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2.0任期内,美中关系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华盛顿和北京都宣称双方已经建立起“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似乎大国竞争已经进入可控轨道。然而,表面的稳定掩盖不了其内在的脆弱。双方既缺乏建立长期互信的政治基础,也没有积极经营双边关系的战略愿景。这种稳定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停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均衡。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恐怖平衡之上,那么今天的美中关系更接近一种“相互确保干扰”(Mutually Assured Disruption)的格局。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经济、技术、金融和军事手段,对彼此造成重大损害,却又都缺乏彻底击败对方的能力与意愿。6月8日美国国防部将比亚迪、阿里巴巴以及百度等多家大陆知名企业列入支持中国军方企业名单,以及6月22日大陆商务部将10家美国工业供应商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便是双方“相互确保干扰”、对彼此造成重大损害却不能彻底击败对方的具体实践。 于是,竞争无法结束,对抗难以升级,合作又难以恢复,整个关系陷入一种既不和平、也不战争的长期僵局。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已经取得胜利,而是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段战略过渡期。
北京眼中的战略红利
在北京看来,目前的局面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经过数年的较量,中国大陆已经迫使美国接受一个现实:华盛顿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施压的地区性强国,而是一个足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竞争者。更重要的是,北京不必像美国那样承担维护全球秩序的巨大成本,却能够享受第二超级大国地位所带来的政治收益。
自去年十一月川普与习近平在韩国会晤以来,北京采取的策略始终十分明确:以最低成本换取时间、空间以及美国压力的缓解,为下一阶段竞争积蓄力量。今年五月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为川普安排了隆重礼遇,并辅以若干商业协议和投资项目。这些安排满足了川普对历史地位和个人荣誉的追求,而对于中国而言,不过是毛毛雨‘小case’而已 - 用几十亿美元的商业订单换取数年的战略喘息机会,无疑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北京更珍视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默认中国作为第二超级大国的地位,却无需承担类似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义务、联盟责任和财政负担。这种“享受地位、规避责任”的状态,正是第二超级大国最大的战略优势。
此时的川普政府依然坚信自己占据优势,并认为当前的稳定有利于美国赢得长期竞争。然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川普政策与历届美国政府惊人的相似。自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认识到,中国大陆才是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然而,无论是奥巴马延长阿富汗战争、拜登在加沙危机后重新投入中东,还是川普发动第三次波斯湾战争,美国最终都无法摆脱中东的引力。川普政府在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仅仅数周之后便卷入伊朗战争,似乎证明中东危机是美国的宿命。
这种循环已经持续了二十五年。从反恐战争到伊斯兰国,从叙利亚到加沙,再到今天的伊朗,美国不断在次要战场消耗资源,而真正的战略对手则获得了时间。华盛顿的一些鹰派人士认为,打击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于削弱中国大陆的伙伴网络。但现实是,伊朗和委内瑞拉对于大陆的重要性,要远低于北京对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伤筋动骨,最多只是移动了国际棋盘边缘的棋子,却没有真正触及大陆力量增长的核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中东已经不再是大国竞争的中心。冷战时期,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旨在防止石油危机和美苏冲突;十年前,美俄仍需协调叙利亚行动。但今天,中东更多是美国单方面投入资源的战场,而北京则冷眼旁观,见证又一位美国总统消耗自己的鲜血、财富和战略注意力。
从竞争回归接触?
