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湖畔
云淡风轻
（七）
1977年12月10日，星期六。自1965年最后一次高考之后，停顿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在北京举行。与全市几十万考生一起，我走进了考场。
“怎么好长时间没见到你？去哪儿了？”考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女厕所门口遇见了L。
“我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最近常常住在厂里，这样可以节省点儿时间。”
“呦，你还要考大学啊！你有那么好的工作，还上什么学啊。再说，你也不小了吧？大学毕了业再找对象，可就太晚了。还是别考了，找个人结婚吧。你看瑞香，比你大不了几个月，人家已经有孩子了。”
“我就是试试，不一定能考上。”这是我的心里话。那一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心里没底是一定的。
“连考得上考不上都不知道，这不是浪费时间吗？还不如抓紧时间赶紧找个对象算了。”L急切地说着。
我吃惊地看着她。知道她没有恶意，但是心里那一份别扭也是无以言表的。她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婚姻也已经支离破碎，还一个劲儿的鼓动别人放弃理想和追求，急赤白脸地往婚姻里钻。不去参加考试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能考上？厂里报考的同事，有一位只接受了四年小学正规教育的转业军人。人家都参加考试，我这高中毕业生怎么就是瞎耽误功夫了？
再说，就算我对自己的相貌和其它条件再没有信心，也不至于才二十一岁就为自己是否能嫁出去而放弃一切吧？更何况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人对我产生了兴趣，开展了攻势，还实施了表白。看来我还不至于像个木头桩子，不值得任何人关注。但是我没功夫跟Ｌ瞎掰扯，赶紧道了别。
历时两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考前复习功课造成的体力透支，考试时的高度紧张在精神松弛下来后一起找上门来。我病了，高烧和昏睡了两天之后，我支撑着病体，摇摇晃晃地去上班了。
对于考试成绩，我心里没数。只知道数学考的还不错，因为监考老师是数学教师，他在11号下午考语文之前告诉我：“这一教室的考生你的数学考的最好。我是教数学的，我认真看了你的答卷，没发现有错误。”但是我的政治一定考砸了。人人都夸我的记性好，中学时期我能很快记住俄文单词，数学，物理公式，甚至古文诗词，但是我永远记不住那些政治条文。这大概是我一直被评为“不求上进”的原因之一吧。
D家那一排房子的最南头有一间小耳房，大约七，八平方米。那几年由一位上海老太太占着。她夏天来住，天冷了，就搬到她女儿家去了。一把备用钥匙留在了我家，老太太特别说明，她不介意我们去住。高考后，我和妹妹在那间小屋里过夜。这样可以躲过母亲熄灯的催促。
终于有时间看闲书了，我捧着一本莫泊桑的《俊友》读到很晚。仿佛才睡着，我被妹妹摇醒了：“快醒醒，有人叫你救命呢！”
我蹭地一下从床上坐起，一阵晕眩和耳鸣。定了定神，听到门外确实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尽管声音很弱。急忙把裤子穿上，抓起棉袄的功夫只听砰的一声门响，一个男声高叫着：“哎呀，这是怎么啦？”听声音是隔壁的翻译，Z先生。
我慌忙推门出去，Z手里托着L对我吼道：“他们可能中煤气了，D和孩子还在屋里！”。
D家的门大敞着。屋里没开灯，但是炉子的火盖儿敞开着，散发着红光。借着炉火的光亮，我看见D立在里屋门口，一手扶着门框，眼睛上翻，样子挺可怕。我叫了他两声，没反应，推了一把，没推动。情急之下，我一头撞在了他的胸口上。D晃了晃，倒了下去。我试图把他拉出屋，哪里拉得动。四下看看，静静还在床上，赶紧把小姑娘抱出去。返回屋里的时候，已经有其他邻居闻讯而来。大家一起努力，把D抬出门去。
院子当中铺上了被褥，D一家三口被安置在上面，大家拿出自家的被子给他们盖上。清醒后的D 痛哭流涕：“都是我的错，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发现蜂窝煤炉子要灭了，就把盖子打开了。想着如果着上来就能看到亮儿，再盖上盖子。没想到自己睡着了。”
原来，L半夜被尿憋醒，刚一下床就头重脚轻地栽到在地。她意识到中了煤气，咬牙坚持爬出了家。她知道我就住在附近，一直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去救命。
冷风吹过，我打了一个喷嚏。刚才跑来跑去，抱孩子，搬大人出了一身汗。这个时候才感觉到棉袄里面的睡衣还是潮湿的，人也像泄了气的皮球，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这死里逃生的一家，我为他们庆幸。同时希望他们因祸得福，重修旧好。
