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小春
小春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写作，人生有限文字无限
今年（2026年）8月，我参加了 AmaWaterways 的 Golden Trails of East Africa with Cape Town，开始了一次为期三个星期的非洲之旅。行程从非洲南部一路走到东非，经过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五个国家。
决定去非洲以后，身边的人反应各不相同。
“为什么要去非洲那么酷热的地方啊？”
“那里又脏又乱，一不小心就会把命搭进去。”
也有人觉得，非洲无非就是看野生动物：
“动物园里全都有，有什么新鲜的？”
在认识的人当中，去过非洲的，谈论的是动物和草原；没有去过的，想到的多是炎热、贫穷、疾病和危险。大家眼里的非洲并不一样。
出发前，我请家庭医生给我开预防疟疾的药。这位八十九岁、参加过越战的白人老医生，听说我要去非洲，惊讶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跑那么远干什么？还偏偏八月份去，不热死了？”
我告诉他，我也是看了旅行须知才知道，八月的非洲南部正值冬季。
老实说我自己对非洲的了解也是少得可怜。
就拿南非来说。出发以前，我知道曼德拉。他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被监禁27年，获释后参与推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并于1994年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后来特斯拉电车在美国出了名，我才知道埃隆·马斯克也出生在南非。
几个熟悉的名字，电视里看过的野生动物，再加上一些关于贫穷、疾病和危险的印象，差不多就是我出发前所知道的非洲。
带着对非洲的陌生和好奇，也带着对野生动物世界的一点紧张和不安，我出发了。
动物的世界：没有善恶，只有活下去
第一次真正让我感受到野生动物世界的求生法则，是在 Chobe River 上。
那天下午，我们乘快艇沿河而行，远远看见一只母狮突然冲向岸边，对着一条刚刚探出头的鳄鱼猛扑狂吼。鳄鱼反应极快，一转身滑进水里，不见了。
母狮没有停下，转身向山坡走去。隔着岸边的树枝，我们断断续续地看见它前行的身影，小船也跟着慢慢往前开。
不远处，一群黑斑羚正在岸边喝水，突然猛地窜起，钻进树林。
船夫兼导游说：“它们发现狮子了。”
过了一会儿，母狮消失在树丛中。没想到不久，它又出现了，还在继续向前。
就在这时，岸边来了三只疣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它们突然改变方向钻进树林，正好朝母狮所在的山坡走去。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几秒钟后，树林里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船夫说：“抓到了。”
船上的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不久，两只小疣猪从树林里晃荡出来，妈妈却再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我们进入博茨瓦纳的乔贝国家公园，又看到一只疣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向司机说起前一天的惨景。司机非常平静地说：
“狮子也要吃饭啊！它也有仔仔要养呢。”
后来，我们又遇到三只疣猪被五只狮子围堵。眼看就要成为下一顿饭，三只疣猪却突然冲出包围，全都逃掉了。
我们高兴得替疣猪松了一口气。
司机却笑了：“不用替狮子担心，它们迟早会找到下一顿饭。”
我们游客看野生动物，总是不由自主地带着人的感情：希望猎物逃掉，看到它们死去会难过，看到它们逃脱又会高兴。
可是，大自然不管这些。
狮子不捕猎，它和幼崽就可能挨饿；疣猪不拼命逃跑，自己就可能成为别人的食物。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都只是为了活下去。
一天上午，我们正忙着拍几只长颈鹿，突然有人喊：
“快回头看啊，狮子……”
三只母狮刚刚猎杀了一头角马，正合力把猎物拖到树下。两只母狮马上开始撕皮吃肉。狮子抬头看了我们一会儿，又埋下头继续吃，牙齿啃咬着角马的骨头，不时发出“咔咔”的响声。
另外一只母狮趴在旁边不停地喘气。司机说，它大概是围猎中出力最多的一只，可能已经先吃过角马柔软的腹部和内脏。他笑着把这叫作对“捕猎英雄”的奖励。
我们坐在车里，看得心惊肉跳。
可是更让我吃惊的，却是周围那些动物。
不远处，长颈鹿还在悠闲地吃树叶，黑斑羚继续低头吃草，其他角马也没有四散逃命。刚刚才有一个同类倒在狮子的嘴下，只要危险没有朝自己逼近，它们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狮子已经有了食物，至少这一刻，危险过去了。该吃草的继续吃草，该活命的继续活命。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大象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塔兰吉雷的树上酒店吃晚饭时，一头母狮突然出现在水塘附近，一群大象正带着几只很小的象宝宝下来喝水。
几乎就在发现母狮的一瞬间，成年大象纷纷冲下来，把小象围在最中央，身体朝外，用自己组成一道墙。
