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幻觉

六月十五日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G7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谦卑地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加拿大进口4万9千辆中国电动车一事，并表示川普总统“like it”。今年一月，就是同样这位卡尼总理，站在聚集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政商精英面前，发出了一项其回响远超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警示。他说，在这个日益受大国博弈主导的时代，各国已无力再抱持中立或超然的幻想。“如果我们不坐在谈判桌前，”他告诫道，“那我们就会沦为餐桌上的菜单。”这番话精准地捕捉到了正弥漫于全球各国首都、政府部门及战略圈层的一种日益加剧的焦虑感：即中等强国恐将再次沦为历史进程的“承受体”，而非历史走向的“建构者”。

诚然，各类智库、学术会议及报刊社论如今频频对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及韩国这类“中等强国”大加赞誉，将其视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设计师”。它们被推崇为“战略自主”的践行者、“多重结盟”的驾驭者，以及“可变几何外交”的先驱者。分析人士热切地描绘着这样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灵活的中等国家将能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游刃有余地腾挪周旋，既能从双方汲取利益，又能避免对任何一方产生绝对依赖。

这些乐观言辞的背后，潜藏着世界正步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极时代的信念。依据这种解读，美国的霸权地位正稳步衰退，中国大陆的崛起正导致西方主导的旧秩序趋于碎片化，世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独立塑造全球事务的空间。那种小国依附于单一超级大国庇护伞之下的旧有等级体系，正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松散、更具流动性的新体系。在这个多极世界里，中等强国成为居间调停者、关键的“摇摆国”，以及能够巧妙平衡各对立阵营的“战略自由人”。

然而，中等强国之所以影响力日增，并非因为它们自身实力突然变得强大了；相反，它们之所以日益引人注目，是因为国际环境变得愈发危险与动荡，更是因为那个曾庇护弱小国家免受地缘政治竞争残酷挤压的自由主义体系，正处于加速瓦解之中。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中等强国一直享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优越环境。美国凭借其压倒性的军事、科技及金融优势，在维持全球开放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全球供应链横跨各大洲，能源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日益加深。从世界贸易组织到国际银行业体系，各类全球性机构建立起了一套可预期的规则，从而有效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各国若想实现繁荣，根本无需去争夺对整个体系的主导权。

中等强国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其关键恰恰在于它们无需被迫“选边站队”。它们既能与竞争对手自由开展贸易，又能从多元化的渠道吸引投资，还能将自身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且无需背负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沉重负担。韩国、德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正是得益于既享有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又能对接中国大陆的庞大制造业需求，从而获益匪浅。资源富饶的国家得以将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日益扩大的全球市场。各大金融中心则在以美元为基石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庇护下，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许多国家的政府甚至误以为，国际体系所呈现出的这种开放性，便是其自身战略分量举足轻重的确凿证据。

然而，全球化进程正在放缓、碎片化，在某些领域甚至彻底逆转。经济相互依存这一曾被誉为促进和平与效率的力量，正日益被视为一种脆弱性的根源。各国政府如今不再过多关注“比较优势”，转而更加重视“韧性”、供应链安全、技术依赖以及战略胁迫等议题。贸易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事务，而演变为一种地缘政治博弈。 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美国已开始将其在金融、半导体、能源体系及尖端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武器化”。关税、制裁、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及产业补贴，已不再是偶尔为之的非常规手段，而是演变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工具。华盛顿正日益向其盟友与合作伙伴施压，要求其在人工智能、电信、稀土及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与美国的科技及战略优先事项保持步调一致。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独有的手段予以回应。北京将市场准入、基础设施融资、产业过剩产能以及对供应链的主导权，作为战略工具加以运用。那些高度依赖大陆贸易或投资的国家发现，原本的经济纽带转瞬之间便可演变为政治包袱。全球化曾许诺构建一个中立的自由市场，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商业活动本身便与战略博弈密不可分的时代。

中等强国失去自由

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博弈越趋激烈，夹在两者之间的国家所拥有的腾挪空间就越发狭窄。尽管“战略模糊”在外交辞令中听起来既高级又高明，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变得难以维系。现代技术体系彼此关联过于紧密，供应链过于敏感，安全伙伴关系又事关重大，以至于无法允许无限期的左右逢源。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先进芯片的制造如今已处于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地位。那些参与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体系的国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限制与中国大陆的合作。与此同时，那些已深度融入大陆制造业网络的国家，也面临着受制于北京所掌握的产业筹码的风险。类似的动态正涌现于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电信、航运、人工智能，乃至高等教育研究等诸多领域。

其结果并非一个更为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世界秩序，而是一个层级分明、等级森严的秩序。与“多极化”的论调恰恰相反，正在成形的国际体系日益呈现出两大巨大“引力中心”相互角逐的态势，而较小的国家则不得不围绕着它们运行。美国依然掌控着无与伦比的军事同盟体系、全球金融影响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海上霸权。中国大陆则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国家主导的产业战略、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日益延伸的地缘政治触角。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中等强国因规模所限，已无力独自展开竞争。相反，它们被卷入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而这些网络的形态正是由这两大巨头的战略逻辑所塑造的。

