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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老师谈岳飞
岳飞之死被后人称为“千古奇冤”，民众倾向于“奸臣蒙蔽圣听”（即所谓的“清君侧”），都认为岳飞就是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处死的。但是，没有上面的旨意，秦相断然不敢轻举妄动，秦桧充其量不过是充当了皇帝意志的执行者。这让人回想到文革结束之初的1976年，人们普遍相信，是所谓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导致国民经济接近“破产”的边缘。
岳飞案也并非单纯的“无证杀人”，而是一场利用法律程序进行的政治构陷。岳飞是被宋朝司法机关大理寺定了三个罪名处死的，这三个罪名分别是：
- “坐观胜负，逗留不进”。指的是岳飞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指挥；
- “指斥乘舆”。是指岳飞对皇帝不尊敬，用现代话说就是以下犯上；
- “致张宪意待谋反”。是指岳飞闲居庐山期间致信张宪等人，准备起义。
岳飞被害的真正原因是皇帝宋高宗极度害怕武将拥兵自重，利用秦桧炮制的谋反罪名，杀害了忠臣岳飞和其子岳云。正如罗翔老师所指出的，岳飞案展现了法律在缺乏约束时，秦桧如何成为掌权者精准清除政敌的“白手套”。
以下是基于罗翔老师观点，对“岳飞案与法律双刃剑”的解读：
一、历史视角下的“法律刀把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罗翔老师指出，岳飞被处死使用的罪名是“莫须有”（即“大概也许有”）。这表明在法治不健全的古代，法律完全丧失了保障功能，沦为统治者“刀把子”，是破坏法治的典型案例。
二、现代视角下的“法律双刃剑”。刑法不仅是一面惩罚犯罪的“利刃”，更应当是保障人权的“盾牌”。第一刃砍向犯罪分子（惩罚机能）：为了社会的秩序、公平与正义，刑法需要惩罚违反法律的人。第二刃砍向司法机关（保障机能）：这主要是为了限制权力的膨胀，防止“司法权变异为国家滥用权力的工具”，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三、启示：法律并非完美，法治在于限制法律。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同理，如果刑罚权不受限制，就会出现如岳飞案般的冤假错案。程序正义： 他呼吁法治必须超越这种滥用规则的“法家思维”，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罗翔老师用岳飞的历史悲剧旨在警示现代法律人：法律需要用来捍卫人民，而不是用来作为权力的工具。
罗翔多次引用 1142 年除夕之夜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处死的历史典故，来强调限制司法权的重要性：
- 莫须有与欲加之罪： 罗翔指出，在没有法律约束权力的时代，任何人（哪怕是民族英雄）都可能成为刑罚权任意打击的对象。
- 不受约束的权力比犯罪更可怕： 他借此论证，如果法律只作为惩罚工具而没有限制权力的功能，那么正义往往会被“以正义的名义”架空。
罗翔教授认为，岳飞案是典型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刀把子”行为。虽然表面上经过了大理寺的审理程序，但证据多为捏造和诬陷。这种“程序外壳下的政治谋杀”证明了如果法律只作为惩罚工具，而没有限制权力的功能，法治精神将荡然无存。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