母狮看了一阵，大概知道没有机会，最后悄悄离开了。
草原上的强弱也不是永远不变的。
到了塞伦盖蒂，我们看到一头母狮，尾巴鲜血淋漓，缺掉了一截。司机判断，它可能在河边遭到了鳄鱼攻击。
狮子在草原上追猎角马和羚羊，到了水边，自己也可能成为鳄鱼攻击的对象。所谓“草原之王”，换一个地方，也会受伤，也得逃命。
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我们看到一群秃鹫围着动物留下的骨架啃食，不远处，几头吃饱的狮子懒洋洋地躺着休息。一对雌雄狮子在河边踱步，不时靠在一起摩擦。司机说，它们是一对“恋人”。此时如果配上一段《狮子王》的音乐，还真有几分浪漫。
车子继续往前，另一场捕猎已经悄悄开始。
六只母狮从不同方向慢慢包围两只疣猪。眼看就要得手，不知是不是风向突然改变，疣猪似乎闻到了狮子的气味，猛然转身，拔腿就跑。
六只母狮扑了个空。
这一次，疣猪赢了。
到了塞伦盖蒂的马拉河，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角马大迁徙。
河岸上聚集着成千上万只角马，黑压压的一大片。突然，前面的角马冲进河里，后面的也跟着往下冲。大角马、小角马，还有紧紧跟着妈妈的幼崽，一起跳进水里，奋力向对岸游去。
那天河水不深，也没有看到鳄鱼，这一批角马顺利到达了对岸。
可是到了另一个河段，看到的却完全不同。
河里漂着不少角马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司机告诉我们，前几天这里水位很高，有的角马过河时被水呛死，有的遭到了鳄鱼袭击。
再到另一个渡口，大群角马聚集在河边准备渡河。就在这时，水面上出现了鳄鱼。刚刚还跃跃欲试的角马突然停下来，开始后退，最后干脆掉头离开。
站在马拉河边，我才明白，我们游客千里迢迢赶来看“大迁徙”，对角马来说却根本不是什么表演。
它们要找水，要找新的草场，还要繁殖、养育下一代。为了活下去，它们必须迁徙；可是那条通向水源和草场的路，本身也可能要了它们的命。
狮子吃角马，到了水边也可能被鳄鱼咬伤；疣猪今天逃过狮子的包围，明天还得继续找吃的；角马渡过了这条河，还有下一条河。
我们坐在越野车和游船里，看得惊心动魄。
对它们来说，这不是《动物世界》。
这就是每一天。
这里，特别讲讲我们的司机兼向导 Juma Issa。
在坦桑尼亚的那些天里，Issa开着越野车，带着我们穿行在野生动物出没的大草原上。
他出生在阿鲁沙附近，从小就在野生动物环绕的环境中长大。祖父种植玉米、水稻和香蕉，野生动物常常跑来破坏庄稼。对童年的Issa来说，动物并不是我们游客眼中的“野生动物奇观”，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是邻居，有时是麻烦，有时甚至是危险。
那时候，他不懂什么动物保护，喜欢抓鸟、捕蛇，甚至觉得猎杀野生动物很刺激。
11岁那年，一条蟒蛇改变了他。
离他家十几米远的一个巨大白蚁丘里，住着一条成年的非洲岩蟒。每天上午，它都会爬出来晒太阳。时间久了，附近的人都习惯了它的存在，那条蟒蛇仿佛成了生活中的一个老邻居。
可是有一天，这个“邻居”突然变成了危险。
蟒蛇缠住了一名路过的女人。Issa听到呼救声，拿着随身的刀冲过去，刺伤蟒蛇，把女人救了下来。后来，村里的长辈找到受伤的蟒蛇，将它杀死。
女人得救了，Issa当然高兴。可是看到那条早已熟悉的蟒蛇死去，他又非常难过。
人当然要救，可动物为什么一定要死？
这个问题留在了11岁的Issa心里。
从那以后，他开始观察蛇、鸟和其他野生动物。那时候可以阅读的资料很少，很多东西只能靠自己在野外一点一点看，再听周围的人讲。后来，一位职业猎人送给他几本介绍野生动物的英文书，直到中学学会英语以后，他才真正能够读懂。
18岁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升学，Issa跟着狩猎队工作。他熟悉野外，懂得辨认动物留下的痕迹，主要负责追踪猎物。
真正让他离开狩猎行业的，又是一场死亡。
有一次，Issa根据足迹找到了一公一母两头正在交配的狮子。按照当时狩猎的规定，动物在交配期间不应该射杀，可猎人还是开枪打死了雄狮。
当天晚上，母狮竟然循着雄狮留下的气味，一路找到了他们的营地。猎人担心母狮带来危险，又向它开了一枪。
母狮倒下了。
大家都以为它已经死了。没想到，猎人走近查看时，母狮突然扑起来，将他严重咬伤，最后死在了他的身上。
那名猎人也因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很多年过去了，Issa仍然相信，那头母狮是循着雄狮的气味一路找来的。他甚至认为，它是在寻找杀死雄狮的人。
这件事以后，Issa离开了狩猎行业，后来进入旅游学院学习，最终成为一名自然生态司机兼向导。
从前，他追踪动物，是为了让猎人找到它们；后来，他还是追踪动物，却是为了让游客看到它们、了解它们。
同样是在草原上追踪动物，方向完全变了。
Issa告诉我们，他今天所知道的很多野生动物知识，并不是从课堂里学来的，更多的是几十年在荒野里一天天走、一天天看，慢慢积累起来的。
听完他的故事，我再看车窗外那些狮子、角马、疣猪和大象，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它们是难得一见的“动物世界”；可对Issa来说，它们从来不只是供人观看的野生动物。
它们曾经破坏祖父的庄稼，曾经是他追踪的猎物，也曾经给人带来危险；后来，它们又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几十年不断观察和了解的生命。
动物怎样活，人又怎样在动物身边活——对Issa来说，这两件事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
