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荷兰作家Carolijn Visser于2016年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报导《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2023年在台湾发行中文版《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这本书记述了中国心理学家曹日昌和他荷兰妻子Selma的不幸人生。
曹日昌，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45年赴英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心理学系，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由中共在英国的地下党介绍入党，并组织了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同年认识了比他小10岁的荷兰姑娘Selma，不久在荷兰结婚。
Selma，1921年出生于荷兰，犹太社会主义者。纳粹德国占领荷兰期间，母亲死于毒气室。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她和父亲逃离荷兰。在剑桥读书时，认识了曹日昌。按照荷兰法律，和外国人结婚，必须随同丈夫的国籍，所以Selma结婚后就失去了荷兰国籍。
1948年，曹日昌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在乔冠华的领导下，他成为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写信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国，具体办理回国手续。华罗庚、严东生、黄宏嘉、钱学森等许多人回国都得到过曹日昌的鼓励或帮助。
妻子Selma因怀孕，没有跟曹日昌一起到香港。第二年大儿子在英国出生，起名叫曹增义，七周后带着儿子去跟丈夫团圆。在香港又生了一个女儿，叫曹何丽。（自己猜测：虽然Selma已失去荷兰国籍，护照可能被吊销了，但因为当时香港仍属于英国，所以从英国到香港不需要护照。）
1950年夏，曹日昌一家四口从香港回到北京。Selma的身份一直不明确，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曹日昌的政治压力很大，劝说妻子入中国籍，Selma才正式申请中国国籍，获得批准，并起中国名字叫吴秀明。
到中国后的头几年生活还比较舒适，家里很“洋气”，有钢琴、吸尘器、烤箱、打字机、留声机等。Selma喜欢弹巴赫，生活离不开钢琴，全家常去听音乐会。夏天去北戴河度假，冬天在家里过圣诞节，每年都给孩子们过生日。两个孩子对那几年的生活非常留念。
虽然家里很洋气，Selma始终没有完全适应中国的生活。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就更不如意了。Selma曾写信给父亲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买不到肉蛋鱼了，后来又写道，北京已经一周没有蔬菜了。她在院子里养鸡，种菜，还写信跟父亲要养鸡手册。
Selma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英文。虽然失去了荷兰籍，但她还是保持与荷兰驻北京代办处的联系，与代办和他的夫人等人成了朋友。可是时间长了，她感觉荷兰代办有收集情报的嫌疑，让她警觉。况且丈夫是党员，每次她和荷兰代办处的人接触都要向组织汇报，所以就停止了和荷兰代办处的来往。她在外国人的圈子里认识了许多“外国朋友”，包括李敦白，但她很快就发现，李敦白是中共安插在外国人中的探子，以后很怕见到他。
曹日昌回国后帮助筹办科学院心理所，并担任副所长和研究员。不久后，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曹日昌努力捍卫心理学，与上层争辩，结果是鸡蛋碰石头，从1958年起他就一直郁闷不乐。Selma看到前景不妙，不久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就回到荷兰代办处，想要恢复荷兰国籍，带全家回国，没有成功。
Selma想念父亲，邀请父亲来中国。1963年，父亲获得访问中国3个月的签证。尽管Selma和曹日昌千方百计招待父亲，但父亲受不了在中国的生活，觉得像二战时间的荷兰，物资匮乏不说，那时犹太人背后总是有人盯梢，在中国竟然一样。所以父亲提前一个半月就回荷兰了，让Selma泪流满面。
随后Selma申请回荷兰探亲，1966年2月，获得中国护照和荷兰签证，允许回去探亲3个月。到了荷兰一个月后，文革爆发了，她听到一些消息，也收到孩子们的信，觉得很可怕，不敢相信。她想延长签证，没有成功，可是成功地恢复了荷兰国籍，拿到了荷兰护照，因为原来的法律1964年取消了。她想用荷兰护照回中国，可是中国代办处不给签证。在荷兰呆了5个月后，为了家人，不得不回中国。下面是书中记述飞机到了北京后的情景：
