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6）坐看渡江惨案，静待结业分配

三、我的文革十年（6）坐看渡江惨案，静待结业分配

1967年，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当时，我就在武汉军区旁边的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学生宿舍住着，白天在宿舍看看书，打打扑克牌，晚上在幼师练琴房，恩师张继志老师教我下围棋，耐心等待结业被分配工作。说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也未尝不可。尽管校门外非常热闹，特别是武汉军区大院更热闹，但校园里面却静悄悄。我无意于那热闹，生活在这平静的校园，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已经没有当年高考名落孙山后对未来的纠结，不论被分在哪里，都是当老师，而且，不论在哪里当老师，现在都没有书可教。看看恩师张继志，资深语文老师，现在就靠教我下围棋享受教学生学的乐趣，我还能期待什么呢？想起妈妈经常说的“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归元寺的罗汉，站的站一生，坐的坐一生”，听天由命吧！

现在网络上有许多许多文章记录了“七·二零”事件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只要轻轻点一下“武汉七·二零”，就可以全面了解那是哪些人，哪些事。

7月31日，平静的校园突然热闹起来。原来，“七·二零”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预下，武汉造反派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他们决定在8月1日举行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以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当时，留在学校的主要是短训班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学校“钢二司”负责人接到造反派总部通知后，立即组织大家报名，不论原来是不是造反派，只要愿意参加横渡长江活动的同学都可以报名参加。当时，我们宿舍的同学有的在下棋或打牌。我们曾一起去郧阳避乱的张思斗，跑过来对我说：“我们明天也去参加横渡长江吧！”我说：“我不会游泳。你会游，你就去吧！”

“你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呢？再说，不会游也没有关系，每个人发一个救生圈，保证你淹不死！”

“你去吧！我真的不会游，而且不敢下水！”

本来，生长在“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武汉人，会玩水是必须的，但是……

1958年暑假，我到大哥大嫂工作的东湖风景区牛奶场去勤工俭学赚学费。有一天，该场安排我们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乘小木船去牛奶场边一条河的对面劳动。

收工回场部时，一位带队的年轻人跟我开玩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不会。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把我推下了河，我拼命挣扎还是沉下去了，那年轻人看我是真的不会游泳，就赶忙把我救上来了。急救后让我躺在场部会议桌上，休息了一两个小时才恢复元气。差点淹死的心理阴影，让我从此不敢下水学游泳了。

张思斗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八一渡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各单位的方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一样，人人希望快点下水凉快一下。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死死拉住了脚，后面的人还在不停地被他们后面的人推下了水，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一蹬，向江中游去。几乎所有的方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的中华轮渡码头，长江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第二天，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站在长江大桥上武昌桥头堡那里，扶栏低头看着武警的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杵，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一个个正值青春年少的鲜活生命，就这样了结了！真是惨不忍睹！

我庆幸自己因为不会游泳而逃过了这次劫难。更庆幸共患难的老同学张思斗，临危不乱死里逃生！

渡江惨案发生之后，学校“钢二司”负责处理不幸罹难同学的善后事宜。短训班的造反派负责人与武汉一师、武汉教育学院短训班的造反派负责人一起，到武汉市教育局要求尽快进行结业分配，且必须对短训班学生的这一段学历予以认定。

据说，三校造反派后来常驻武汉市教育局几个人，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终于达到了一个目的，“年底前所有短训班学生结业分配到位”。至于“学历”问题，悬而未决。

结业分配工作由造反派负责，他们给武汉市教育局人事部门提供分配方案和学生名单。武汉市教育局给各市属学校和学生本人发通知。我们语文（2）班，我和好朋友韩宪伟被分到硚口区“武汉市工农军中学”，后来改名为“武汉市水厂路中学”。

【附录】老朋友张思斗二三事

1967年12月中旬，我的十年文革中的一位亲密战友张思斗，师资短训结业后，分配到他家附近的武汉市繁华闹市某中学工作。作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他能说会道，从小生活在武汉最繁华的商业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三轮车夫，言语之中世俗俚语总是随口而出，耳濡目染，练就了他的风趣幽默的口才。他的小学语文老师，严格的写字训练，让他后来不仅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而且在短训班两年，还练就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完全具备了一位优秀语文教师的“一口话一手字”的良好素质。

但是，他分到那个中学以后，领导发现他的最大优点是，不仅听领导的话，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当然，这些优点也是从小受家庭熏染及父母教育的结果。他父亲每天早出晚归，踩着三轮车满街去拉客，为一家人赚生活费，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九岁多才上小学，放学回家还要为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年龄再稍长，家里挑水卖煤等一些重活都是他去做，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于是，领导给他分配了一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负责领导学校挖防空洞的工作，落实上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任务。从此，他身先士卒，晴天满身灰，雨天一身泥，“战斗”在防空洞的工地。学校领导为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决定发展他入党。入党后，面对老朋友的祝贺，他笑称自己是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员。

学校党支部一致通过了发展他为预备党员。没有想到，区教育局党委组织科要求学校党支部，进一步了解他父亲的历史及他的爱人（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称“夫人”）的家庭背景情况。