人的世界：活下去之外，还有多少选择
三个星期走下来，野生动物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狮子、角马、大象、鳄鱼……随便挑出一段，都可以聊上半天。
可是一路走来，让我不断回想的，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如果说野生动物的世界让我看到的是最直接的生存法则，那么人的世界要复杂得多。人当然也要活下去，但除此之外，还有水从哪里来，生病了怎么办，孩子能不能上学，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改变眼前的生活。
这些问题，过去我也知道。只是坐在美国谈“贫穷” “卫生” “失业” ，和真正走进去看到，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南非开普敦，我们住在漂亮的海滨酒店。窗外是游艇、码头，远处就是桌山。可是汽车开出繁华地区没多久，窗外的景象便突然变了：大片用铁皮和简陋材料搭成的棚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眼望不到头。
再往前到了 Stellenbosch，又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漂亮的大学、整洁的街道，一座座葡萄酒庄散落在青山绿野之间。
繁华与贫困，就这样出现在同一天的车窗外。
贫困带来的问题，会一直延伸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里。
水，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路我们住的都是条件相当好的酒店。在开普敦、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大城市，用水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到了靠近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酒店，房间里会特别准备瓶装水。导游一再提醒我们，当地自来水的水质未必适合直接入口，可以洗澡，却不要用来刷牙，更不要直接饮用。
对游客来说，准备好的瓶装水就解决了问题。可是到了纳米比亚的村庄，我才真正看到，“有没有安全的水”对当地居民意味着什么。
村里的房子大多用泥土、树枝和茅草搭成。很多日常所需也取自身边的自然环境：有的树叶被用来缓解身体的不适，有的植物加水后用作清洁用品。
三年前，政府帮助村子打了一口深井。在此之前，村民要到河里取水，不但水源不干净，取水时还可能遭到鳄鱼和河马袭击。
我们习以为常的自来水，在那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口井，就可以改变一个村庄的生活，甚至救命。
后来了解到，腹泻和其他肠道传染病在非洲仍然相当普遍，尤其对儿童威胁很大，我对“卫生条件”这几个字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腹泻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病，但如果没有清洁的饮水、卫生的厕所和及时的治疗，严重脱水也可能危及生命，尤其是对营养状况不好的孩子。
过去说到这些问题，很容易归结为一句“当地人不讲卫生”。可真正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卫生并不只是个人习惯。有没有干净的水，有没有厕所，食物能不能安全保存，生病以后能不能及时得到治疗，都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
卫生，也需要条件。
看病也是一样。
出发以前，我们被要求准备旅行保险。真正到了非洲以后，我才明白，这不仅仅是为了支付看病的费用。在远离城市的国家公园和荒野地区，一旦游客突发重病或者受伤，最大的开销往往是把人送出去。救护车、专门车辆，严重时甚至需要飞机进行医疗转运，费用相当可观。没有保险，有些费用可能需要当场支付。
坦桑尼亚对此更加严格。游客入境必须有符合要求的旅行保险，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一旦发生疾病或意外，医疗和转运费用能够得到保障，而不是最后由当地承担。
对我们这些游客来说，一张保险单可以解决很大的后顾之忧。可是一路走下来，我也不由得想到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如果收入有限，又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生病以后面对的就不只是“有没有医生”，还有去不去得了医院、付不付得起医疗和交通费用。
HIV/AIDS也是我们一路上听当地人多次谈到的公共卫生问题，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尤其突出。
导游告诉我们，一些部落有男性割包皮的传统习俗。问题并不在割包皮本身，而在于有些传统仪式中会使用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刀具，甚至可能多人共用，这就增加了HIV通过血液传播的风险。正规的医学男性包皮环切使用经过消毒的医疗器械，不但不会增加这种风险，反而可以降低男性通过异性性接触感染HIV的风险。
HIV还可以通过没有保护的性接触、受污染的血液和针具传播，也可以由母亲传给孩子。