当然，中等强国在经济上依然举足轻重，在外交上依然具有利用价值。印度凭借其人口红利与工业潜力，已成为重要的战略博弈方。日本与韩国依然是科技领域的强国。沙特阿拉伯通过能源市场与主权财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土耳其扼守着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十字路口。澳大利亚掌控着关键原材料的供应渠道。巴西则在拉美地区的政治格局与全球农产品贸易中扮演着塑造者的角色。

然而，即便实力最为强劲的中等强国，其行动也依然受制于那些它们无力掌控的宏大体系所施加的约束。它们的繁荣往往依赖于出口市场、先进技术的获取、稳定的资金流，抑或是某一大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一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它们所能腾挪回旋的空间便会急剧收窄。在危机降临之际，它们往往会猛然发现：保持中立同样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所经历的一切，便是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鲜活案例。多年来，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一直坚信，它们能够将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地缘政治上的审慎姿态巧妙地结合起来。德国尤为典型，它在深度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却依然仰赖美国的军事安全保护。但这种战略的前提在于：商业往来能够起到缓和冲突的作用，而相互依存的关系则要有助于维系地区的稳定。可俄乌战争彻底击碎了这些既有的预设。欧洲被迫启动了急剧的战略调整，不惜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以期摆脱对外部（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进一步巩固其同盟体系的结构。

俄乌战争对中等强国的启示  

当代“中等强国”思维的核心谬误在于，它误以为仅凭外交手段便足以弥补结构性的弱点。峰会、伙伴关系、战略对话以及字斟句酌的联合公报，或许能营造出一种自主性的表象，但象征意义终究无法取代实质性的能力。在二十一世纪，真正的实力日益取决于以下能力：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主导关键技术领域、确保工业供应链的安全、掌控能源体系，以及在必要时可供投射军事力量的综合能力。中等强国大多无法独立生产维持经济主权所需的全部先进技术。鲜有国家能够确保自身拥有所有关键矿产、能源供应或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可靠获取渠道。许多国家在情报共享、金融稳定、国防采购或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依然不得不依赖于大国的支持。因此，它们的主权实际上是在更宏大的地缘政治体系所划定的边界之内行使的。

这一现实解释了为何如今如此多的政府开始频频提及“韧性”、“去风险化”以及“战略对冲”等概念。这些并非自信心增强的标志，而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在那个“轻松的全球化时代”，中等强国得以繁荣发展，而无需直面地缘政治中那些残酷的现实。那个时代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人误以为经济融合本身便足以取代“硬实力”。然而，历史的逻辑已然回归。战略竞争正再次重塑着贸易流向、技术转移、军事同盟以及产业政策的格局。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以及国家治理能力 - 这些许多人曾以为已在冷战结束后变得不再重要的因素 - 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彰显出其关键意义。

因此，对于中等强国而言，未来的挑战并非幻想自己身处一个“多极天堂”之中，并以此自视为独立的极点；而是在一个日益由体系性竞争主导的世界里，努力求存并适应环境。有些国家会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采取“对冲”策略，在避免做出永久性承诺的同时，从对立双方身上汲取利益。另一些国家则会逐渐向某一特定阵营靠拢，建立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少数国家或许能在金融、能源、物流或科技等特定领域内，成功开辟出有限的“战略自主区”。这虽然能避免中等强国在中美两国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下连滚带爬，却绝无可能有任何国家可以从从容容。

问题是，中等强国往往会将暂时的外交灵活性误视为持久的战略独立性。它们陶醉于象征性的自主地位，却忽视了权力的深层基石，即工业产能、技术创新、军事战备、能源安全、人口韧性以及制度的内在凝聚力。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环境中，空洞的辞令远不如实际的筹码来得重要。因此，未来数十年不太可能像许多评论家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中等强国意气风发、大放异彩的时代。相反，它们恐将沦为一片日益脆弱的竞技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影响力、供应链、资源、市场及战略地位的角力之地。多极化格局非但未能赋予它们自由，反而可能使其深陷束缚之中。

当前的国际体系并非正演变为一个由平等主体构成的“市场”，让各国在多个权力中心之间自由博弈、平等协商。它正蜕变为一个充满争夺的竞技场，其运行逻辑深受强制手段、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战略竞争的影响。曾经有助于缓和地缘政治等级森严局面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日渐式微。随着这一秩序的退潮，赤裸裸的权力不对称现象便愈发显眼。对于中等强国而言，这并非一个“解放”的时代，而是一个“暴露”的时代。它们曾经游刃有余的那个拥有开放市场、可预测规则以及可控地缘政治风险的世界，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严酷的新秩序：技术生态系统日益碎片化，经济关系被高度政治化，战略压力也随之不断升级。在这样的环境下，中等强国已无法再奢望仅仅通过“与所有国家做生意、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方式，便能实现长久的繁荣。

处于“中间地带”已不再是两大竞争巨头之间那片舒适安逸的缓冲空间。它已然演变为巨头们为争夺优势而日益激战的战场。在这个供应链充满争夺、相互依赖关系沦为“武器”、大国竞争不断升级的时代里，“中间地带”绝非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卡尼总理对待川普总统的姿态，难道不是他、以及其它“中等强国”领袖明智的表现？

* 以上是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发表于5月25日一期《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主要内容。该文标题为《The Middle Power Delusion》。除任教塔夫茨大学外、贝克利同时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以及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

参考资料

Beckley, M. (2026). The Middle Power Delusion.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iddle-power-de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