他的父亲解放前，被抓壮丁当过“国军”，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父亲逃跑回到黄陂老家。汉口解放后，到汉口六渡桥最繁华的商业区，当了一个三轮车夫，就在“武汉一男中”（即后来的“武汉一中”）操场围墙外搭了一个简易棚子，一家四口蜗居在那里。当时他只有七八岁，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早出晚归踩三轮养家糊口，妈妈外出打零工贴补家用，他在那个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茅房带着弟弟玩。

他的父母靠着中国农民坚持不懈的勤巴苦做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日积月累，终于将破茅草房变成了一栋简易的二层楼房了。

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伪军”家庭，又因为解放初期，父亲顶撞街道办事处主任，而被定为“坏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1965年考大学，他理所当然“不宜录取”。因为高考成绩优秀，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老师。在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两年期间，就开始与也是“不宜录取”的、如今白头到老的同班同学谈恋爱。他比我们同届的同学大三四岁，短训结业分到学校不久，他就结婚了。他的爱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遗憾的是一生钟爱画画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

她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真是闻所未闻，可谓“奇闻”“奇冤”。直接后果是“一人被冤，全家受罪”。

她父亲原本在中国银行工作，月薪八九十元，但是，他感觉银行工作单调、枯燥，于是，“反右前两个月”，主动要求调到某食品公司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负责创作宣传画，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兴趣爱好。她妈妈是小学老师，月薪四十多元。她与两个弟弟跟爸爸妈妈住在汉口繁华的金融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无忧无虑。

天有不测风云。反右运动开始，他父亲是单位新人，同事们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公司一把手的高多了，是单位第一高薪；宣传科的六位同事，还知道他热爱画画，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无暇也不愿参与闲聊。开会鲜少发言，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也从不议论单位的事情，更不妄议领导。谁知道，运动后期，公司按上级规定的指标3%上报时，还差一个，于是就把他父亲这个没有片言只语“右派言论”、新来的“高薪”人士也报上去，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了三级，月薪只有40元。后来下放到郊区农场劳动改造。幸亏农场领导发现他的专长，让他劳动半天，还有半天到场部搞宣传，办“场报”。少受了许多“劳其筋骨”之罪。

但是，他的爱人在学校却受够了同事的冷眼歧视，领导的无端责难，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而离职。幸福家庭顿时坠入社会底层，娘儿四个每月指望他的那点工资维持生活，苦不堪言。每到发工资之日，都是13岁的大女儿（就是长大后成为我“文革战友”的夫人）去郊区农场取回来。她当时非常害怕去农场，那个年代，还不担心路上遇到拐卖妇女儿童的坏人，而是每次去父亲那里，场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还要求揭发父亲的右派言论，提高认识。每当她谈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情不自禁地怨恨自己的父亲，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爱好，而“害了我们一家”。

她从13岁起，每个月都要交给班主任一份“认识”材料，后来读初中，遇到一位党员班主任，还要求她每周交一份材料。她还那么小，哪里能够“认识”右派的本质，进而无情批判呢？于是只将所有的怨气都倾泻给了父亲。

1978年父亲被平反，单位找不到一份她父亲当年的“右派言论”材料，倒是学校的党组织退还了女儿写的厚厚几本“认识”材料。

最大的遗憾是她饱受磨难的母亲，还没有等到父亲平反之日，就撒手人寰，去了永远没有精神折磨、生活磨难的天堂。

她母亲的丧事，全靠夫君一手操办，让母亲一路好走，一路走好。

再回头说她的夫君入党的事。

区教育局组织科负责人再三叮嘱学校党支部，对出生“坏分子”家庭的他能否入党，一定要慎重。但是，学校党支部深感，如果这样一位劳苦功高、所有党员一致同意他入党的同志，不能加入组织，实在不好开展党建工作，恳请组织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批准该同志入党的报告。

区教育局组织科深入学校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基本同意基层的意见。决定在批准他入党之前找他个别谈话。

谈到他与她爱人的出身问题时，他说，如果当年武汉市教育局不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集中起来，送到短训班培训，我们还真难相遇，她住在金融一条街的“富人区”，我住在学校围墙边的贫民窟。 

我们当年集中到短训班时，曾百思不得其解，国家一再强调各级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但是，又集中一大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就不担心这些人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吗？这样明显的悖论，居然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

而我们在短训班的男女生到了恋爱季节，正逢文革“老子英雄儿好汉”横行一时，“老子反动儿混蛋”甚嚣尘上。“地富反坏右”子女连串联、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基本权力都被剥夺了，难道还不能“惺惺惜惺惺”谈恋爱吗？而且全国都处在无政府状态，年轻人自由恋爱恰逢其时，于是“坏分子”的儿子与“右派”的女儿在短训班相识、相知、相恋，水到渠成。他用黄陂家乡话对组织科那位领导说，我这个“坏分子”的儿子，娶了“右派分子”的女儿，这不正好是“歪歪灶对歪歪锅”绝配吗？

这个俚语，是上世纪湖北省黄陂县（现为武汉市黄陂区）农村人说的话。其语意不难理解，说的是百姓生活中“灶”与“锅”不可分离的关系，歪歪灶正好与歪歪锅配对，这是本义。它的比喻义就相当丰富了，意会即可，无需言传。

（一辈子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幸福老两口）