非洲一些疾病之所以长期比较常见，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和基本的卫生设施，会增加传染病传播的机会；营养不足会削弱身体的抵抗力；医疗资源有限、交通不便，又可能使一些原本可以治疗的疾病得不到及时处理。
这些问题背后，也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能力有关。修建供水和排污系统、改善住房和环境卫生、建立基层医疗体系，都需要长期而稳定的政府投入和管理。有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能力有限；有些地方人口增长很快，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再加上政治动荡、腐败或者行政效率低下，有限的资源也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所以，疾病问题表面上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背后却可能连着水、食物、卫生、医疗、交通，甚至一个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而这些生活条件对一个孩子的影响，甚至在生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纳米比亚的村庄，有些孩子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学校。途中可能遇到水牛、河马、狮子和毒蛇，雨季还可能碰上洪水。所以放学以后，大孩子会带着小孩子一起回家。
校园里还躺着几条狗。它们跟着孩子来到学校，等到放学，再陪着孩子一路回家。
很多孩子的家庭连早餐都无力提供。上午十点左右，学校会给每个孩子一小碗粥，再配上一条只有小拇指大小的沙丁鱼。对我们来说，这不过是几口粥和一条小鱼；对这些从早晨就空着肚子来到学校的孩子来说，是一顿非常珍贵的饭。
校长Winnie指着学校附近几间简陋的小土屋告诉我们，那是老师们住的地方。屋里就是一张床、一把椅子。因为学校离一些老师自己的家很远，他们常常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这是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除了有限的政府经费，也得到AmaWaterways的资助。Winnie告诉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实际上都给学校带来了一份财政上的帮助。这些资助让学校能够一点一点改善条件，建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也添置了一些教学和生活设施。
有游客问Winnie，这些孩子接受了教育，将来有些人甚至上了大学、毕了业，还会愿意回到这样贫困的村庄吗？
Winnie几乎没有犹豫：“当然会。”
她说，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和部落有很深的感情。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自己出生、长大的部落始终是自己的根。她在城市里有房子，但仍然频繁的和孩子们一起回到自己的部落。
后来从阿鲁沙前往塔兰吉雷的路上，我们不断看到马赛人赶着牛羊寻找水源和草场，其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孩童。对马赛人来说，牛羊不仅是食物和生计，也是财富，拥有更多的牛羊一直被看得很重要。我们遇到过一位马赛男子，他曾经徒手杀死一头母狮，因为那头狮子要猎食他的牛。对他来说，杀狮子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
司机告诉我们，马赛人过去以游牧为主，现在很多已经转为半游牧。马赛人很聪明，也很固执，有自己世代形成的一套生存智慧，对政府的许多规定选择不接受。比如政府提供免费教育，许多家庭仍然让孩子放牧而不上学；新冠疫情期间，马赛人也拒绝接种疫苗。
因此，“有没有选择”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代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一个长期按照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的族群里，也未必会被同样接受。
在约翰内斯堡的 Soweto 和 Kliptown，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直接。
约翰内斯堡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可是进入贫民社区以后，眼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铁皮、木板和各种废旧材料拼起来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垃圾散落在屋外。
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失业非常严重。许多男人每天早晨站在街边等待临时工作，有时等上一整天，也没有人来雇他们。他解释，当地贪腐严重，投资环境不好，外面的企业不愿意进来投资发展；没有足够的投资和产业，也就很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 Kliptown，更多的惊奇：