我母亲当时已经退休，被街道居委会请去做安全员。D家发生的煤气中毒事件让她老人家很懊丧，感觉是自己的宣传工作没做好。之后，她专门去D家检察炉子和烟筒，讲解如何防止煤气泄露。
高考之后就是耐心地等待，首先等来的是体检通知。
为了防止走后门，接到通知的考生被要求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我被安排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在我们局总部所在地，北京电报大楼对面的胡同里。
那天医院停止了门诊，专门为高考的学生做体检。大家排队等候各科医生的检查。最后一项是总体评估。一位考生看见自己的评估为“合格”，非常不满意，大声吵嚷起来：“为什么只是合格，不是优秀？我要是因为体检不够好上不了大学谁负责？”
医生笑了：“这位同学不要着急，这总体评估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种。你要是上不了大学也许是你的考分有问题，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合格’把你挡在校门外。”此话引来哄堂大笑。
而我却笑不起来，我的总体评估上还没有留下“合格”二字。
之后，好几位医生走来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脏。他们听完就走了，什么话都不说。我心里油煎一样火烧火燎的，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参加体检的人都走了，诊室里只剩下我一个。许久，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走了进来，坐在了办公桌前。
“你的心脏明显有问题，我们几个医生都听过了。大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女医生的胸前还挂着听诊器。
”虽然没有验血，但是据我从医二十几年的经验，你一定有贫血症。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能去上大学的。大学生的生活很紧张，你的身体跟不上。”女医生对我说。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心脏有问题。手术前体检时也被医生发现过。但是手术还是必须做的。医生们在术前专门做了应急安排。之后父亲带我去看过专科医生，据说我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当时没有什么医疗手段可以将其治愈。医生说需要注意营养，注意休息。如此我的体质一直比较弱，容易疲劳有了合理的解释。
“大夫，我以前也是结结实实，胖乎乎的。就这几次手术把我搞成这样的。我还年轻，很快就会恢复的。”我恳切地对她说。
“但是你心脏的杂音很重，心率不齐。上大学有多辛苦你不知道，我也是为了你好。”
听了她的话，我的心在往下沉。泪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涌出了我的眼眶，顺着脸颊往下流。我掏出手绢堵住汹涌而来的鼻涕眼泪。
须臾，我鼓足了勇气：“大夫，求求您了。我好想去上大学！如果考分不够，还可以再努力，体检不合格，这辈子也就不用想了。考试前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也过来了。上大学是全脱产，怎么反而不行了呢？”说到最后，我已经泣不成声。急忙用手绢堵住自己颤抖的嘴唇。脖子似乎失去了支撑头颅的力量，我将额头搭在医生办公桌的边缘上。
我的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有生二十一年，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这样低声下气地求人。过去无论是拉练学农，还是挖防空洞搬砖筛沙子，没有一次因为我心脏不好而缺席过。如今却因此而被阻挡在大学的门外。
半晌，只听女医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你这孩子也是够可怜的。好吧，我给你放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看到体检表上医生最后的评语“合格”和她那美丽的签字时，身体里一下子充满了力量。一股暖流夺眶而出，巨大的气流吹出了一个漂亮的鼻涕泡。这一次不再是委屈和恐慌，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喜极而泣。
女医生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她拨开我散落在额头上的头发，帮我别在了耳朵后面。“记着，如果你进了大学，别太玩儿命念书。你才二十出头，今后的路还很长。如果拼光了身体，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从北京市第二医院出来，已经是掌灯时分。踏着路边的积雪，我满怀欣喜地跨上七路公共汽车，向着家的方向而去。