色尔玛紧张看着登机梯下的人群。那些人穿蓝着绿，挤在一扇栅门后。所有人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她纤瘦娇小，还有一头黑发，但显然是外国人。其实，为免招来注意，她刻意穿深色衣裤，一头卷发 向后梳紧，用黑色发带固定，厚框眼镜显得很严肃。她在眼前人群中发现她十七岁的儿子增义，大感欣慰。增义身着蓝色棉布外衣，头戴蓝色鸭舌帽，衣着与人相同，但他太高太抢眼，即使隔着这么远，他那中西合璧的五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继续以目光搜寻人群。她十六岁的女儿何丽有一头棕色卷发，圆杏般的眼睛，比她哥哥更抢眼，放在班级合照总能立刻认出，现在却不见踪影。还有昌呢？正是为了他，十六年前她才搬到中国。她以为今天全家都会来接她，因为五个月前她回荷兰，全家都来送机。那天两个孩子想看她搭乘的俄制图波列夫飞机起飞，曹日昌一开始并不赞成，因为当天下午他要开会，不想让司机等他太久。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步了，毕竟女儿和儿子会有好几个月见不到母亲。
在回家的路上，她看到到处都是红色标语、大字报，满街都是手臂上带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时不时就听到高音喇叭的喊叫和革命歌曲。这一切都让她紧张。下面是到家的那一刻：
他们穿过一条又窄又黑的通道，进入一个较小的庭院。增义拉行李箱走在母亲身后。曾经充作菜园的小院后有两栋灰砖公寓，每栋两层，上下共四户。色尔玛住在一楼第一户。母子俩上阶来到门口，打开门。到家了。何丽含泪拥抱她。“我尽量打扫了。”何丽啜泣说。色尔玛一言不发，环顾起居室。留声机不见了，她珍爱的古典乐收藏不见了，书柜空了一半，相簿也不知去向。眼前这住屋被入侵的景象，顿时将她带回当年德国占领下的荷兰。当时他们家遭搜查，物品被没收，她被迫躲藏。何丽和增义静静看着母亲。他们曾要求父亲写信，要她在荷兰留到一切风平浪静。但他拒绝了，也拒绝解释原因。后来家里收到色尔玛的解雇通知，他们要求父亲，至少让她知道自己已被解雇，他们认为这样应该能让色尔玛意识到事态严重，但父亲也不同意。他们猜想，父亲可能担心这封信被截获，让他们陷入更大的麻烦。然而何丽和增义就是不想色尔玛看到屋子被搜索破坏的样子。主卧室原本已被贴上封条，但昨天红卫兵回来，又遍搜一次，现在房门门柱上还留有封条残片。
此时的曹日昌已经是牛鬼蛇神了，整天打扫厕所。因为Selma回荷兰超过3个月，当局说违法，护照被没收。她不敢给父亲写信了，有一个英国专家要回国，Selma就托他给父亲带一封信，从英国寄出：昌被打为心理所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当清洁工已有两个月，除了批斗他的会议，没人和他说话。研究所里贴着反对我们两人的大字报。我们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昌和我体重加起来还不到两百磅。我不用再担心身材了。这里乱成一团。商店大都关门，北京来了许多外地年轻人。食物难求，得排很长的队，水果倒是有。我不知道学校还会不会开学。替我们哀悼吧。
他们过了一年多提心吊胆的日子，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曹日昌还没回家，心理所两个红卫兵到家里来，对Selma说，“能陪我们去一趟心理所吗？我们想聊聊。” Selma跟他们去了，20分钟后，又来了一帮人，翻箱倒柜。走以前，一个人对两个孩子说，“你们父亲是修正主义者，工资不会再发了。你们每人可以向心理所领十八元，每月一次。”
那天晚上，父母都没回来，以后也没回来，他们被抓起来了，整整5个月两个孩子见不到父母。到了8月，女儿要去内蒙插队，要求见父母，才得到允许。先是见到母亲，母亲很高兴见到两个孩子，但目光有些呆滞。交谈时，女看守凶狠地说，只许说中文。Selma的中文很不流利，平时在家都是说荷兰语和英语。听说女儿要去内蒙，她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几分钟后Selma就被带走了。
十五分钟后，父亲被带来了。他显得很僵硬，只说些场面话，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革命作出贡献之类。两个孩子很吃惊，父亲一向和蔼可亲，从来没见到父亲这样板着脸打官腔。儿子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感觉父亲已经绝望了。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一个月后传来噩耗，母亲死了。儿子收到通知，母亲“逃避惩罚”，已经死亡。曹日昌被强迫站在妻子尸体前，强迫他谴责妻子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曹日昌拒绝这样说，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半年后也去世了，享年58岁。官方报道曹日昌是患直肠癌去世，从来没有Selma死亡的报道。
1979年两个孩子回到荷兰，他们极想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2008年主动联系作家Carolijn Visser。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们提供的，包括他们在内蒙和河北的插队生活。其他一些内容来自Selma和父亲的来往信件，作者还亲自去中国进行过采访和研究。
Selma死后没有留下骨灰。这本书的中文版发行时，Carolijn Visser在台湾表示，这本书就是Selma的纪念碑。
“1948年，曹日昌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在乔冠华的领导下，他成为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写信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国，具体办理回国手续。华罗庚、严东生、黄宏嘉、钱学森等许多人回国都得到过曹日昌的鼓励或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