大约15户人家共用一个活动厕所，每家都要拿钥匙开锁。
当地接待员解释，厕所数量有限，却要供很多家庭使用，而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很普遍。
这里许多家庭并不完整，单亲家庭很多。一家人如果能有一个人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算很幸运。少女早孕现象严重，为的是生养孩子可以领取政府提供的一点补贴。许多家庭靠政府的失业补助生活，每个月折合大约28美元；男性从事贩毒的现象很严重。
许多家庭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有限的钱，是用来买食物，还是送孩子上学？
可就在这样的社区里，却有一座干净整洁的学校，由一位旧金山实业家出资两百万美元捐建，招收这里的孩子。
学校里有一间电脑室，除了给高年级学生上电脑课，也向社区开放，帮助成年人学习使用电脑、制作简历、寻找工作。AmaWaterways也为这里提供资助。
四周是密密麻麻的铁皮棚屋，街边是等待工作机会的人，中间却有这样一座学校，还有一间向社区开放的小小电脑室。
我忍不住问工作人员：
“附近的治安不好，学校不会遭到偷窃或者抢劫吗？”
“不会。孩子们都来自附近的家庭，大家会一起维护这里的治安，保护学校，也保护孩子们上学的机会。”
从约翰内斯堡到了坦桑尼亚阿鲁沙，我又看到了“工作”的另一面。
我们住在一座咖啡种植园酒店。酒店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点像中国的四合院。礼品店的一侧和前面就是几个小作坊——吹制玻璃品、制作珠饰和缝制布艺用品，成品直接送到礼品店出售。
劳作者都是一些身体有残障的人：聋哑人、侏儒症患者、手指残缺者，还有其他行动不便的人。
我注意到十几台缝纫机上都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出生在中国，他们很兴奋，过来和我握手。
礼品店的主人告诉我，他是“半个马赛人”。他和自己的合伙人雇用这些在社会上很难被接受的身体残障者，给他们一份生活来源。同时努力为马赛族的继续发展做努力。
一路走下来，看到的“贫穷”可以有不同的缘故。
没有安全的水，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工作，这些是贫困。而马赛人世代放牧、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却不能简单地用贫穷来判断。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人有没有选择的机会：能不能上学，能不能工作，生病了能不能得到治疗，又能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从非洲带回来的，不只美景和野生动物的生活场面。
非洲五国之行，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
维多利亚瀑布、乔贝河的夕阳、塞伦盖蒂无边无际的草原，都漂亮得令人难忘。
母狮抓住疣猪妈妈时那凄厉的叫声，失去妈妈后两只小疣猪孤零零的身影；三只母狮趴在角马尸体上，咬得骨头“咔咔”作响；象群突然围成一圈，把小象保护在身体中央；马拉河里成千上万只角马拼命冲向对岸，以及后来漂在河里的尸体……这些画面。
动物与人当然完全不同。但这趟非洲之旅，让我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怎样面对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活下去。
草原上的动物，世世代代遵循着大自然的生存法则。饿了就要寻找食物，遇到危险就要逃命，母兽保护幼崽，猎手追逐猎物。捕猎成功，就能填饱肚子；躲过一次危险，生命就得以继续。
这里没有我们人类所说的善恶，也没有所谓的公平。捕食与被捕食，出生、成长、繁衍和死亡，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可是今天，野生动物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大自然本身。
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占据土地、修建道路、发展城市，也曾为了象牙、皮毛、战利品和娱乐大量猎杀动物。人类改变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也因此有责任为它们留下生存的空间。建立国家公园、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打击盗猎，都是为此作出的努力。
而人的世界，比动物的世界复杂得多。
人也首先要活下去，但人的生活并不只停留在“活下去”。我们建立学校、医院、法律和社会救助，就是希望一个人的一生，不完全由出生在哪里、家里有没有钱、能不能吃饱来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仍然决定着他们能够走多远。即使生活条件相同，不同的家庭、传统和生活方式，也会让人作出不同的选择。
因此，这次非洲之行，已经不只是看到了多少动物、去了多少国家，而是看到：
动物——活下去。
人——活下去，怎样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