班组里的老吴说：“那个最先告诉你大学录取通知的人，你会记他/她一辈子。”对于我来说，那人是否告诉我录取通知，我都会对他永生不忘，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大学工作，我报考的是他供职的那所学校。体检时经历的一切我并没有跟父母或其他人提起。
一天夜里，我梦见一条巨大的蟒蛇盘在工作单位的楼道里，嘴里吐着红色的信子定定地看着我。第二天上班，我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班里的同事。班长告诉我，梦见蛇是好事。“你应该很快就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吧？”
那天傍晚下班后，父亲告诉我，我已经被学校录取了。父亲带来的好消息使我兴奋地睡不着觉。但是上大学的路还没有完全铺平，我在母亲那里遇到了阻力。她不同意我去上大学。
至今闭上眼睛就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父母和我在他们的卧室里谈话。这种情况在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你已经有工作了，还上大学干什么？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找工作吗？”这是母亲反对的理由。我默不作声。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并不支持我考大学。自从我报了名，我的家务活儿激增。下班后忙完家务，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功课。这也是我想方设法住在厂里的原因之一。
考试前工厂给参加高考的员工放假三天。我没告诉家里，每天照常去上班，躲在晒图室里复习功课。另外，我报名时填的三个志愿都是父亲所在学校，只是专业不同。我知道，如果父亲所在学校录取了我，他一定会帮助我说服母亲。
果然，谈判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进行的。我一直不说话。在我的记忆里，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忤逆过母亲的意愿。但是这次不同，这是我拼尽了气力得来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好在父亲是我的同伙。
“今年那么多人参加考试，考上不容易。怎么能不让她上呢？”父亲在替我说话。
“她能考上，这就行了，说明她有这个能力。已经有了工作，大学也就没必要上了。”母亲坚持她的观点。
他们争来争去，最后母亲终于松口了。但是开出的条件很苛刻，每个月只提供二十块钱做生活费，寒暑假还不在内。“国家给学生的困难补助最高是二十二块钱，我们总不能比那个标准还低吧？再说，我们并不是拿不出这点钱啊。”父亲还在替我争取。
“就二十块，不愿意就别去了！”母亲坚持她的主张。
“好，就二十块吧。妈，谢谢您同意我去上大学。”母亲终于同意了，我大喜过望，完全不去计较母亲的经济制裁。只要能去上学，每月是二十还是二十二块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院子里的邻居们得知我要去上大学都为我高兴，大家纷纷表示祝贺。D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尽管煤气中毒事件之后，他对救了他的邻居们客气多了。然而，我的心已经飞进了学校，他怎么反应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D现在每天回家，家务活儿也抢着做。就是没什么话说。”L告诉我，她看上去心情蛮好的。“那好啊，看来他有所改变了。”我的目光停留在Ｌ额头上那道浅浅的伤疤上，那是她煤气中毒时从台阶上摔下来磕破的。我真心希望他们的婚姻如同她脸上的伤一样，血迹斑斑，痛彻心扉，结痂成疤。虽然毁坏了容颜，但是毕竟不再流血，不再疼痛。
我告诉L，我要去上学了。今后住在学校，我们见面和聊天的机会一定比以前少了。
”哦，听说了。真不明白念那么多书有什么好。”我要是告诉她自己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和我妈那儿求爷爷，告奶奶，死皮赖脸才得到上学的机会，她一定以为我傻的吃鼻涕。
“我从小一看书就犯困，甭管是什么书。“Ｌ笑嘻嘻地继续。她的话让我回忆起几年前那个文艺范儿的D。看来他俩结婚前就有很大的差距。
壮壮还在全托幼儿园。他已经五岁了，是个很听话的男孩子。静静那一年九岁，依旧非常安静。
我无暇顾及对门的生活，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了。
北京的变化太大了，西单十字路口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痕迹一点都没留下，新建的buildings没什么特色。庆幸电报大楼还安然矗立，虽然里面的业务已经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