北京峰会最耐人寻味的成果,不是安全协议,而是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建立。川普好像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 – 正是他在自己1.0任期上亲手终结了美中经济对话机制。白宫关于峰会的声明几乎全部围绕贸易、投资和商业合作展开,对安全议题则着墨极少。唯一涉及战略层面的内容,便是接受北京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意味着,川普政府事实上正回归九十年代奉行的接触政策,只不过剥去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外衣,代之以赤裸裸的交易逻辑。
克林顿时代,人们相信贸易会带来共同繁荣。而川普时代,人们相信贸易能够创造美国利益。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但均将经济置于战略之上。这种重商主义外交甚至开始影响台湾问题。川普多次强调台湾是“谈判筹码”,并公开质疑美国协防台湾的必要性。尽管政府批准了对台百亿美元军售,但总统本人释放出的信号,却削弱了这些武器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北京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通过暂停军事交流、推迟高级访问等手段,北京不断试探华盛顿的底线,并试图将美国的关注重点从遏制中国转向约束台湾。这与二十多年前布什政府对陈水扁的公开警告何其相似。问题是当今的中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 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 曾经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天已成为一个拥有硬实力且姿态咄咄逼人的世界二哥了。
第二超级大国的优势
正是世界‘二哥’的位置,给予北京最大优势。当‘一哥’美国必须焦头烂额地同时应对欧洲、中东、印太以及全球联盟体系之时;中国大陆则可从从容容地集中全部战略资源于,专注于与同一地理战场内的台湾、东海、南海以及与日本的竞争。这种聚焦赋予北京一种美国难以拥有的战略纪律。这意味着美国军队必须准备应对全球多场危机,而解放军只需要游刃有余地围绕一个核心任务进行建设。多年来,其唯一目标始终是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以及美国介入做好准备。这种高度聚焦,使大陆得以通过逆向工程不断寻找美国体系的弱点,并逐步削弱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传统优势。与此同时,北京还享受着一种特殊的国际宽容。世界各国期待华盛顿承担责任,却很少要求北京提供公共产品。无论是朝鲜问题、乌克兰战争,还是中东冲突,大陆始终保持有限介入,且几乎没有因此付出代价。这种“友华”环境,使北京能够在扩张实力的同时避免战略透支。
中国实力的悖论
许多人认为,中国大陆经济放缓将最终限制其国际影响力。然而,现实可能恰恰相反。房地产危机、通缩压力和激烈竞争确实削弱了企业利润,但同时也降低了大陆商品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汽车、太阳能、电池以及机器人产业正在全球迅速扩张。人工智能似在重演北京在全球绿能和电车市场攻城略地的战绩。所谓“内卷”,其实是在国内压缩利润同时,在国际市场转化为价格优势。
与此同时,北京的经济增速好像在下降,但其制造业能力、供应链安全以及技术自主的韧性却获得长足改善。“双循环”战略的真正目标,并非脱离世界,而是让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大陆,同时减少大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比外界预期更有效。稀土出口管制显示,大陆已经具备将供应链优势武器化的能力。而在人工智能之外,北京还同时布局机器人、生物技术、新能源和先进制造业,采取的是一种投资组合式的发展模式,而非将全部赌注押在单一技术革命之上。这种分散布局虽然效率不是最佳,却大大增强了大陆体系的韧性。
美中准备未来
川普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正在积蓄力量,为长期竞争做准备。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弹药储备,而庞大的减税计划又进一步压缩了财政空间。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未来政府的战略选择空间越来越小。美国正在用今天的消费透支明天的实力。更危险的是,华盛顿似乎一再低估对手的韧性。无论是贸易战还是伊朗战争,美国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低估对方、迅速升级、发现对方掌握关键筹码,最终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这种代价高昂的“体验式学习”,即使对世界“一哥”而言,也正变得越来越太过沉重。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旁觊觎的“老二”北京则心无旁骛、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其五年计划。即使经济增速放缓,即使某些目标无法实现,中国大陆仍将是一个拥有庞大工业基础、完整供应链和持续技术升级能力的长期竞争者。
胜负因素
因此,美中关系真正进入的,并非一个谁将迅速胜出的时代,而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时代。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联盟体系、金融优势和创新能力;中国则拥有战略纪律、工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技术实力。双方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也都无法脱离对方。所谓“战略稳定”,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消失,而意味着双方都拥有足够能力让对方付出巨大代价,因此谁都不敢轻易打破现状。这种稳定既不是和平,也不是和解,而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制约基础上的脆弱均衡。
历史上,大国竞争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力量差距最大的时期,而是双方都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的时候。北京认为,时间属于中国;华盛顿则相信,美国仍拥有逆转趋势的能力。然而,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并非如何战胜对方,而是谁能够在漫长而充满诱惑的战略消耗中,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 耐心、纪律与自我克制。因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国竞争,决定胜负的未必是一次战争、一场危机或者一次峰会,而是谁能够避免在错误的地方耗尽自己的未来。
* 本文主要内容基于乔纳森·A·钦(Jonathan A. Czin)题为《The False Promise of U.S.-China Stability》的文章。该文刊登于6月15日一期的《外交事务》网。文章作者钦(Jonathan A. Czin)现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讲席”学者,他同时担任播客节目《北京简报》(The Beijing Brief)的联合主持人。钦曾在拜登政府内(2021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此前曾任职于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
参考资料
Czin, J. A. (2026). The False Promise of U.S.-China S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s-chinese-relations/false-promise-us-china-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