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贸易平衡币值是关键

6月15日在法国埃维昂（Évian）召开在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极力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即日益扩大的贸易失衡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经济问题。然而，G7领导人很可能会忽视导致这种失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的低估问题。尽管各方日益达成共识，认为亚洲的贸易顺差规模已过大，但若不探讨货币低估问题，G7便很难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导致这种失衡的政策。2021年，中国大陆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人民币走软，这助推了大陆向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转变。货币贬值使得大陆商品对外国买家而言变得更便宜，而外国商品在大陆则变得更昂贵。需求增长疲软、货币贬值以及广泛的产业补贴，导致大陆的整体贸易顺差自2018年以来增长了两倍。此外，大陆的国有银行及其他国有机构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赋予了大陆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人为竞争优势。

美国总统川普实施关税政策的初衷是遏制中国大陆出口的强劲势头，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大陆不再将零部件组装后直接运往美国，而是将中间产品（通常是高科技组件）运往邻国进行最终组装，从而规避了关税。为了保持自身出口竞争力并维持制造业就业，大陆的许多邻国也不得不维持本国货币的低汇率。事实上，其他几种亚洲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已跌至历史低点。

全球贸易失衡加剧的问题，对欧洲而言与对美国一样严峻。欧洲的汽车、化工、钢铁和机床行业正处于这场所谓的“中国冲击2.0”的最前线。正因如此，马克龙将全球贸易失衡列为今年G7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各方仍不愿将货币外交纳入更广泛的贸易讨论之中。这是一个在认知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的盲点，可能导致经济政策协调失败。只要这一状况持续，贸易失衡问题便会愈演愈烈。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七国集团（G7）必须让北京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本币升值，要么面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贸易困境

巨额贸易顺差和巨额贸易逆差不仅造成金融风险，也引发贸易紧张局势。为应对这些问题，七国集团（G7）财长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该公报除强调顺差经济体和逆差经济体在减少持续存在的贸易失衡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外，几乎没有其他实质性内容。但他们并未敦促中国大陆改变汇率政策。此外，七国集团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再次提交报告，但这不太可能说服北京放弃目前依赖出口来实现其国内需求无法满足的增长目标的做法。大陆智库、官方媒体和官员仍然将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归因于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似乎对旨在同时减少贸易顺差和逆差的议程失去了兴趣。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先提出的全球经济秩序重塑计划，如今已消失在一系列承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公报之中。北京方面可能认为，这意味着华盛顿不会要求其对现行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贝森特最初将财政赤字（目前再次回升至GDP的6%以上）降至3%左右的目标似乎已经落空。相反，美国政府正为人工智能相关资本货物进口的激增而欢欣鼓舞，这很可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脱节现象：人们虽然认识到问题的日益严重，却并未支持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大陆的规模、技术水平以及其快速增长的出口与停滞不前的进口之间巨大的差距，对世界其他制造业强国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样，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对大陆关键投入的依赖会造成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脆弱性。事实上，华盛顿方面甚至勉强承认，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地方政府的补贴相结合的模式，在掌握和扩大尖端技术生产规模方面卓有成效。然而，各方并未就结束货币严重低估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即便结束货币严重低估是唯一能够直接平衡全球贸易的政策变革。国际经济政策决策者似乎刻意回避任何宏观经济协调或汇率政策方面的承诺，而是坚持认为合作应仅限于各国尽其所能地推行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币值与进出口

过去五年间，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实质性或持久的影响。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关于经济失衡的报告所论述的那样，汇率变动会被国内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所抵消。然而，大量实证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国内价格具有刚性，变动十分缓慢。

这种对货币问题的忽视在5月份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会者甚至未曾承认，人民币日益严重的低估在推动中国大陆近期出口强劲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各方（包括IMF在内）也未能充分理解大陆的资本管制如何使汇率成为受北京方面直接掌控的独立政策工具。例如，IMF对大陆经济的最新评估中，既未提及也未分析国有银行在维持人民币窄幅波动区间方面所起的作用 - 正是这一机制使大陆央行能够有效控制汇率走势。只有少数专家，以及真正的外汇交易员，才真正了解北京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首都用来维持货币大幅低估状态的各种手段。

当前对货币问题的忽视与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后的经济学家深知货币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联。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而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识到，汇率变动是外部经济调节的核心。随着美国贸易逆差急剧扩大，法、日、英、美、西德五国代表于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寻求解决之道。各国同意协同干预外汇市场，并采取经济政策促使美元贬值。这一举措成功缩小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有人将此归功于美国同期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但实际上，美元汇率调整与财政政策调整是相辅相成的。

汇率变动也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失衡加剧的关键因素。例如，在2002年至2005年间，尽管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推动了出口增长，但人民币汇率却紧密挂钩于当时处于贬值态势的美元。由此产生的贬值效应是大陆贸易顺差一度达到GDP约10%的关键原因 - 即所谓的“中国冲击1.0”。反之，2005年至201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40%，则是大陆贸易顺差回落至GDP 2%以下的主要原因。汇率依然至关重要，并对贸易平衡产生着显著影响。

数据、币值、贸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大陆多个工业领域的技术不断进步，生产率持续提升。按理说，这些发展应推动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却贬值了约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15%的贬值幅度应能使大陆的净出口额增加相当于其庞大GDP总量2%至2.5%的份额 - 这一数字与过去两年观察到的净出口占GDP比重上升3个百分点的幅度相差无几。

并非只有中国大陆的货币被低估。尽管韩国录得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但韩元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却疲软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台湾地区的情况也类似：过去几个季度，芯片出口激增带动贸易顺差扩大，但本已疲软的新台币汇率却不升反跌，贬值了5%。经通胀调整后，日元汇率已跌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低位。亚洲货币普遍疲软，是全球贸易顺差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的一个关键原因。亚洲的贸易顺差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远超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这也是全球经济中唯一的巨额顺差。亚洲货币被低估并非偶然。大陆长期以来利用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并管控资本流动，以防止人民币升值。2025年，大陆重启外汇买入操作，人为压低了人民币汇率。与此同时，尽管芯片需求激增推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台湾地区仍成功找到了促使新台币贬值的途径。

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项旨在缓解全球失衡的政策方案，但该方案显得颇为审慎，并未呼吁亚洲国家让本币升值。七国集团似乎也不愿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更遑论直接要求中国大陆或亚洲国家主导货币的大幅升值了。采取这种做法，七国集团既未为经济政策协调留出实质性空间，也未为促使更广泛的二十国集团（G20）采取行动奠定基础。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做法情有可原。七国集团的策略具有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色彩：它既避开了关于汇率协调如何融入欧洲政策架构的讨论，也回避了探讨在本土投资热潮背景下，华盛顿失控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全球性后果。然而，这种回避策略已不再适宜。七国集团及其伙伴应向中国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北京既可以选择面对针对其出口产品的协同关税措施，也可以选择允许本国货币协同升值 - 从而实现各方共赢。

* 本文作者之一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hitney Shepardson高级研究员。他曾于2021年至2022年在拜登政府内担任美国贸易代表高级顾问，之前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

本文共同作者沙欣·瓦莱（Shahin Vallée）系德国外交关系协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他曾于2012年至2014年担任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的经济顾问，并于2014年至2015年担任法国经济部长的经济顾问。

参考资料

Setser, B. & Vallée, S. (2026). The Real problem with global trade.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real-problem-global-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