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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工的基本不用担心工作问题，有的时候几个单位抢着要，可以随心所欲挑选。曼彻斯特大学建筑硕士辜傅诲一回国，清华和石油学院都要他。清华建筑系全国有名，而石油学院正筹建新校园，急需建筑专家。结果教育部出面调停，双方协商，经本人同意后，人事材料分到清华，由清华借给石油学院一段时间。
也不是所有学理工科的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长。黄昆获得固体物理博士，回国后只能在北大教普通物理课程，大概是因为妻子是英国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冶金博士叶渚沛刚回国无金可冶，“在冰箱里冻了6年”。闲中无事，开始研究肥料问题，还写过论文。据他自己说，回国没赶上土改运动，希望能为农业生产“稍尽微力”。（无事可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苏联专家巴尔金反对他的冶金理论。）
也不是所有学理工的对自己的工作满意。1953年从英国回国的伦敦大学物理博士周光地被分配到一机部，以后不断换工作，先到北京电器研究所，又到常州磁性材料研究所筹备处，都不满意，江苏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议他去华东半导体研究所，去参观了一趟后，觉得条件太差。一机部又建议去上海电器研究所，他又觉得那里以试制为主，研究为辅，但暂时接受。以后不断给国务院专家局写信，要求调到科学院电子所或物理所，最后在力学所落脚。
1956年回国的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博士李荫远被分到了北大，这对多少人是梦寐以求的工作。可是他不满意教书，要求到科学院搞研究，而且提出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钢铁学院工作，帮助筹备金属物理专业，这样才算是“最好的安排”。
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胡日恒也不要去教书，“我在国内读的是物理系，到美国后入化学系，所以不适合教书，却对研究工作有特别的方便处，这一点希望在分配工作特别考虑。”
南加州大学哲学博士葛力被分配的第一个工作是中学教书，自己提出来可以在高等学府教心理学，后来才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这门课。因研究过科学方法论和逻辑学，最后被马列主义学院看中，算是学有所用。
有时候老海归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自以为是，国家请我回去，就要以贵宾接待。威斯康辛大学农业博士杨守仁一回国就提出要“在北京最好的大学教书或最高研究机关工作”，让“主人”很为难。
诸惠芬，高中肄业（高一）就自费去英国学习印染技术。三年后回来在香港呆了一年才回上海，要求教育部以留学生身份给自己分配工作。教育部向她解释她不符合条件，一因为教育部留学生的规定是“高中毕业以上程度，为进修目的出国，受到高等教育者”。二因为规定“回国后半年不到教育部报到者，自行解决工作问题”。
前国民党驻瑞士公使吴南如的公子吴迺康16岁就跟父亲去欧洲，在英国肯特大学读英文，后读日内瓦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正式成立，他与父亲决裂，19岁回到祖国。因“不受家庭经济接济，生活非常困难，希望能解决食宿问题。”政府念他“反叛”有功，按回国留学生接待，介绍他去华北农机厂工作。
医学博士沈淑瑾在美国有多家医院的医师证书，回国后被分到医科院，级别仅助理研究员，而且看不惯国内一些医疗程序，不同意一些“先进”经验，如从眼皮上抽血作试验，因而情绪很坏。
李惠年在巴黎卢瑟音乐学院从师Bernardi教授，学习声乐；在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从师Kedroff教授，学习古典音乐；在寿乐音乐学院从师Joachim教授，学习近代歌曲。回国分到中央歌舞团，没有级别职称，月薪仅100元，心中很不安定。冯淇辉是兽医博士，被分到华南农学院，职称为教授，工资却不是教授，让他情绪很低，想调到西北农学院，组织上不批。
级别、职称、工资都是小问题，政府一般很快就能解决。华南农学院通过教育开导，使冯淇辉转变思想，安心在华南农学院任教。1956年回国的化学博士何炳林被分到南开大学，工作热情很高。但到了61年，内部文件报道“南开大学何炳林科学研究工作遭到限制”，南开党委立即作深刻检查，“引以为戒，认真改正”。
难怪叶找我爸大谈奇思异想。。。
叶夫人是极可爱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