男朋友的死缠烂磨，也没准是太思念男朋友，农村姑娘对于爱情是很执著的。我们给小美买了火车票，装上了大包小包的衣服，两条心爱的连衣裙也叠得规规整整装进包里。小美眼泪汪汪地告别了我们和妹妹，走了。
妹妹刚会叫姐姐，姐姐就没了，妹妹哭了几天几夜表示她的思念。从那以后，妹妹咬紧了牙关，再也不吐一个字。外婆及后来看她的老太太急坏了，怕她是哑巴。我也着急，安慰自己说，小美在时，她已经会叫姐姐了，小美要是不走，她该什么都会说了。妹妹直到两岁才勉强开了金口。
小美走后来过几封信，说叔叔婶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她永远不会忘记；说想妹妹，是不是长得更漂亮了；说后悔回家了，农村生活单调得很，没有前途。她还寄来了两副她绣的鞋垫，很丰富的绣花线，密密麻麻地织成图案，是贵州少数民族服装上常见的那些图案，象精巧的艺术品。那鞋垫我舍不得用，一直保留至今。小美最后的信中说她结婚了，再以后我出国了，就没有了联系。
女儿十二岁那年我们回国，我带她回了她的老家贵阳，除了拜望久别的奶奶叔叔姑姑，还想让她见见早已在她记忆中消失的，曾经带过她的保姆小美姐姐。
到了贵阳，我便打听小美的消息。听说她在一个什么农贸市场上摆摊，就带着妹妹去看她。在一个蔬菜摊上，见到了小美，她抱着一个孩子，还有两个满地跑的，都是女孩，计划生育已经搞了多年，不知她怎么还是生了三个。她正在为两分钱和一个买菜的人大声争吵：“不卖，不卖，没得钱就不要吃么！”
小美的样子完全变了，皮肤黑且粗糙，身材走了型。昔日城市熏陶过的痕迹已经消失殆尽，只是那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显示着追求时尚的努力。让我惊奇的是，她还穿着那条蓝底白花连衣裙，裙子已经褪掉颜色，胸前被小孩子弄得脏兮兮的，没有系腰带，象一条口袋包在身上。想一想，小美才二十八九岁啊。
见到我们，小美惊喜地喊叫：“咦呦，这是美梅吗？好高了啊！好漂亮啊！”拉过妹妹想亲热，妹妹却怯生生地不认。我问：“生活得好吗？”她说：“好？好苦。卖菜才能挣几个钱？”问男的做什么，她说：“咦，莫提了。哪样都不做，就知道耍钱，我挣多少钱他都耍光。”我说：“那你怎么办呢？”她说：“有哪样办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
临走，她抓了大把小把粗菜细菜塞给我们，我推辞，她说：“给美梅哩，不是给你哩。”她说：“婶婶，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留下看美梅。”
如果小美留在北京，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